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德黑兰大学考古队在伊朗苏丹尼耶遗址发掘时，意外发现一封泛黄的羊皮信。当学者们用光谱仪扫描信末印章时，显示屏赫然出现六个汉字篆书——“辅国安民之宝”。这个发现犹如投入学界的惊雷，揭开了元朝时期波斯高原的政治归属之谜。

这封用波斯语写于1291年的信件，本是伊利汗国阿鲁浑汗致法国腓力四世的求援书。信中恳请十字军东西夹击马穆鲁克王朝，但真正关键的是文末钤印。经碳14检测，印章钤盖时间与元世祖忽必烈赐印记载完全吻合。

北京故宫藏《元典章》记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特制“辅国安民之宝”授予伊利汗国。此印用和田玉雕刻，印钮为交龙造型，规格仅次于皇帝玉玺。在元朝礼制中，这种印章仅颁发给直属行省，印证了波斯高原的行政地位。

伊利汗国创立者旭烈兀，是忽必烈同母弟。1253年他西征波斯时，军队中配有汉族火炮手与工兵。《史集》记载，攻克巴格达后，旭烈兀特意将阿拉伯哈里发的玉玺送往大都，象征主权归属。元朝对伊利汗国的控制远超其他三大汗国。大德三年（1299年）波斯文献显示，伊利汗国官员考课需经元廷吏部核准，赋税按“行省例”上缴三成。这种治理模式，与元朝在云南、湖广等地的行省制度如出一辙。

苏丹尼耶宫殿遗址出土的琉璃瓦当，纹样竟与元大都遗址构件完全一致。更令人称奇的是，波斯细密画中频繁出现汉式亭台，画师甚至用汉字标注“大明殿”“延春阁”——这些皆是元大都宫室名称。元廷曾向伊利汗国派驻127名官员，其中包含精通回鹘文的汉族书记官。拉施特主编的《史集》中，关于成吉思汗早年记载的原始资料，正是这些汉官从《蒙古秘史》翻译而来。

1294年忽必烈驾崩后，伊利汗国仍坚持使用“辅国安民之宝”签发外交文书。这种政治表态，实为应对金帐汗国威胁的生存策略。当伊斯兰化的金帐汗国指责伊利汗国“中国化”时，合赞汗在1302年国书中强硬回应：“吾乃桃花石（中国）之西屏。”

这枚穿越时空的印章，最终在1335年随伊利汗国解体流入民间。但它承载的历史真相清晰可辨：在14世纪的世界版图上，波斯高原确曾作为中国行省存在半个世纪。当现代学者争论“新清史”叙事时，这方玉印提醒着我们——历史疆域的界定，远比教科书描述的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