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领女真崛起的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自1593年自称“策穆特黑”、统一建州三卫起，便展现出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天赋。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他深谙分而治之的道理，认为必须打破女真部落间的松散结构，建立一套高度统一、协调作战与生产的制度。于是，1601年创立的八旗制度应运而生。

最初，他仅将自己的族人编入四旗，随着战争的推进，又不断吸纳其他女真部族以及汉人、蒙古人，最终形成包括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在内的八旗体系。这一制度集军事、行政、经济、生产为一体，八旗制度的成功为后来的清朝入主中原埋下伏笔，是努尔哈赤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并正式称汗的消息震动了辽东地区。当时，辽东仍在明朝势力的控制之下，后金的崛起对明朝边疆防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努尔哈赤通过不断的征伐，从周边的辉发、乌拉等部落手中夺取大量土地。同时，他对一些归顺的部落和汉人采取安抚政策，吸引文臣武将归附。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意识到女真族语言和文化的割裂对于统一的严重妨碍，为了克服各部落在日常行政和军事指挥上的沟通障碍，他命令学者以蒙古文为蓝本创制了满文。这套文字带有浓重的蒙古文书写风格，但又根据满语的发音进行了改良。满文的问世，使女真族第一次拥有了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正是有了文字，后金在法令、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播上与日俱进，为后来统治整个中国的清朝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努尔哈赤的崛起并非在没有挑战的环境中轻松完成，他几乎时刻处于与明朝的对峙状态。尤其是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以八旗军薄弱的兵力迎战明朝四路大军。他预判精确，巧用地利，以“十大战法”各个击破明军，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后金在辽东的扩张势不可挡。

尽管军事上的胜利不断积累，努尔哈赤晚年却被后代间的汗位争夺拖入了新的漩涡。按照女真传统，汗位的继承通常并非严格依照长幼排序，而是更注重能力和功绩。正是这种相对灵活的继承规则，导致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开始蠢蠢欲动，各自积蓄力量以求问鼎。

努尔哈赤的偏爱

努尔哈赤的晚年虽然笼罩在汗位争夺的阴影下，但他的目光却并未仅仅停留在眼前的权力斗争中，而是投注在他那两个年幼的儿子——多尔衮和多铎——身上。这两个儿子非但年纪尚轻，在众多兄弟中资历最浅，也未曾参与汗位之争的漩涡，显得尤为特别。正是这两个少年，却俘获了努尔哈赤最多的注意力和偏爱，成为这位开国君主晚年寄予厚望的存在。

多尔衮出生于1612年，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他自幼聪明过人，活泼机敏，年纪尚小时，多尔衮便表现出对军事与治国之道的浓厚兴趣。努尔哈赤对这个小儿子充满欣赏，每次用餐时，总愿意让多尔衮陪伴在侧。据史料记载，努尔哈赤曾不止一次夸赞多尔衮的天性聪慧，认为他日后必能成大器。

与多尔衮相比，幼弟多铎则更加活跃和果断。多铎生于1614年，比多尔衮小两岁，但却早早显现出一副少年猛将的风采。努尔哈赤常常带着年幼的多铎在八旗军营中穿梭，让他感受实战的氛围，甚至偶尔让他扛着象征军权的小旗帜。

为了培养多尔衮和多铎，努尔哈赤不惜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他对两个儿子的偏爱常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比如将大量珍贵的物资、土地甚至军械分配给他们，同时还特别安排优秀的师傅，为他们传授军事和文化知识。

多尔衮和多铎年少，且在家族中并无直接竞争的资本，为了让他们在未来权力的洪流中立足，他需要为两人铺好路。在努尔哈赤晚年的一项重要决策中，他将自己直接掌控的两黄旗中的六十牛录（相当于基层军事和社会单位）一分为四，自己保有其中一份，另外三份则分别赐予多尔衮、阿济格和多铎三兄弟。多尔衮虽然从中分得一份，但他此时尚未独立成为旗主，而是隶属于兄长阿济格掌领的正黄旗之下。

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是后金一年一度的朝贺典礼，满朝文武齐聚一堂，举行盛大的元旦仪式。正是在这一场合，不满10岁的小多铎名列第七（实为第六），跻身于列位大臣和宗室的行列。但多尔衮却因尚未具备足够的政治地位被排除在名单之外。

