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参加妇女训练班

1938年初春，我从醴陵到了长沙。为了节省盘缠，我和一些流亡青年 一起，住进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招待所。真是巧得很，在长沙火车站附近，我遇见了浙江省政府的钱清廉。

“沈小姐，你怎么到长沙来了?”钱清廉好奇地问。

钱清廉是英国留学生，在省政府是朱家骅的下属，因此与我经常见面，杭州沦陷之后，我们才分开。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我对钱清廉说：“我来长沙治病，现在想在长沙找个临时工作，挣点生活费。”

钱清廉马上热情地说：“我有个朋友叫任振威，也是英国留学生。她在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工作。我把你介绍给她，也许她会给你安排个差事。”说罢便写了个便函交给我。

我很高兴，拿着钱清廉的信就去找任振威。

我找到任振威，递上钱清廉的介绍信。任振威高兴地对我说：太好了!我们正需要速记秘书。她马上给我安排了一个速记秘书的工作。

任振威出身豪门，思想进步，当时是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的负责人之一。她一句话，我就进了妇女训练班。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创办的。1937年八一三 凇沪抗战失利后，张治中回到家乡，安徽巢湖之滨的洪家疃村。他在家乡休整 了一个月，蒋介石就任命他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

当时的态势是日寇将沿长江 而上，湖南必成为后方重镇，故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非得力且有威望之干员不 能胜任，于是蒋介石又选中了张治中。1937年11月张治中到长沙走马上任。他两 度深入底层，体察民情。

其中有一次还是微服私访。根据发现的问题和抗战形势 的需要，张治中制订了《保卫湖南的战争计划》等一系列实施“新政”的措施。 组建行政干部学校是实施“新政”的措施之一。目的是培养五万知识分子，分批 解决县长、督导员、政治训练员、技术辅导员、乡长、镇长、保长、妇女训练员等 岗位人员不足和落后的问题，以改变湖南省公职人员的整体文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妇女训练班设在长沙圣经学校(旧址在现长沙芙蓉区韭菜园，省政府 机关大院内)。当时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条件十分简陋。训练班的教师与学员 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伙食是免费的，每顿一个菜， 一盆饭， 一大桶清汤， 即清水加酱油，上面漂几个菜叶。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基本可以吃饱。八人 一桌，每桌选一个桌长，负责给大家分菜分饭。每天早晨还集体跑步出操。我对这种集体生活感到很新鲜，心情也很愉快。

妇女训练班的班主任是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她是一位具有爱国进步思 想的热血青年，不过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因此做具体工作的都是张治中手下派来的人。

妇女训练班分若干组，组长多半有大学学历，学员多为高中毕业生，不 少是从外地流亡到长沙有爱国思想的女青年。训练班没有课本和讲义，全 部由各组组长和外请的专家讲课，张治中本人还到训练班做过报告。我负责 把他们讲课的内容速记下来，整理成文，印成讲义材料，发给学员们学习讨论后，每个学员还要写心得体会。

训练班三个月一期。第一期结束后，不少学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有的还可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训练班上，我结识了罗叔章①、王汝琪②和罗琼③。

① 罗叔章(1899—1992),女，湖南岳阳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4年11 月入党。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79年经党中央批准，公开 党员身份。1992年1月在北京逝世。

② 王汝琪(1912—1990),女，河北省柏乡县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1938年11 月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司法部司长，司法部首届党组成员。1982年任司法部顾问。 1990年10月在北京逝世。

③ 罗琼(1911—2006),女，江苏江阴人，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女子师范学校，1935年参 加革命，1938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2006年4月在北京逝世。

罗叔章是妇女班生活指导组组长， 主要负责组训工作。王汝琪是理论组 组长。罗琼是文化事业组组长。她们在训 练班上讲课，分析抗日形势，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

——“只有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

——“我们怎样才能得胜?根据中国的条件，只有拖住日本人。他们气势很盛，想凭借精良的武器，速战速决。我们有辽阔的土地，有四万万同胞，我们要把日本人拖到泥坑里， 一点点耗尽他们的力量!”

——“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才是战胜敌人的惟一出路!”

我听了这些言论，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当时我并不知道三位组长真实的政治身份。她们讲课的时候，我做速记 格外认真。在三位大姐的引导下，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虽然是工作人员，可是罗叔章大姐有意识让我多参加一些学员们的活动。

一天，学员们在操场上学唱抗日歌曲，罗叔章大姐要我停下手上的工作， 去操场与学员们一起学唱，我很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唱抗日歌曲是我在妇 女训练班上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这天，来了一位教歌的老师，他留着一头飘 逸的长发，俨然是一位艺术家。教歌时既没有人伴奏，也没有发歌谱，他大声 唱一句，学员们就跟着唱一句。

后来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贺绿汀， 1934年以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国际上获奖，为乐坛所瞩目，后 来还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谱写插曲和配乐。

