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的时间是1967年，却不知在这之后的1969年春天，竟然发生了一起惊动国家高层的离奇案件！

那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春日，两名研究人员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将一个装有氢弹重要部件的黑色皮箱，从太原运往北京。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选择了最普通的火车。谁知道，这个被他们精心看护的皮箱，竟在途中神秘失踪了！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他们打开皮箱时，里面只剩下几团皱巴巴的废报纸。这个价值连城的氢弹部件，就这样不翼而飞了！

周总理在得知此事后，立即作出重要批示：限期十天破案！这个惊动了全国高层的窃贼究竟是谁？他是如何在两名研究员的严密看管下，完成这看似不可能的偷盗？

1969年3月15日清晨，太原703研究所的大门前格外安静。秦家康和杨晓早早就来到了所里，两人神色严肃，正在仔细检查即将运往北京的＂TQD自动仪＂。这个不起眼的仪器，竟是我国氢弹研制过程中的关键部件。

＂再检查一遍，不能有一点差错！＂秦家康一边说着，一边将仪器放入特制的黑色皮箱。这个皮箱看上去普普通通，但内部却经过特殊加固，就连锁扣都是特别定制的。

两人选择了596次列车，这趟列车从太原始发，要在当天晚上九点二十分到达北京。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们特意穿着普通的藏青色中山装，看起来就像是进京办事的普通干部。

上车后，秦家康直接把皮箱放在了行李架上。＂得把箱子锁住。＂杨晓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铁链，将皮箱和行李架牢牢锁在一起。两人商量好轮流值守，绝不能让皮箱离开视线。

列车缓缓驶出太原站。一路上，车厢里人来人往。有卖茶水的列车员，有背着行囊的商人，还有带着孩子的乘客。两人始终保持警惕，连去洗手间都要商量好时间，确保至少有一个人在看守。

列车行驶到石家庄站时，一名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子在他们旁边坐下。这个人看起来四十来岁，一直在看报纸，偶尔起身去打开行李架上的包裹。秦家康和杨晓对此并未太在意。

到了保定站，那名男子下了车。两人又继续警惕地守护着皮箱。此时距离北京站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看似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

然而，真正的意外却在北京站发生了。当火车停稳，秦家康摸出钥匙准备解开铁链时，突然发现链条的位置似乎有些异样。他顾不得多想，赶紧打开锁扣。

＂小心！＂杨晓眼疾手快，一把接住了从行李架上滑落的皮箱。但箱子入手的瞬间，他的脸色就变了。这份量，明显不对！

两人颤抖着打开皮箱，里面赫然是几团破旧的报纸，＂TQD自动仪＂不见了！车站的灯光下，秦家康和杨晓面面相觑，冷汗瞬间浸透了衣背。

事态紧急，杨晓立即奔向车站派出所报案，秦家康则直奔国防委员会。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南海。当晚十点半，周总理正在批阅文件，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钢笔。

＂这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周总理立即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打去电话。电话里，周总理的声音异常凝重：＂给你们十天时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谢富治立即在公安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室内坐满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桌上摆着一份标注着＂绝密＂字样的简报。

＂同志们，这不是一般的盗窃案！＂谢富治站在会议室前端说道，＂这个＇TQD自动仪＇关系到我国氢弹研制的成败。现在，我们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务必在十天之内找到它！＂

当时的国际形势极为复杂。1969年，中苹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国内外特务活动也十分频繁。一位参会的情报部门负责人指出，近期已发现多起特务渗透案件。这些情况让与会人员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特务活动这条线索。

＂秦家康和杨晓在整个运送过程中，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一位调查员在会上汇报道，＂但是他们把箱子看得太紧了，反而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专案组很快分成了三个小组：一组负责排查特务线索，二组负责调查可疑人员，三组负责技术取证。每个组都配备了当时最精锐的警务人员。

