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场的战略洗礼
1948年的春天，国共内战在东北战场进入了最关键的胶着期。自三年前日本投降后，这片土地成为国共双方博弈的核心区域。经过连续数年的反攻和运动战，东北野战军（简称“东野”）的力量实现了迅速扩充。到1948年，东野的正规军已达到70万人，外加分布在广大区域的地方武装人员30万人，总兵力逼近百万大关。而这些军队中的一大部分已经从战争中磨砺成了经验老道的部队，能够在复杂地形中发挥灵活战法，协同性和纪律性进一步增强。
相较之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力量明显日渐式微。国民党方面虽仍拥有55万正规军，但这些军队因常年分散驻守在东北的各个关键据点之间，兵力分布分散，各部队之间缺乏高效的协同作战能力。加之东北地形广袤，交通线稀疏且经常被解放军切断，部队机动性极差，这直接削弱了国民党军统筹调度和快速反应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东北长期承受兵源损耗，军队士气低落，难以与逐步占据上风的解放军对抗。
在这场攻守之战中，长春成了决定东北战局的战略焦点。这座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经营了十四年的伪满洲国“首都”，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一座不可忽视的交通枢纽，同时还拥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是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据点之一。
解放军如果能够攻下长春，就能彻底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防线，也能打通出关的战略通道，也正是因为长春承载着重要的防御任务，国民党对其死守不放，意图依靠其坚固的城防和充足的储备物资拖延时间，为援军争取战术机会。
围城打援的战术
1948年春夏之交，东野已经对长春发起了围城行动。这一次围城，采用了更为全面且复杂的“围城打援”战术：一方面，解放军在长春外围形成环形包围网，以压制城内守军；另一方面，则在广阔的东北战场上寻求机会，歼灭可能来援的国民党部队，力求通过削弱外围力量达到最终瓦解整个防线的目的。
城内守将是蒋介石派遣的嫡系——独立第60军和第新7军，其主将郑洞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资历深厚。这些守军意识到解放军的战术图谋，为了避免陷入“救援部队被围剿、主城孤立无援”的双重失败局面，果断采取守势。长春守军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出击动作，即使外围战事愈演愈烈，即使解放军多次通过佯攻和心理战试图诱敌出动，他们都保持了高度的冷静与克制，把所有力量集中于坚守城池。
长春的防御也得益于伪满洲国时期留下的军事工事。伪满统治时期，这座城市被日本人视为最为重要的据点之一。城墙经过日本十四年的精心修筑，不仅高大厚实，从战略角度上来说也被规划成易守难攻的结构。长春的南北主路和外围障碍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除非用重兵直接猛攻，否则外部军队很难迅速突破。这样的地势，再配合军队的顽强防守，使得解放军即便全力围困，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战果。
于是，围城之战变成了持久对峙的拉锯战。解放军在外围不断加强封锁，试图通过断粮断援迫使城中守军崩溃。
蒋介石的“新政策”
解放军的围困策略让城内的粮草供给问题变得刻不容缓，而蒋介石对此深感忧虑。长春城的守军如果长期得不到补给，不仅城池守不住，整个东北的防线也将溃散。于是，蒋介石下令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采取更为激进的资源掠夺政策，意图尽可能延长长春的抵抗时间。
蒋介石曾多次在电报中提到，长春周围的三十华里范围内，由于局势混乱早已成为土匪出没的温床，这些土匪不仅暴虐横行，更与汉奸残部相互勾结，肆意抢夺百姓的财物和粮食。为解决粮草短缺问题，东北剿总试图将这些土匪与汉奸收编为辅助武装，要求他们为国民党军服务。表面上看，这一策略似乎能够增强城防力量，甚至补充城内的后援部队，但实际上，这种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
土匪惯于烧杀抢掠，性情桀骜难以驯服，即便被挂牌收编，也多是虚与委蛇。他们在国民党军名义下，以“协助军需”为借口继续劫掠百姓，甚至在一些乡村直接掠走所剩无几的粮食，造成更加严重的民生危机。