抗战爆发后，他 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赴内地宣传抗战。在深入敌后部队演出时获得 灵感，创作了《游击队歌》,并很快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流传开来。

不久前， 他回到湖南老家，接受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的邀请，到学校各训练班教唱这首《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由作曲家本人亲自教唱，学员们的情绪格外激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共 同抗战时期，全民的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加上曲调激昂动听，歌词朗朗上口， 一学就会。《游击队歌》形象地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 游击队与敌人周旋的真实场面。唱歌时，学员们热血拂腾，嘹亮的歌声久久回 荡在妇女训练班的上空。此刻，我的心仿佛也随着歌声飞到千里之外游击队的营地。

在训练班里，罗叔章大姐和我同住一室。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整理白 天的速记稿，睡得很晚。早春二月，长沙的天气很冷，我半夜回到宿舍，手脚 冻得冰凉，我就钻到罗叔章大姐的热被窝里睡觉。因为睡得迟，所以早晨经常会起得晚。罗叔章大姐总要让我多睡一会儿，等我起床后才收拾地铺上的被褥。

有时我睡得太实，醒不过来，罗大姐就一边拍我的屁股， 一边说：

“小鬼，太阳照到你的屁股了，还不起来!”

后来，甚至到全国解放以后，罗叔章等三位大姐见到我时，还会开玩笑地问：“安娜，打没打屁股呵?”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互相拍拍打打。

训练班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丰富多彩，十分充实。我在训练班心情非常愉快，原来很严重的胃溃疡病，竟不治而愈了。

我根据三位大姐在训练班的言行，猜想她们一定是共产党员。有一天， 我忘情地对罗叔章大姐说：“我也参加了革命，做特殊的秘密工作。你是不是共……”

罗大姐马上用手势制止我，微笑着说：“这种事不要随便对人讲啊!”

罗大姐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但是却使我越发敬重她。 同时我也意识到，根据“舅舅”(王学文)“保守党的秘密，不暴露自己”的 指示，自己这样做是过于鲁莽了。罗叔章大姐提醒我不能随便对人讲，及时为我敲了警钟。此后，我未再暴露自己的进步倾向和真实身份。

第一期训练班的后期，几个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把持了训练班的实权， 他们怕罗叔章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青年，因此经常阻止罗叔 章等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罗叔章等人就与他们辩论，双方各持己见，争吵 得很厉害。我每次在旁边观看他们辩论，尽管插不上嘴，我的立场和观点是 倾向三位大姐的。

在这期训练班结束之后，把持训练班实权的反共分子，就 不再发给罗叔章等人聘书。他们认为我是罗叔章的“小尾巴”,因此虽未公开解聘，但对我已有所警惕。三位大姐决定离开长沙去武汉。我本来就是要 到武汉去找党的，便随她们一起走。只是我们彼此都未暴露去武汉的真正目的。

与我们同去武汉的，还有任振威。

武汉街头巧遇“革命引路人”

1938年5月，我随罗叔章、王汝琪、罗琼三位大姐到达武汉。我在武汉举目无亲，无处安身。王汝琪的爱人陈传纲①的母亲家在武汉，我就随王汝琪大姐住在她的婆婆家。

① 陈传纲，又名成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文化 大革命”开始后被迫害致死。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武汉九省通衢，拥有贯通八 方的铁路线和堪称黄金水道的水上交通线，自清末以来就是内陆地区无可争议的工业、经济、金融中心，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声名显赫。

武昌也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此后几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现在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武汉还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刚刚进入五月，闷热的空气已经 笼罩武汉三镇。我到武汉时，正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蜜月期”。那时国民 党特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獗，政治气氛较为宽松。青年学生、文艺界人士 非常活跃。演讲会、读书会、街头活报剧等抗日宣传活动，形式多样。传单、 标语琳琅满目。我满怀革命激情，不由自主地融入了抗日宣传的洪流中，我参加了量才图书馆举办的读书会和歌咏队。

量才图书馆是以进步人士史量才的名字命名的。我在参加革命之前就 听说过史量才。他是《申报》总经理，还是上海市参议会会长、中国人权保障 同盟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与杨杏佛、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人关系 密切，为抗议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 保障同盟，他办的《申报》又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和“党化”教育 政策，积极宣传强硬抗日政策，因此得罪了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

1934年11月 13日，史量才在浙江海宁的公路上，被戴笠派出的六人特务行动小组枪杀。史 量才之死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我当时就是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

参加量才图书馆读书会和歌咏队的成员，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汉口的爱 国青年，他们虽然操各地方言，但是宣传的却都是抗日的道理。这些青年，以 江南一带和东北救亡青年人数最多，他们抗日情绪最激烈。在读书会上，我 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还在歌咏队学会了《女青年战歌》、《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

有一次， 一支歌咏队在武汉演出，其中演唱的有一首流亡歌曲《松花 江上》。领唱的是一个九岁的东北小姑娘，上百人的歌咏队齐唱，观众有上 千人。小姑娘的歌声虽然稚嫩，但是真挚、凄楚、如泣如诉；歌咏队浑厚的 齐唱，更显悲怆。

