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78年郭沫若去世，悼词引争议，邓小平亲自批示：将伟大改为卓越
引言：
世人皆知郭沫若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化部部长，却鲜有人知他去世时的悼词竟引发了轩然大波。1978年夏，当这位86岁的文坛泰斗离世后，一份看似普通的悼词，却让中南海高层陷入了沉思。＂伟大＂二字是否能够准确评价这位饱经沧桑的文化人？带着这个疑问，邓小平拿起了那份悼词，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修改。这次改动，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替换，更是对一代文人的最终定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经历，让这位文坛巨匠的评价如此敏感？他的功过是非，又该如何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
一、风云际会：郭沫若其人
世人皆知郭沫若是文学大家，却不知他年少时曾是一个＂捣蛋学生＂。1906年的春天，年仅14岁的郭沫若考入乐山高等小学堂，这所由维新派创办的新式学堂，成为了改变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那一年的乐山，恰逢教育改革的浪潮。在这所充满新思想的学堂里，郭沫若不仅接触到了《童子军》《民约论》等启蒙读物，还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读书会。1907年，一场改变命运的风波突然袭来。因不满学校的专制管理，少年郭沫若带头发起了一场轰动全校的罢课运动，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他被开除学籍。
然而，这次被开除非但没有打倒这位倔强的少年，反而激发了他对新思想的渴求。1913年初春，在成都东门车站，21岁的郭沫若登上了一列开往重庆的火车，开启了他东渡扶桑的求学之路。这趟旅程注定不平凡，因为他的行李中装着一本特殊的书籍——谭嗣同的《仁学》。
到达日本后，郭沫若先后辗转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就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16年的一天，他在福冈的一家书店里偶然发现了郭绍虞翻译的《飞鸟集》，泰戈尔的诗句深深打动了这位医学生。从那天起，他开始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并尝试创作新诗。
1918年春天，郭沫若在东京遇到了同样留学的创造社成员郁达夫、成仿吾。三人相谈甚欢，当即决定共同创办文学刊物。这一年的秋天，他们在东京租下了一间小屋，这间屋子后来成为了创造社的第一个据点。就是在这个时期，郭沫若创作了著名的新诗《女神》，一举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
1920年，一场轰动文坛的论战爆发了。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主张文学革命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郭沫若则在《创造季刊》上发表《论文学革命》，大胆提出＂主张打倒旧文学，不必小心求证＂的观点。这场论战不仅展现了郭沫若的锋芒，更让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就在这一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鲁迅，看到了郭沫若的诗作《凤凰涅槃》。这首诗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他专门写信给郭沫若，这成为了两位文坛巨擘日后交往的开端。
二、浮沉起落：革命征程
1927年的南昌城，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起义正在酝酿。就在这关键时刻，郭沫若接到了紧急电报。当时他正在日本，接到消息后立即放下所有工作，辗转多地秘密回国。在回国途中，他巧妙地躲过了码头的盘查，用化名通过了海关检查站。这一路上，他将重要文件藏在特制的书籍夹层中，最终安全抵达南昌。
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在起义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他组织编写《告全国民众书》，这份宣言书用浅显易懂的文字阐述了起义的目的，对动员民众起到了重要作用。起义军南下广东期间，郭沫若还在前线建立了流动印刷所，专门印制革命传单和《前敌日报》。
然而，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12日，当上海的枪声还未平息，郭沫若就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痛斥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国民党当局随即下令通缉郭沫若。
被迫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并未停止革命活动。1928年春，他在东京秘密组建了一个地下电台站。这个电台的发报机被巧妙地藏在一家日本居酒屋的地下室里，专门负责与国内地下党组织联络。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这个电台在三年间传递了超过200份重要情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再次毅然回国。在重庆，他创办了《抗战文艺》杂志，这份杂志成为了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文艺阵地之一。在办刊期间，他多次深入前线采访，记录下了大量珍贵的战地素材。其中，他在武汉期间写下的《伤兵》一文，真实记录了前线医院的惨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40年，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任务被交到郭沫若手中。他受命组建了一支特殊的文化工作队，这支队伍以演出话剧为掩护，实际上承担着收集敌情、传递情报的重任。他们足迹遍布川渝各地，不仅演出了大量抗日题材的剧目，还建立起了一个覆盖大后方的情报网络。
在重庆期间，郭沫若的居所成为了进步文化人士的聚集地。这座位于鹅岭的小楼，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沙龙活动。一些重要的抗日文化组织，如＂文化工作委员会＂、＂战时文艺工作者协会＂等，都是在这里酝酿成立的。每周日下午的茶会，更是成为当时重庆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期间，郭沫若组织文化界人士发起了＂文化界救亡运动＂，通过演讲、办报、编写通俗读物等方式，呼吁全国民众团结抗战。这场运动随后扩展到全国沦陷区以外的地区，对凝聚民心、坚定抗战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文化重臣：建国后的风雨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郭沫若作为新中国的首任文化部部长站在城楼上。这位曾经的革命文人，正式走上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舞台。上任伊始，他就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重建战后支离破碎的文化设施。
1950年春，郭沫若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化工作会议。会上，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文艺发展方针，这一提法比正式确立＂双百方针＂整整早了六年。在他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修复文物古迹的热潮。当年，仅在北京就修复了26处重要文物建筑，其中包括著名的天坛祈年殿。
1951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故宫博物院。当时，院中珍藏的大量文物亟待修复，但专业人才奇缺。郭沫若提议从民间征集修复技艺人才，并亲自带队走访了北京、天津等地的老字号工艺品店。这一举措为故宫培养了第一批文物修复专家，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这一领域的权威。
1953年，郭沫若参与组织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在这次普查中，他特别关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他的建议下，首次对云南石林、新疆克孜尔石窟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调查和记录。
