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之前，公司购买孟加拉商品，要通过孟加拉大商人。莫卧儿帝国时期，孟加拉大商人把控着孟加拉贸易，并从其中获得大量收益。虽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此时取得了贸易免税权，但公司对此仍不满足。

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后，便立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限制了孟加拉商人的发展。公司首先规定，孟加拉商人不能再与欧洲商业公司及地区的进行贸易，这一方面是避免欧洲各国利用孟加拉的商人来反对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限制孟加拉商人的贸易对象。在内地贸易上，虽没有明令排除孟加拉商人，但它不再任用孟加拉商人，而是任用自己在孟加拉的代理商直接深入城镇、农村购买产品。

同时，为了保证商品的高质量与低价格，公司还采用暴力收购。例如，公司职员和他们的印籍代理人到孟加拉棉织品产地，通过警察将公司的任务分配给每个织户，若在期限内未完成，将面临着身体上的刑罚；而当织户交货时，公司职员或他们代理人又挑剔产品层次，故意压低商品质量，使织工所得的收入比签订合同时的价格还低，有时甚至比市场的收购价还低。

这样，他们的商品售价就要低于孟加拉商人，在贸易上就处于比孟加拉商人更加优越的地位，把孟加拉商人从内地贸易活动中排挤出去。其次，公司还垄断了一些重要商品的贸易，如盐、槟榔、烟草等，通过对这些商品的垄断，把孟加拉商人的贸易活动压缩到一个有限范围，这样一来孟加拉商人的商品需求弹性就变小了，其贸易额就减少了。

即使在这个范围内，公司也继续妨碍孟加拉商人的贸易。例如，公司在孟买向孟加拉进行的棉花贸易中，增加了30%的入境税。这样一来，孟加拉商人的贸易活动基本被完全限制了。再者，孟加拉商人进行贸易的贷款来源也被公司切断。

在私人信贷领域，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许多代理行，其主要从事贸易和贷款、放款业务，面对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商人和英国种植商，同时也吸纳孟加拉社会资本。除代理行外，公司也在孟加拉开设银行。如，1806年成立的孟加拉银行，除从事私人信贷外，还具有孟加拉管区国家银行的部分功能，孟加拉金融家大多都接受其管理。当孟加拉商人想要向私人借贷时，不可避免得面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以孟加拉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的资本来源，也被公司掌握在手中。

公司排挤孟加拉商人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允许公司职员非法使用只有公司才能用的免税权，从事私人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公司职员非法取得的免税特权不管不问，甚至允许它的职员把免税特权转让给他们的孟加拉代理人。正是因为如此，公司贸易在孟加拉地区基本不会受到高额关税的影响，但孟加拉商人却在孟加拉举步难行。虽然这样的贸易并没有持续很久，但孟加拉商人已元气大伤。

当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及英国商人的进入时，进一步打击了孟加拉商人的贸易活动，首先，英国工业革命后，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高，工厂生产的商品，价格更具优势且质量更好，抢占了孟加拉市场；其次，孟加拉商人在此仍无法取得廉价的原料，导致价格优势不复存在；最后，依附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商人同孟加拉商人竞争，进一步遏制了孟加拉商人的贸易。这一过程中，孟加拉也逐渐沦为英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

孟加拉商人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此的压迫，要想在贸易领域继续发展，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成为公司的代理商，二是撤出孟加拉贸易，否则就会血本无归。许多孟加拉商人选择了第一条路，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商，另有许多商人撤出了孟加拉商业领域，把用来发展贸易的钱购置土地或放高利贷。公司在在孟加拉的干涉，导致孟加拉再无独立的孟加拉富商，中小商人也都成为了依附于公司的商人。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贸易，逐渐扼杀了独立自主孟加拉商人，剩下的孟加拉商人都基本依附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之下。

客观上推动了孟加拉社会阶层的转变

孟加拉地区受印度影响，自古以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早在吠陀时期，印度就形成了种姓制度，将社会人群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不同的阶层，这种种姓制度逐渐传到了孟加拉地区，孟加拉的社会阶层就出现了分化，笈多王朝之后亦是如此。

在德里苏丹时期，印度存在着许多土著部落酋长和印度教徒王公，孟加拉地区也不例外，这些豪门属于上层社会阶层，占有孟加拉的大面积土地和资源。到莫卧儿王朝时，除去这些独立自主的豪门，孟加拉地区还有各式各样的田赋征收人，这些人便是柴明达尔的主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进入孟加拉后，不仅整改了柴米达尔这个阶层，而且其贸易产生的影响，也造就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第一是代理商人阶层的出现。英国东印度公司接管孟加拉后，代理商人逐渐在孟加拉出现。东印度公司接管孟加拉之初，进行土货收购和孟加拉内地贸易极度不便，使得英国人意识到，想要在孟加拉更好的进行贸易，一是要鼓励孟加拉人种植经济作物，二是需要依靠孟加拉人来代其管理贸易。因为孟加拉人更加懂得如何在孟加拉推销或宣传商品，从而代理商人阶层应运而生。

这些代理商人由于熟悉本土情况，加之与孟加拉人沟通全无障碍，所以他们充当英国人的贸易代理人或者经理人，甚至是采购员。代理商人主要为外商寻找商业市场、招募工人、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作为回报其可以获得丰厚的佣金和薪水。其中也有代理商人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后，加入到这一行列中。例如，德瓦卡纳特·泰戈尔在帮助孟加拉的24大区的英国收税官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也赚取了颇多收益，他在1828年成为第一位印度银行的董事，并在一年后成为加尔各答联合银行的创建者。

19世纪20年代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被打破，英国本土商人开始在孟加拉进行贸易，需要的代理商人也日益增多，因而孟加拉的代理商人队伍也得以不断壮大。比如，“1834年，德瓦卡纳特加入了卡尔与普林赛普先生，成立了第一家盎格鲁-印度经营代理行——卡尔、泰戈尔和公司”，就雇有许多孟加拉代理商人为其经营。此后随着1833年特许状法案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彻底终结，在孟加拉的代理商人越来越多，到19世纪60年代前后，代理商人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第二是乡村精英阶层的改变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出现。乡村精英阶层原本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入驻之前，以土地租用为主要收入。但随着外国资金融入支持农业出口，尤其是黄麻这一产品的发展，使得这一区域经济变得越发货币化，信贷依赖的农民生产者完全暴露在不确定的国际市场之中。乡村精英阶层在看到商机后，介入这一交易中，成为农业信贷的主要提供者，不再以出租土地为单一收入，其中一部分乡村精英阶层催化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