第二天一早，边防检查站就收到了紧急通知。所有出入境人员都要接受严格检查，特别注意携带精密仪器的旅客。各个车站、码头也都加强了巡查力度。

就在这时，太原站的警方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名旅店老板报告说，有个自称姓司马的人用繁体字登记住宿，而且经常深夜出入。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在我们推行简体字这么多年后，还用繁体字，这确实可疑。＂专案组立即派人对这个叫司马远的人进行跟踪调查。通过细致观察，发现此人不但用繁体字，说话时还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而且经常在火车站附近徘徊。

三天后，警方在司马远的住处搜查时，发现了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和多份可疑文件。这些证据表明，司马远确实是一名特务。但是在审讯过程中，司马远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却坚称对＂TQD自动仪＂的失窃一无所知。

为了验证司马远的说法，专案组决定使用一个特殊的审讯策略。他们故意在审讯室外大声谈论＂TQD自动仪＂已经找到的消息，观察司马远的反应。但司马远始终表现得一脸茫然。

在押送司马远的途中，警车经过一座桥时突然失控，坠入河中。所有人都游上了岸，唯独司马远不见踪影。谢富治认为这不是巧合，立即下令抽干河水搜寻。然而水底空空如也，没有发现司马远的尸体。

＂他一定还活着！＂专案组立即在周边布控，果然发现了想要逃走的司马远。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逃脱的机会。虽然司马远的落网打掉了一条特务线，但＂TQD自动仪＂依然下落不明。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天。案件调查似乎陷入了死胡同，特务嫌疑这条线索逐渐变得暗淡。谢富治不得不承认，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走错了方向。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之际，周总理又下达了一道重要指示：＂如果现有力量不够，可以把不在岗位但破案能力强的同志调回来。＂这句话立即让谢富治想到了一个人——郭应峰。

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公安系统可谓是无人不晓。1950年代，郭应峰曾经破获了轰动一时的＂故宫飞盗案＂。他最擅长的就是从技术细节中发现破案线索。此时，郭应峰正在山西的一个公安培训班任教。

接到调令后，郭应峰连夜赶到北京。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取了所有的技术鉴定报告。在仔细查看黑色皮箱时，郭应峰发现了一个被其他人忽略的细节：箱子表面有一块淡淡的油渍。

＂这个油渍要送去化验。＂郭应峰的要求让很多人不解。但第二天，化验结果就证明了这个决定的正确性。这块油渍竟然来自一种叫＂红灯＂的护肤脂，而这种护肤脂只在太原日用化学品厂生产。

更重要的是，郭应峰注意到，在火车上值班的列车员记录中，提到有位男乘客在秦家康他们附近的座位上多次起身整理行李。但根据车票记录，这个座位号的乘客登记的是一个明显的男性名字。

＂这个人的体态特征很奇怪。＂一位列车员回忆说，＂走路时步伐很小，说话的声音也不太自然。＂这个描述让郭应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嫌疑人可能是一个善于化装的女性。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郭应峰调取了太原市近期所有剧团的演出记录。他发现，在案发前后，确实有几个剧团在太原到北京的线路上巡回演出。而在这些剧团中，有一个演员以出色的化装技术闻名。

与此同时，实验室又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线索。在皮箱的锁扣附近，残留着一种特殊的油脂。这种油脂通常被锁匠用来给锁芯上油。这说明，行凶者很可能有开锁的专业技能。

郭应峰立即调取了太原地区所有锁匠的资料。在翻阅资料时，一个叫贾福坤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人不仅是当地有名的＂锁王＂，而且还有一个身份特殊的徒弟。

＂贾师傅最得意的徒弟是个女孩子。＂知情人说，＂她学手艺特别快，但是去年突然不见了。＂经过进一步调查，郭应峰发现这个女徒弟不但学过开锁，还在剧团待过，而且经常使用＂红灯＂护肤脂。

所有的线索终于串了起来：善于化装、会开锁、使用特定护肤品——这些特征都指向了同一个人。但是，为了抓获这个狡猾的嫌疑人，还需要一个巧妙的计划。

经过反复筛查，郭应峰最终锁定了一个外号叫＂蝴蝶＂的女子。这个绰号来源于她在剧团时经常扮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不仅会演戏，还是太原地区一个臭名昭著的扒手。

