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清时期，卫河作为豫北地区连接京杭大运河的唯一水道，成为中原地区与环渤海区域的直隶、山东、天津等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便利的水运带动了人员、物资、资本等城市要素的在卫河沿线的快速流动，在这条运道的节点位置上相继崛起了一些如道口这类的商业市镇，对沿线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同样处于卫河沿岸的副县级城市卫辉，受卫河的影响，城市发展轨迹虽与道口相似，但亦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

在水运交通地位的下降与近代交通工具的冲击、国家政策改变、经济结构性重大缺陷的不利因素之下，卫辉走向了衰落。

然卫河仍是卫辉发展优势所在，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热潮中，卫辉当地应充分利用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特色鲜明的运河城市，将有关历史遗迹保护和传承好。

一、卫河开发与水运交通网络的形成

1、明清之前卫河开发与城市发展

首先对卫河进行开发的是曹操。建安七年（200），袁绍与曹操成为了占据黄河下游南北的最大地方势力，为了统一黄河下游，双方于官渡大战，最终曹操战胜袁绍，成为黄河下游最大的地方势力。

虽然战胜了袁绍，但袁绍的残余势力依旧很大，盘踞于其大本营邺城一带。为了彻底清除袁绍残余势力，同时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

曹操于“（建安）九年（202）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

隋炀帝时期，是对卫河进行大规模开发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卫河在中国古代水运交通网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

隋代对永济渠的开发主要是在利用曹魏黄河以北旧有的水运渠道的基础上实现的。

魏晋南北朝遗留下来的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水道，经过南北朝时期的频繁的战乱，已经不具备全线通航能力。

《水经注·淇水》载“后背洪枋具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后遂废。魏熙平中复通之，故渠历枋城北，东出今渎，破故堨。”

可见，渠道年久失修，时而中断，已经难以通航。为构建一张全国水运网络，对河北平原上的既有水道的利用和修竣必不可少。

唐前期的漕运，永济渠是主要的运输通道，洛阳含嘉仓的粮食多从河北道经永济渠运送，其出土铭文载：“合纳德濮魏沧等州，天寿元年租粟八千六百九十五石。”

永济渠还承担了军粮物资的转运，武后时期，东北边患严重，即令“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艘已至巩、洛，既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

在漕粮、军资运输的带动下，卫州地区的黎阳成为河北道重要的仓储基地，黎阳获得了较快发展。

此外，卫州州治汲县（今卫辉市区）为永济渠沁河故道与清水交汇之地，成为永济渠上的航运节点，唐代永济渠以卫州为起点，卫州航运优势也十分明显。

唐代河北道丝织业、制盐等手工业较为发达，永济渠应承担了这些物品运输。

北宋时期又称永济渠为“御河”，据记载“御河源出卫州共城县百门泉，自通利，乾宁入界河，达于海。”

然后沿永济渠故道至乾宁（今青县）入界河，界河（白沟河）到天津入海。

北宋的御河与黄河并不沟通，无法通过水路直达开封，其作用自然无法与开封附近的漕运四渠相比，因此“御河也不再具有原先漕引江淮、利通南北的作用，而成为一条地方性的河流了。”

2、明清卫河治理与以卫辉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构建

明初，卫河是漕粮北运的主要通道。《明史·食货志》载：“洪武元年，命浙江、江西及苏州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

这一漕粮运送行动，为北伐进军大都做准备，其后来的北伐进军路线也是沿着卫河北上的，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此《明史·徐达传》阐述的更加详细“遣裨将分道徇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师次临清，使傅友德开陆道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遂引而北。”

卫辉、彰德、广平、临清都位于卫河沿岸或有河流与卫河相通，这次进军路线基本与卫河的河道走向无异。此外，明初黄河不断决口，也促成了卫河在南粮北运中的主导地位。

在宋礼疏竣会通河之后，卫河转变为以输送河南、山东漕粮为主的水上通道，相比明初动辄百万石的漕粮，到现在的几十万石，表明卫河重要性相比于明初已经大大下降了。

二、卫河对明清卫辉城市发展的影响

1、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

传统农业社会，各地之间的大宗长途运输主要以水路为主，因而各地的物资多集中于河流和运河港口。

“港口无论大小，都有自己连接腹地的运销网络，借此输入腹地的出口物资，将进口物资销往腹地各地。”

明清时期，卫河作为连结河南和京杭运河的主要通道，沿途的州县的货物都经由卫河转输各地。

“运河是一个动力源，它推动者沿途州县商品经济的兴盛。”卫辉沿河河港节点的区位优势，加上河南漕粮兑运、长芦盐专卖的加持，周围州县或外省的商品货物大都由卫辉集中转运各地。