演唱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观众无不潸然泪下。 台上台下的抗日情绪融为一体，演出成了演员和观众的齐唱。尤其唱到最 后一句“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几乎成了千万人的 呐喊。

演唱会使我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震撼。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是不 可战胜的；领悟到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的主张的无比英明!我 深信，中国只要坚持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日寇必然会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逃灭顶之灾。从而坚定了我抗战到底，革命到底的决心。

“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的金山和王莹等人，此时正在汉口拍摄影片《最后一滴血》。剧组到我们的 歌咏队选群众演员，我被 选上了。我觉得拍电影很有 意思，欣然前往。

1934年我在 上海“南洋高商”上学时，受 同学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曾 做过几天明星梦，差一点就去 拍电影。没想到四年后，我又 被拉到了摄影机镜头前。开 始拍摄时，我有些害羞，总往 人群后面躲，结果被剧组人 员发现，几次把我拉到了最前面。

1938年，沈安娜参加武汉进步剧社，拍摄 电影《最后一滴血》时留下的照片

那时侯拍电影没有剧本，导演给我们几句台词，接着让我们挽起裤 脚管，光着脚， 一边唱《江南三月好风光》,一边插秧，拍了几个镜头。后来日 军进犯武汉，大家不愿做“顺民”,就各奔东西。而我心中还惦念着那部进步 电影《最后一滴血》,也不知拍成了没有。至今我还留着当时拍的卷着裤腿的一张小照。

在武汉，经任振威介绍，我认识了屈伯传。屈是任振威在英国留学时的 同学、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人员。5月下旬，世界学联会代表团应邀来到 武汉，受到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我听屈伯传说，中共代表团将在汉口召开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

我对屈伯传说：我也想去看看。

屈伯传说：好吧，你可以随我去参加欢迎活动。

第二天，是武汉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我早早地赶到开会地点。到会 的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友人共四百多人，场面宏大而热烈。更 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王明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 来和王明还在会上发表了演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王明，因为距离 较远，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是他们演讲的内容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周恩来 的讲演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有志青年抗日救国，很令人振奋，我听了顿时热血沸腾。

王明的演讲长篇大论，听起来也很新鲜，不过深奥难懂，当时觉得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但是他的语速很快，不大容易听得明白。

在欢迎会上，世界学联会的代表也讲了话。他们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到底，赞扬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这也使我大受鼓舞。

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聆听中共高级领导讲演的日子，因此我牢牢地记住了。

我虽然知道周恩来、王明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不知道他们的 职务。当然不敢贸然上前和他们联系，也不敢公开打听中共党组织的所 在地，只能在暗中寻访。

当时在武汉，只有“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是公开的，中共党组织和大部分共产党员仍处于地下状态。我想，即使找 到了“八办”,如果没有认识的人，自己的身份无法证实，党组织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么?

我感到自己像一棵无名的小草，漂在茫茫人海里，无奈而又 无助。此刻，我才意识到，我和明之把“到武汉去找党”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但我想，既然来了，就不可轻易退缩，要千方百计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天，我在马路上，边走边四处张望，心里寻思道：到哪里去找党啊!

我一抬头，猛地看到了一个高大魁梧而熟悉的身影。这不是在上海老北 门家里见过的鲁大哥——鲁自诚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喜出望外地大叫起来：“鲁大哥!鲁大哥!”

此人正是鲁自诚。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我相遇，于是马上把我拉到墙角边，惊喜地小声说：真没想到在汉口见面了。明之也来了么?

我说：我是一人来的。明之随后就来。鲁大哥，你什么时候来武汉的?

鲁自诚说：我也是刚来不久。

他告诉我，1937年他与华明之的妹妹华曼倩结婚了。她现在也参加了革命，已改名叫华韵三①。

① 华韵三(1914—1987),原名华曼倩，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之后一直协助鲁自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轻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我高兴地随口说：韵三，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与你的字“鸣三”相应啊?

鲁自诚笑而未答。

我说：现在我们更是一家人了!

鲁自诚是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明之和我的革命引路人和启蒙老师，过去我们就一直称他为大哥，现在他真正成了我们家庭中的成员。

虽然鲁自诚比华韵三年纪大很多，但是我对他们两个结为夫妻， 一点也 不感到意外。1936年秋，我在上海生孩子时，那会儿还叫华曼倩的华韵三，总缠着鲁自诚问这问那，当时我就看出她对鲁自诚非常仰慕，甚至是崇拜。

我还听见公公和婆婆议论过鲁自诚。

公公认为，鲁先生相貌堂堂，举止文雅，学问很深，像个英国绅士。婆婆觉得，鲁先生对老人很有礼貌，把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男人是可以放心的。

就这样，鲁自诚不但成了华韵三的偶像，也是我和明之以及舒曰信和沈伊娜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