人说，每一块墓碑都是一本长篇小说，写着墓中这个人的一生。我说，我心中有一本长篇小说和一万块钱，写着我生前的秋叶夏花，赚一笔柴米油盐。请听我的小说、我的钱，说一个文学青年的挣扎，一个老新闻的遗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青少年时代，爱读小说，读过杨沫的《青春之歌》，读过冯德英的《苦菜花》，读过曲波的《林海雪原》，读过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还读过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复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这不是为显摆拉书单，真读过，不少我国青少年也读过。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不说了，我写不出来。至于杨沫、冯德英、曲波、周立波的作品，看了一遍又一遍，掂量掂量自己，也就那么一回事，努努力，使使劲，我也写得出来，只要给我时间，有人管饭，有人出版，不信叫我写写看。写什么？早想好了，写一个地主家庭的没落，写一个穷小子的野心和挣扎，写1959到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家乡信阳“过粮食关”……可惜，心里想，手没动。后来干了新闻，写时评政论。想法变了，要像旧小说中的秦叔宝、赵子龙、岳鹏举，要凭本事上边关，一刀一枪拼搏功成名就，不能一生为了一本小说，为了一万块钱。社会的选择左右个人的选择，屁股决定脑袋，眼前利益比长远利益诱人，我这块“砖”被搬到报纸上，尽心尽力，从一而终。老了，回想当年为什么痴情写长篇小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听说《青春之歌》《苦菜花》《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的稿费为一万块钱。一万块钱，当年是笔天大的财富。凭家父一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凭我暑假打短工一天一块二毛五的工钱，我们爷俩苦干一辈子也挣不到一万块钱。当年，大米一毛二一斤，白面一毛七一斤，自行车一百多块钱一辆，缝纫机一百多块钱一台，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才一万多块钱。一万块钱在信阳，能买一处大房子，父母亲住得宽敞，我娶媳妇也有新房……巨大利益是穷小子的巨大动力，我得下决心写小说，写长篇小说，写值一万块钱的长篇小说！没什么难的，我既有逻辑思维也有形象思维，既懂源于生活又懂高于生活，我会“写两条线”“左右开弓”，我会讲故事，让听众或义愤填膺或泪流满面。写吧！点一支“黄金叶”，泡一杯毛尖茶，找个林道静，找个杨子荣，找个赵光腚，再找几个贪官污吏、牛鬼蛇神。不信写不过他们，不信没人给我出版，不信出版后不洛阳纸贵，不信拿不到一万块钱。后来，退休后，我想，如果这辈子不干新闻，埋头苦干写小说，能不能写出点名堂？结论很悲观。

偌大中国，才子才女，千千万万，有多少写小说的，写出名堂的又有几个？感谢陈忠实，他的不世才华，他的脚踏实地，他的呕心沥血，给我上了一课，有差距，有很大的差距，我使出浑身解数也写不出《白鹿原》，那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陈忠实比我年长，走时74岁。他以生命为代价，写了一本躺在棺材里可以当枕头的《白鹿原》。我舍得自己这条命吗？终于想明白了，写一部长篇小说不难，赚一万块钱不难，但要写出一本《白鹿原》，难！陈忠实一辈子一本《白鹿原》，死而无憾。年轻时，批判过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丁玲1952年从莫斯科访问归来后，面对带回的俄罗斯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的文坛名著，慨叹曰：“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写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时间，能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丁玲说错了吗？没错。许多人写一辈子，没有写出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不是事实吗？我心中有一本长篇小说和一万块钱。这是我青春之梦，梦醒后，谨写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