尽管多尔衮在公开的场合被忽略，但在资源分配和实权上，他的地位并非毫无亮点。努尔哈赤对多尔衮的偏爱主要体现在他所拥有的牛录数量上。除掉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及他的兄长和弟弟，多尔衮是后金内部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相比之下，他的领地规模甚至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和阿巴泰等地位显赫的宗室人物。

代善的失利与皇太极的崛起

代善是努尔哈赤的嫡长子，自年轻时就以英勇和忠诚著称，多次随其父参与重要战役，甚至在一些关键时刻承担足以左右全局的军事指挥任务。他立下的军功一度让后金的许多贵族和将士相信，代善理所当然是未来汗位的第一继承人。努尔哈赤对代善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却逐渐显现，尤其是在代善的生活作风暴露问题后，他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受到了致命打击。

史料记载，代善的“失利”并非始于战场，而是源于他的个人行为及在族内事务上的处理失当。努尔哈赤性格虽强硬，却极为注重长幼礼节和家规行为。一些传闻称代善因选择不受认可的方式解决家族内的争端，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严重触怒了父汗。更令人不齿的是，代善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屡次被揭露出有失庄重之举，他与一些女眷间的纠葛被家族内部所诟病，直接招致努尔哈赤的斥责。代善原本因长子身份和累累战功奠定的优势，遂从稳固的汗位竞争者滑向逐渐边缘化的困境。

相比之下，同样握有重兵的二贝勒阿敏虽一度被认为具备一定竞争力，但他的身份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短板。阿敏是努尔哈赤的庶兄舒尔哈齐之子，他出身上的“分支血脉”剥夺了他继承汗位的天然合法性。此外，阿敏喜欢炫耀功绩，行事高调且独断，不善与人合作，这让他在贝勒群体中人缘不佳，也导致他难以真正对汗位构成威胁。

至于三贝勒莽古尔泰，他是努尔哈赤嫡系血脉的一部分，且在战场上以勇猛出名，但莽古尔泰生性暴躁，为人刚愎自用，他的声誉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无可挽回。由此可见，虽然莽古尔泰是名义上的强力对手，但实质上，他的能力和品行不足以让人信服。

在努尔哈赤的几位成年的儿子中，四贝勒皇太极显得尤为与众不同。皇太极素以谨言慎行、心思缜密著称。在许多族内冲突中，皇太极常常扮演一个调停者的角色，这使他在四大贝勒之间显得较为温和且值得依赖。他并未急于公开表达继承汗位的野心，而是通过低调的姿态和稳健的策略，逐步积累自身的影响力。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皇太极开始悄无声息地扩张人脉。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宗室成员以及后金部落的中坚力量建立关系，成功将许多摇摆不定的支持者拉拢到自己一边。

汗位继承的无声较量

1620年至1626年，是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的最后一段岁月。随着努尔哈赤年事渐高，其健康状况逐年恶化，他自己的政治重心逐渐从战场上移到了朝堂内。然而，对于后一任汗位的明确安排，他却打了一手“含糊牌”，让几位成年的贝勒在明争暗斗中自相消耗。

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是最主要的汗位竞争者。这四人各据一旗，权势相对均衡，却又充满暗流涌动。长期以来，父汗努尔哈赤似乎默认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相信最终能通过这种竞争筛选出真正的继承人。这种放任的态度也让后金的朝堂充满了紧张气氛。兄弟之间彼此提防，暗中拉拢势力；即便在对外战争中紧密合作，回到后金内部后，依然不可避免地心怀戒备。

1626年成为这场无声较量的决战时刻。随着努尔哈赤在辽沈战场上因病去世，汗位继承问题终于被摆到了台面上。代善依旧凭借威望保持一定竞争力，但已显乏力。阿敏、莽古尔泰各有缺陷，难以赢得全族的普遍支持。皇太极抓住了机遇，他提出了以“家国团结”为核心的理念，成功争取到贵族首领与多数宗室成员的支持。最终，他在一场几乎没有太大波澜的会议上，被推举为继任汗。

参考资料：[1]陈作荣.论多尔衮在建立清政权过程中政策的两重性[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