流通中转贸易的兴盛，大量的人员、船工、商人在此活动，带动了卫辉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城市经济迅速繁荣。

卫辉地区流通中转贸易的兴盛的基础在于政府对卫河河道的修治以及附属之上的漕粮水次仓以及码头设置，这些为漕运服务的基础设施不仅为国家漕运服务，更成为了民间商品流通的重要设施。

正如“尽管私人商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临清的私营手工业依靠的是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这一政府投入的过程也形塑了运河沿岸其他城市的发展。”

在国家漕政的作用下，卫河作为河南漕粮运输的主要水上通道，因而卫河的修治十分重视，在卫河沿岸府县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确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修治规范，这保证了卫河的航运便利，进而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交通条件。

水次仓是国家在漕运运道沿线设置的漕粮交兑和储存场所，明清时期的水次仓在储存和兑运活动之外，也成为运丁与地区商人进行物资交易的场所。

卫河的贯通不仅使得卫辉的流通中转贸易繁荣，而且也给本地的产业结构带来新的变化。

这其中以为流通中转贸易提供便利的服务业以及参与流通的手工行业的发展和变革尤为突出。

在这之前，卫辉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其商业规模不大，服务业的发展也随着商业的发展十分有限，手工业更不必说。

中转贸易兴盛之后，这些情况有了大大改观，卫辉的服务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一批有着本地特色的手工业也随之出现，极大的改变了卫辉地区工商业不振的情况。

漕粮采买和芦盐转销贸易的兴盛，大量的商人、农民、官员、运军涌入卫辉，带动了卫辉本地服务业的发展。

为适应流动人口的衣食住行需要，从事水路运输业、商业交易中介、食宿、娱乐以及等行业大量出现。

明清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诞生的商品交易中介机构牙行。牙行主要负责介绍买卖、提供仓储和住宿等服务，“买卖要牙，装载要埠”。

卫辉商贸发达，对牙行的依赖极大。故卫辉地区的牙行获得了较大发展。

运输行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水路运输是卫辉主要运输方式，客货来往多通过船只，船运因而发达，王锡彤言“卫辉至京，水陆皆可行。陆行乘车颠簸甚苦，亦须十二三日程，价亦昂贵，水行则先至天津，后转北京。

平日大石桥下尝舣无数船……顺流东下十五日至天津”可知卫辉的水路运输船只较多，多停泊在大石桥（得胜桥）下，相比陆路，无颠簸之苦，故人们更愿意乘船赴天津、北京。

随着商业而来的还有娱乐业。商品明清时期的庙会不仅具有宗教功能，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交易功能以及唱戏酬神的娱乐功能。

卫辉府漕运商贸发达，来往的商人、运丁众多，商人资金雄厚，为保佑航行商贸安全，多建庙宇。

2、城市空间的扩张

“运河漕运体系是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重要基础，并使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形态和规律。”

卫辉是一座典型的运河城市，因卫河水运交通的便利，漕运、商贸的开展使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相比明初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由原来一座府城，增加了西关商业街区、西北两座盐店城，形成了三城并立的局面。

“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是城市职能不断强大，其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卫辉的城市职能也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由最初的行政、军事职能增加了商业、文化宗教等职能。

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卫辉归结为一座行政、经济、军事、商业、文化等类型专职职能城市，而是应称其为一座职能多元化的城市。

简单来说，卫辉的城市变迁可以视为由“一般地方”到“地区中心”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卫辉逐渐被赋予更多的功能，最终成长为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划分相对比较固定。基本上形成了“以官衙、文庙、仓廪、书院等建筑构成的行政社区是城市空间的核心。

以满足城市消费者需求而设置的市廛和商业街道，属工商业社区；街道和市廛中夹杂着许多饭馆、邸店、茶馆、戏园。从而构成了服务性社区；庙宇道观等构成宗教性社区。”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城市中的不同空间有着明确的界限。王笛认为“在中国，一位外来者可以通过观察城墙城门、街头巷尾、店面装饰、小贩摊点、公共庆典等特征，把一个城市与另外的城市区别开来。”

卫辉的空间划分与非运河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行政区多位于旧城，原有的商业空间只占旧城的很小部分，且十分分散。

而新城区靠近码头和水道，沿河而形成，街巷空间形态依据河流走向而定，不再拘泥于横平竖直经纬交错的棋盘状布局。

相较于传统城市呆板的空间划分，新城的这种划分空间灵活、多样，充满生活气息，突出了城市的特色。

卫河交通的畅通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在运河城市的行政区之外，靠近沿河的地区，形成了城市新的商业区域。

这些商业区域空间形态沿河展开，没有府城人为规划呈棋盘状的样貌，显得自然随意。

商业街巷大多也是依据河流走向形成，与城内的规划整齐，井然有序的街道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随着商业区对城市的重要性日渐提升，为了保护城外商业区，政府通过修筑城墙的方式，将城外的商业空间纳入城区，城市的空间得以大大扩张。