1954年夏天，一场特殊的展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系统展出甲骨文研究成果，郭沫若亲自撰写了展览说明。在开幕式上，他宣布了一个重要发现：考古队在河南安阳发掘出了一批记载天象的甲骨文，这些文字为研究商代天文历法提供了珍贵资料。
1956年，郭沫若主持编撰《中国通史简编》。在编撰过程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比如，他提出要重新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地位，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交融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1957年后的政治风向急转直下。在＂反右＂运动中，许多文化界人士遭受批判。郭沫若虽然身居高位，但也不得不参与批判运动。在这一时期，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成为他晚年最大的困扰。
1966年＂文革＂爆发后，郭沫若的处境更加困难。他的家被抄，藏书被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他珍藏多年的日记手稿和大量考古资料。这位文化部长被迫停止了一切公开活动，只能在家中默默整理旧稿。期间，他将自己早年收藏的甲骨文拓片悄悄转移到了北京图书馆，这批珍贵的文物才得以保存下来。
1972年，已经80岁的郭沫若再次公开露面。这一年，他参加了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关于考古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了保护出土文物的重要性，这些建议后来被写入了相关政策文件。
四、最后时光：1978年的告别
1978年5月，北京协和医院的特护病房里，86岁的郭沫若正在接受最后一次治疗。这位曾经叱咤文坛的泰斗，此时已经很少见客。在他的病床旁边，摆放着一摞刚刚整理完的手稿，那是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李白与杜甫》。
5月10日，一场特殊的书画展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这是一场纪念郭沫若从事文化工作六十周年的展览，展出了他历年来创作的书法作品和收藏的文物。然而，展览开幕的这一天，郭沫若已经无法亲自到场。主办方特意将展览的照片送到医院，这成了他最后一次＂参观＂自己的作品展。
5月12日上午，郭沫若的病情突然恶化。当天下午，中央领导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出医疗专家组前往医院会诊。专家组在病房里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治疗方案。这次会诊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最终还是未能改变病情的走向。
6月12日凌晨，郭沫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消息传出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这位文化泰斗的后事问题。会议决定，要为郭沫若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然而，在起草悼词时，一个看似普通的用词问题引发了争议。
追悼会筹备组最初拟定的悼词中，使用了＂伟大的革命家、学者、诗人＂这样的表述。这份悼词送到中南海后，邓小平仔细阅读了全文。在看到＂伟大＂二字时，他提出了异议。经过慎重考虑，邓小平亲自批示，将＂伟大＂改为＂卓越＂。
这个改动看似微小，却引发了中央领导层的深入讨论。最终，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悼词中，正式使用了＂卓越的革命家、学者、诗人＂的表述。这一改动，体现了新时期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新标准。
追悼会于6月16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当天，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前来送别。在现场，人们发现一个特别的细节：郭沫若的遗体上覆盖的党旗，是一面1927年南昌起义时期的旧旗。这面旗帜是他生前特意保存下来的，见证了他投身革命的初心。
追悼会结束后，郭沫若的藏书和手稿开始整理。在他位于万寿路的寓所里，工作人员发现了大量未公开的资料。其中包括一份写于1957年的自述稿，记录了他对＂反右＂运动的一些思考。这份文稿后来被密封保存，直到1990年代才重见天日。
郭沫若去世后，他的书房按原样保留了下来。书桌上的最后一份手稿，停在了描写李白漫游梁园的段落。桌上的日历还停留在6月11日，那是他最后一次翻动这本日历的日子。书房的窗台上，一盆他生前常常照料的兰花正值花期，这成为了他人生最后的见证。
五、学术遗产：文献整理与研究
1979年春，郭沫若的遗物整理工作正式启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专门腾出的办公室里，十余位专家开始对这位学者留下的大量手稿进行分类整理。这些资料中，光是未发表的考古研究笔记就有两百多本，涉及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多个领域。
1980年，一个重要发现引起了整理组的注意。在整理郭沫若早期的考古笔记时，专家们发现了一份详细记录殷墟甲骨文的手稿。这份手稿记录了1930年代一批流失海外的甲骨文拓片，其中包含了多个此前未见的殷商时期天象记录。这份资料后来为确定商代历法提供了关键线索。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郭沫若学术资料研究室＂。研究室的首要任务是整理郭沫若关于先秦历史的研究成果。在整理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了郭沫若对《竹书纪年》的一份未完成注释稿。这份手稿详细分析了战国时期的年代系统，为后来的古史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1983年，一项重要工作开始启动：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这项工程的特别之处在于，编辑组不仅收集了郭沫若公开发表的作品，还首次整理了他的大量未刊稿件。其中，仅考古文献研究的未刊稿就占据了三大卷的篇幅。
1985年，在整理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期的资料时，研究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批与古文字学相关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记录了他与日本学者关于甲骨文断代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批信件的发现，揭示了中日学者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早期交流史。
1987年，郭沫若的金文研究成果开始系统整理。在他留下的手稿中，有一份详细记录了山西出土青铜器的拓片集。这些拓片多数摄于1950年代，其中部分铭文此前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批资料的整理，为西周金文断代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1990年，一个特殊的档案库建成。这个专门收藏郭沫若学术资料的档案库，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恒温恒湿技术。在这里，不仅保存着他的手稿原件，还收藏着他在考古发掘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
1995年，郭沫若的考古田野笔记开始数字化。这项工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份关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实地考察记录。这份记录详细描绘了1950年代殷墟的地貌特征和考古发掘情况，为后来的殷墟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2000年，一项新的研究课题启动：整理郭沫若的金石学研究资料。在这些资料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他对敦煌石窟题记的考证笔记。这些笔记不仅记录了大量唐代题记的释文，还对其书法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