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䘵山突然起兵反唐，这个事件标志着唐朝盛世的终结，拉开了长达八年的叛乱序幕。然而，安䘵山起兵的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杨国忠和唐玄宗的宠信，而是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更深层次因素。

安史之乱让唐朝从顶峰滑落，表面上看是朝廷内部的权力争斗。然而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安䘵山的叛乱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这场动乱不仅涉及到个人的野心和权力斗争，更包含了唐朝的制度缺陷和军事实力的失衡。

唐朝为了防御外敌，在边疆设置了十镇节度使，授予他们地方军政大权。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为了加强边防，但却未料到会滋长地方将领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野心。安䘵山担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使得他手握重兵，并对中央形成了绝对的军事威胁。750年，唐朝各镇兵力总数近50万，而中央军却只有9万余人。这种外重内轻的兵力部署，让地方节度使有了与中央抗衡的资本，安䘵山正是利用这一点，逐步扩充实力，蓄谋反叛。

安䘵山自幼在军中长大，虽出身平凡，但其军事才能不可忽视。安䘵山善于进行政治投机，他通过贿赂朝廷权臣一步步提升自己的职务，甚至不惜请求成为杨贵妃的养子，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安䘵山真正的意图是借助高层的支持来扩充自己的力量，以便进一步实现个人的野心。

当时的唐玄宗晚年处于昏庸状态，朝政多由宰相李林甫或杨国忠代为处理。李林甫和杨国忠在干预朝政时，一个极力讨好，一个则疯狂打压，这种政治环境让安䘵山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不断发展自身势力。754年，安䘵山企图通过谋取河东节度使的职位，使其控制三镇军力和地缘优势更为明显。751年河东节度使一职的争夺，就是安䘵山全面进军的重要一步，他成功说服唐玄宗，目的就是为了整合三镇军力，并为之后的反叛铺平道路。

在实力扩大的同时，安䘵山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他不仅在军事上做好了充分准备，储备了大量粮草和军械，更是在政治上进行了大量部署。他收买了不少朝中高官，让自己的亲信安庆宗在京城任职，并联姻以增强政治联结。安䘵山的亲信部将如田承嗣、李归仁等，都是他长期培养的心腹。这些布局，都为他在关键时刻能够顺利起兵提供了有力保障。

节度使制度造成了地方军事力量的过分膨胀，并且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这一制度设计让地方节度使握有实权，与中央形成了复杂的权力角逐。安䘵山看到自己势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在唐玄宗晚年权力中枢混乱的情况下，看到反叛成功的机会变得愈加成熟。674年，安䘵山通过募兵制扩充了大量的汉胡杂兵，让自己的兵力快速膨胀，这些士兵成为他日后起兵的重要力量。

唐玄宗本意通过设置节度使，借由边军防患于未然，却没能预料到安䘵山的野心和实力。在中央对边疆军事的控制渐显薄弱之际，节度使们的实力不断壮大。而安䘵山抓住这一时机，逐步积聚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资本。唐玄宗试图通过安插内应的方法控制安䘵山，但其昏庸使得这一步未能奏效，反而给了安䘵山更多的信心和筹码。

综上，安䘵山起兵反唐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与杨国忠的矛盾和唐玄宗的宠信，更多的是因为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地方军事力量过度膨胀，和安䘵山本人在实力不断扩充中野心的无限增长。这场以“诛杀杨国忠”为名的起兵，只是安䘵山精心策划的一个借口而已，真正的背景是唐朝体制的缺陷和安䘵山个人的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