3、城市风气与民间信仰变化

卫河不仅是中原地区向京师运送漕粮一条水上通道，更是一条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卫辉作为太公、蘧伯玉君子之乡，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人民质朴，尚儒、勇武、任侠。

自明中叶商品经济大发展之后，在长期的商业文化交流中，本地的民风民俗逐渐发生了改变，商业经济色彩对社会民风民俗逐渐加深。

从社会内部结构上来看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以及阶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

影响民风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时间和地理这两大因素可以移风易俗以外，官府制定的政策、地区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都可以影响到某一地区的风俗习惯。

对卫辉民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卫辉漕运商贸交流频繁，使得当地的民俗从衣食住行方面和人的观念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还现在城市社会内部结构之中，主要为阶层和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

衣食住行属于物质层面的民俗，是一个时代地区民风变化的最直接体现。从衣着上来看，卫辉居民“衣服冠履向深朴素，近年城市渐尚华。”

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卫辉城市居民多由原来的朴素转而追去衣饰的华丽。饮食方面，日常“膳食以小米为主，大米惟宴会始用，不常食小麦”。

可见，卫辉居民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与简朴。而长芦盐业贸易的进行，给卫辉的饮食带来新的变化。来自外地的盐商和船工多居住于盐店街，以天津和开封来的居多。

卫辉民俗的转变从社会内部来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贫富分化日渐明显，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卫辉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使得城市内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在饮食上，富人多穷奢极欲，极尽享受。

而贫者只能“春月掘野菜，凡柳絮、榆叶、榆钱、苜蓿嫩时皆采以为食”，仅可充饥而矣。

庄家可将田地租与贫农收取租金或列肆经商，赚取利润。而贫人多佣公食力，从事劳作以赚取生活所需。“富者愈富，贫者愈穷”的现象在卫辉商贸发达的同时愈演愈烈。

民俗的转变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与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

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的风气，更多的带有了商业的色彩。

从具体方面来讲，这一变化是循序渐进的，变化最大的是城市居民，四乡居民受到的影响稍弱，这反映了习俗从城市扩展到乡村的特点时间上是缓慢的，空间上是由近及远的。

三、明清卫辉城市的发展动力

1、运河交通与城市发展

卫河是豫北地区沟通直隶、山东、京师的水上通道，由汉末曹魏开凿的河北运河、隋唐永济渠、北宋御河的开发为明清卫运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通道最南端可沿小丹河抵达清化镇，然后向东北依次经过新乡、卫辉、淇县、滑县、浚县、内黄、大名小滩镇、临清、德州、沧州、至天津三叉河口经海河干流入海。

卫辉处于卫河上的关键节点，向西南经卫河—小丹河可以至清化镇。许檀将清化镇与卫辉间的水路归纳为“小丹河于清化西门外东流，经修武、获嘉县入卫河，过卫辉、彰德二府出河南，至山东临清与运河交汇，北上直抵津京，南下可达苏杭”

清化镇的陆运可经太行陉至山西泽州、潞安地区，意味着山西的客货也可经这条水道，北上卫辉、临清、天津。

黄河以南州县无法通过水路与卫河直连，黄河以南的开封等府，可渡过黄河经延津至卫辉乘船可达卫河沿线各地，卫辉成为了舟车交汇之地。

在水运的影响下，城市的格局被鲜明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西、北盐店城、府西关沿河街区为代表的商业、服务业集中的商业社区；另一部分是以行政机构遍布的行政社区。

这种组团城市在运河地区很常见，代表了明清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体现行政规划与经济驱动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卫辉古城独特的空间形态。

京汉铁路通车以后，火车逐渐取代了卫辉的水运，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来往的客商将商品交易集中于火车站附近，这里的工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新的区域。

卫河沿岸的商贸活动减少，老城的发展逐渐没落。

2、国家政策制定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卫河位于黄河以北地区，大多数河南州县距卫河较远，运输不便，因此河南地方官民认为兑漕地离卫河上游越近，越便利河南州县漕粮输送和采办。

但运军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更希望河南漕粮兑运离卫河下游越近越好。

双方之间的博弈，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兑运地点也在代表河南地方利益的卫辉与运军同直隶官员属意的直隶大名府元城县小滩镇之间反复摇摆。

河南漕粮兑运地点之争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国家政策制定的反复性，体现了河南地方与运丁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的激烈程度。

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综合地方与运军两便之后，将河南漕粮定于彰德府内黄县楚旺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其政策也基本实现了对各方利益的协调。”