与此同时，城内的局势愈发严峻。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资源的彻底掌控，长春守将郑洞国制定并实施了《战时粮食管理法》。根据这一法令，所有百姓家中存留的粮食都被严格限制在三个月的配额之内，凡超出部分一律上交，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宪兵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任何一点点隐匿的粮食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贫寒的老百姓在这种压力下，几乎到了倾家荡产、忍饥挨饿的地步。他们藏粮的手段越来越隐秘——有人将黑豆藏在屋顶的夹层里，有人将黄米埋进地窖，还有人将仅剩的面粉混入柴火堆中。然而，不论藏得多么隐蔽，搜粮队最终都会找到。一批批贫民因抗拒交粮而遭到毒打甚至处决，许多人在屈辱中选择绝望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了应对这些危机，郑洞国还推出了另一项政策：发行大额本票。通过本票收粮，他试图从流通市场中迅速获取物资。这种纸面上的财富掠夺，进一步侵蚀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物资市场因本票泛滥迅速崩溃，粮价飞涨，老百姓几乎到了用全部家当也买不到一袋米的地步。
郑洞国的抉择
郑洞国，作为长春防御战的最高指挥官，每天都面临来自蒋介石的严令和城内的惨况之间的双重夹击。这位曾一度以台儿庄战役中坚守禹王山的功勋扬名抗日战场的将领，如今他的“英雄光环”早已被城内的尸臭与哀嚎取代。
每次电报向南京催援时，得到的不过是推脱之辞。他最依赖的空投补给越来越少，据军方后勤部门的统计，目前每日空投量仅够供正规守军维持三天口粮，而长春城内新七军和六十军的士兵加起来近五万人，再加上大量非战斗人员，这点粮食无疑是杯水车薪。
接下来的会议上，参谋长龙国钧的一句话让全场陷入死寂：“六十军已经开始宰杀战马了。”郑洞国凝视着地图沉思良久，而饥饿的状况却让他说不出乐观的未来。最新的报告中提到，许多驻守阵地的士兵因长期营养不良出现昏倒情况，部分哨兵甚至在饿死前选择了自绝。
对普通百姓的管控还在继续加压。宪兵队每天强行搜查粮食，留下太多饥饿与死别的悲惨故事。永春路小学的教室里，教师李淑贞将家中最后一点小米藏进讲台，她希望用这点粮食撑过即将到来的秋天。她的隐秘很快被搜粮队发现。作为“泄粮者”，李淑贞的家人被认定为警示对象，数日后，全家五口吊死在教室的横梁上。
守军的起义与终局解放
1948年的八月，长春被连日的暴雨笼罩，积水流淌在街头巷尾，将满城的尸臭彻底冲刷开来。饥饿折磨着每一个还活着的生命，瘟疫不知从何而起，又以迅猛的势头席卷了整座城市。
人体最基本的求生本能让这些濒死的灵魂抓住每一个可能的希望。有人走投无路偷吃树皮草根，甚至有人铤而走险吃人肉，而更多的人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绝望，开始计划出逃。守军长期严防百姓外逃，他们生怕大批百姓逃脱，会让长春失去赖以防守的“人口掩体”，因此残酷地对试图越境的难民进行武力拦截。
9月11日清晨。这一天，长春东郊拉拉屯阵地的地平线上突然升起三枚红色信号弹，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瞬间扩大。起在铁丝网的豁口处，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出来，有老有少，他们步履蹒跚，有些人甚至拖着血肉模糊的双脚跪地前行。最震撼的是那些被家人背负着的婴儿和老人，他们早已被饥荒折磨得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甚至已经无法睁开眼睛。
解放军阵地的士兵看到这幅场景，无不惊愕动容。这些难民中很多人已面临生命的极限，他们太虚弱了，很多人甚至没有力气迈出脚步，只能被汹涌的人群推搡着向前走，还有人直接倒在路上，再也站不起来。短短三天，陡然涌出的饥民已经达到了两万余人，后续人流更是连续不断，解放军不得不迅速采取紧急行动。
面对这样的景象，解放军领导人林彪和罗荣桓紧急研究决定，发布了《处理长春外围难民的决定》。他们明确指示：出城难民一律放行，不仅如此，还要尽一切办法展开救济工作。他们之中有太多人已经消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点火光，即便得到粮食、药物和庇护，也再也撑不过疲劳和饥饿的折磨。仅仅两周内，这些收容的难民中便有大批人陷入昏迷或相继死亡。
1948年10月，围城进入第五个月时，长春守军终于撑到了最后的极限。先是国民党守军中的第60军秘密向解放军接洽，随后其整体宣布起义。这一事件如同“导火索”，很快便引发了新七军及国民党东北第一兵团司令的彻底决裂。
当解放军进入长春城内时，眼前的场景却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地狱。街头巷尾散落着成千上万具腐烂的尸体，许多房屋已经成为废墟，残破不堪。原本人口接近五十万的城市，最终清点出来的尸体数量竟然多达四万三千具。
参考资料：[1]于恒奎,王健.围困长春的新视角[J].兰台世界,2020(6):132-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