为了不打草惊蛇，郭应峰设计了一个精妙的计划。他让自己的一个得力助手装扮成商人，故意在＂蝴蝶＂经常出没的饭馆里露富。这个＂商人＂总是带着一个很精致的皮箱，看起来里面装着值钱的东西。

第三天，＂蝴蝶＂果然上钩了。她按照惯常的伎俩，化装成一个男性顾客坐在＂商人＂旁边的位置。但这一次，她遇到的是专业的警察。

＂商人＂假装喝醉，将皮箱随意地放在座位上。＂蝴蝶＂正要下手时，郭应峰带着警察突然出现。在她想要逃跑的瞬间，早已埋伏好的警察将她制服。

在审讯室里，＂蝴蝶＂起初死不承认。但当郭应峰拿出那块带有＂红灯＂护肤脂痕迹的皮箱残片时，她的表情明显变了。

＂你们不就是为那个黑皮箱的事来的吗？＂她突然说道，＂那天我在火车上看那两个人把箱子看得那么紧，还用铁链子锁着，以为里面是什么金银珠宝。谁知道打开一看，就是一个破铁疙瘩！＂

＂那个＇铁疙瘩＇呢？＂郭应峰问道。

＂气不过，就扔太原西门公园的水池里了！＂她说这话时还带着几分不屑。

警察立即赶往西门公园。果然，在水池底部发现了被泡得生锈的＂TQD自动仪＂。这个价值连城的氢弹部件，就这样被当作废铁扔掉了。

＂蝴蝶＂后来交代，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开锁，十六岁时拜在＂锁王＂贾福坤门下。凭借着灵巧的手艺和化装的本领，她在太原到北京的火车线上犯下了不少案子。

至于那天的作案过程，她也交代得很详细。她注意到秦家康和杨晓对箱子的谨慎态度后，就一直在暗中观察。趁着两人中午吃盒饭的时候，她借故整理行李，用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打开了箱子。

＂那两个人真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她说，＂就算把箱子锁在架子上，也不知道用绳子把箱子绑紧。我只用一根铁丝就把箱子拉过来了。＂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蝴蝶＂还特意选了和原箱子重量差不多的废报纸塞进去，就是为了不让两个＂外行人＂太早发现异常。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偷盗，竟然是这样被一个女扒手轻易得手。而那个价值连城的氢弹部件，就这样被当作废铁扔进了水池。直到最后一刻，＂蝴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偷了什么东西。

随着＂TQD自动仪＂的找回，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案件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1969年4月，中央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专门讨论此案暴露出的问题。

首先是对涉案人员的处理。＂蝴蝶＂在得知自己偷盗的是国防机密后，当场瘫软在地。军事法庭认定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泄露国家机密罪，虽然她并不知情，但考虑到事态严重性，最终依法判处她死刑。

至于秦家康和杨晓，他们的处理结果也颇具争议。有人认为他们是受害者，但更多的人指出他们在运送过程中存在严重失职。最终，杨晓被记过处分，秦家康则被开除公职。这个处理结果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这起案件还意外牵出了一条特务线。被捕的司马远供认了多个潜伏在国内的特务组织。公安部门顺藤摸瓜，先后破获了三个特务窝点，抓获嫌疑人二十余名，缴获了大量情报设备和文件。

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件推动了国防工业安全制度的全面改革。1969年5月，国防科委下发了《关于加强重要科研项目安全保密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重要部件运输必须采用专用车辆，必须有专业安保人员全程护送。

此外，各研究所也开始重新审视安保措施。太原703研究所率先成立了专门的安保部门，配备了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卫人员。其他研究所也相继效仿，逐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安保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案件还促使公安部门改进了技术侦查手段。郭应峰破案时使用的油渍检验方法，后来被编入了《刑事技术手册》，成为警方培训的必修内容。

1969年底，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这个案件时说：＂这件事给我们提了个醒。科技保密工作不仅要防大，还要防小；不仅要防外部渗透，还要防内部疏忽。＂

这起案件后来被编入公安部的培训教材，成为警示教育的典型案例。每一届新警察在入职培训时都要学习这个案件，提醒他们在侦破案件时既要注意大的方向，也不要忽视细小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