因为这一地点既于运丁方便又于河南官民运输方便，漕粮兑运之争最终结束。此后卫辉因漕粮采买的减少而只能依靠食盐贸易，较此前的迅速发展大大减缓。

3、商品流通与市场网络体系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是卫辉发展的关键，这一体系主要由基层市场和中等商业城市这两个部分组成。

“地区性商业中心或称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指在地区性商品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区域。”

毫无疑问，卫辉府城处于这一市场体系的顶端。卫辉在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凭借漕运水次仓以及河南长芦盐贮存地的优势，成为豫北漕运商贸重地。

其所经货船至少不会少于新乡，来往的商船将来自山西的铁器、煤炭，怀庆府的药材、竹货、煤炭以及本地粮食、棉花、染料通过卫河源源不断的运输到沿线各地。

经天津南下的长芦盐、海产品以及南方的杂货都可经卫辉转运河南的怀庆和开封以及卫辉本地，刺激了卫辉本地流通中转贸易的发展。

综上可知，卫辉的贸易范围至少包括怀庆府、本地以及天津、临清等地，是名副其实的中等商业城市。

四、卫辉的衰落与转型发展

1、卫辉的衰落

卫辉走向没落，与交通地位的下降与新式交通的冲击、国家政策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单一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之中，交通地位下降是最直接的体现，经济结构性缺陷从属于国家政策的制定。

从长时期的历史来看，国家政策的转变是更深层的原因，因为国家政策的施行，卫辉才依靠自身便利的水运交通，成为漕粮和芦盐的集中转运之地，因而带来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经济的变化，成为豫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反之水次仓移位、芦盐引岸制度废除改为沿铁路直销，卫辉的发展一落千丈。

交通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本质是对自然条件进行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改造。交通与城市密不可分，互相依托。

一方面，水运交通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条件，城市的形成、发展繁荣离不开便利的交通条件，因而城市多建于主要水道沿线。

另一方面，城市的兴衰与交通优势的存在与否有着莫大关系，尤其在近代交通方式出现之前，“城市以水运为主的交通方式，使河流水系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且主导城市发展方向，决定城市整体空间结构”。

交通地位影响到城市的兴衰，这在运河城市的发展史中尤为突出，卫辉的发展尤其倚重。

清后期至民国时期，追求富强，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了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

政策由南北经济均衡发展转向促进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国家把它的注意力转向了关键地区、而不是落伍的地区；而随着海洋运输的兴起，黄运没有一处变得重要起来”。

卫辉是因现代化而牺牲的边缘地区，随着政策性红利的消失，漕运逐渐被废除。

原来用于维持国内经济均衡的政策（如漕运）逐渐被抛弃，国家没必要将资金再投入对运河的维护，缺少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卫河的环境生态逐渐恶化，淤塞严重。

此外，卫辉赖以生存的通道不再便利，盐业行销引岸改为火车直销的方式，使得卫辉一蹶不振。

2、卫辉运河古城的现状与旅游开发

建国以后，城市建设火热展开，各地的城建开启古城墙的拆除浪潮，在这一过程中，卫辉的城墙已不能幸免，古城遭到严重破坏。

卫辉市内卫河河道也发生改变，经过裁弯取直，卫河彻底远离了老城区，残余的老城区卫河河道逐渐被居民侵占、河道狭窄，河道淤塞、垃圾遍布，水环境恶化。

此外，一些老街巷被改造或消失，卫辉老城现状与原貌相差甚大。

卫辉主要历史街巷名称保留完整，街道虽经改造，以水泥硬化路面，宽度略微增加，但基本脉络还在。

目前有规划的为望京楼历史文化街区、贡院街历史文化街区、盐店街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街巷是一个城市的脉络肌理，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扩张到城区的每一个街道，对历史街区的现状的研究有助于该城市历史发展情况，认识城市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为后续开发与传播城市文化服务。

卫辉古城现存的历史文化遗址种类众多，但除民居和祠庙建筑以及个别大型建筑保护较好以外，城市的城墙、水系（尤其卫河河道）、反映运河特色的历史街区大部分已经在现代化中被严重摧残只剩地名以及一小部分仅存。

总结

明清卫辉城市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便是卫河，卫河经过曹操的开凿与疏通，这条联通大河南北的大动脉雏形初显。

永济渠的开凿进一步延伸其南端，使其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一环；宋金时期，卫河成为一条地方性的河流，其作用发挥有限；这些运道的修治对卫辉地区的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促成了卫辉地区中心城市的改变。

元明清时期，卫河成为京杭大运河的辅助通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漕运顺畅的同时促进了沿线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得卫河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为明清卫辉城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卫辉既遵循北方运河城市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带有本身鲜明的特色。探讨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卫辉发展的轨迹，不仅丰富了河南运河文化研究的内涵，而且对卫辉及豫北沿河城市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