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信任知识、相信知识

文 | 西蒙·温切斯特

来源 | 《知识的进化》中文版前言

在构思这本关于人类如何获取与传播知识的书时，我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获得知识的情景。无巧不成书，我记得自己当时被一只讨厌的小黄蜂蜇伤了脚，那时我才两岁多。后来，我知道了黄蜂在本书将要讲述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那件让我记忆犹新的小事便成了一个巧合。

虽然黑黄相间的普通蜜蜂蜇人很疼，但它也会酿蜜，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它的近亲黄蜂却截然不同。黄蜂有时看起来似乎只会做坏事，发出令人讨厌的声音，无缘无故恶毒地蜇人，两岁的我就被黄蜂蜇伤过。

然而，在2000年前，东汉蔡伦在宫廷园林中着迷地观察黄蜂的行为，尤其是它们煞费苦心地建造巨大的复杂巢穴的方式。黄蜂在筑巢时会制造出一种易碎的半透明材料，蔡伦决定尝试模仿它们的做法，结果正如今天每个中国小学生都知道的那样，他发明了我们所熟知的纸张。

就这样，蔡伦创造了人类传播知识的一种全新物质载体。然而，这种手段并不是最早的知识记录方式。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已经掌握了记录知识的方法。苏美尔人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他们发明了文字，并用削尖的芦苇秆在由湿润的河泥制成的泥版上刻出短小的直线图案。这些图案便是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字，各自代表相应的已知事物，比如母牛、桌子、月亮、母亲、父亲、农民、酿酒师等。

从那时起，语言文字迅速发展，埃及和中国相继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文学，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应运而生，书写在物质载体上供后人传阅或储存。在埃及，当时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莎草纸，它是用尼罗河沼泽中生长的一种植物的髓制作而成的；有些文明把文字刻在用山羊皮或羔羊皮制成的羊皮纸上；在中国，汉字被刻在树皮或龟甲上，至今仍可在全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找到，而且可以识读，因为在过去的5000年里，汉字的变化并没有大到无法辨识的程度。

这些早期书写材料的共性是质地脆弱、不易于携带或制作成本高昂，其中记录的知识可能只传播给少数人或者只在局部地区传播。蔡伦的发明改变了这种情况。

到了公元1世纪，纸张以卷轴和后来被称为“书籍”的简陋装订形式呈现，这使当时的知识传播变得廉价、迅速和普遍。西安的知识可以写在纸张上，通过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运送，不久后它们就会出现在安条克或君士坦丁堡的集市上，被人阅读和翻译。当时，知识处于得到普及的边缘。

当然，将其推向普及边缘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发展。我无意冒犯那些远在中国西部的印刷商，他们印制的《金刚经》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无疑是已知最早的印刷文献。然而，600年后，也就是15世纪50年代，古登堡在法兰克福的印刷室开始大量生产印刷品，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局面。

此前，一名抄写员用纸和笔抄写一份文献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巨大的铁制印刷机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生产出十份、百份、千份甚至数十万份完全相同的文献。知识革命正式开始了。

与其他革命一样，这场革命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影响，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这些责任今天仍然压在我们的肩上，相关内容在本书中占据了很大篇幅。一旦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人们就会提出无数深刻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什么人应该获得知识？什么人应该受到保护以免受其害？知识应该由什么人保管？

在17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这些问题主导着西方人的思想，学者和科学家开始挑战公认的教会教条。书籍和小册子开始面向大众，当然都是纸质印刷品。与此同时，第一部印刷版《百科全书》在巴黎问世，创作者狄德罗信誓旦旦地称它的出现将“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这部《百科全书》的出现让教会感到担忧。过去，教会一直严格控制自己的各种知识的传播，那些知识通过布道和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了几个世纪，现在是否会受到这种危险的现代观念的挑战？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世俗知识最终是否会取代古老的天赐真理？梵蒂冈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了传信部，首次引入表示宣传的propaganda一词，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局面。在当今世界，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他们所了解的知识是真是假，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在印刷品还盛行的时代，这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例如，在战时的欧洲，甚至早在19世纪后期，关于外国士兵在战场上犯下暴行的夸张故事就被当作真相来讲述，目的是让本国公众的怒火熊熊燃烧。《第一个伤亡者》（The First Casualty）是当时一本关于战时信息的书，作者称那些信息都是虚假的，因为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永远是真相。广播和随后的电视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宣传效果，各种虚假信息能够轻松地灌输给愤怒的公众，并让他们信以为真。

如今，印刷品已经不再是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及统称为社交媒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它们发挥着与印刷品相同的作用，但传播速度和普及程度提升了几个数量级，而且更加隐蔽。与此同时，百科全书已经消亡，大多数报纸也是如此，有些人认为报纸的消亡是对自由和善政的巨大打击。现在，只要轻触电脑按钮或滑动一下智能手机屏幕，人们就能获得任何知识。不过，在一些社会中，近期发生的某些事件根本没有与之相关的知识可供获取，结果就是有些无人知晓的事件可以说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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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播媒介在现代的发展引出了两个重要问题。

其一，现在知识如此容易获取，我们动脑思考的需要突然受到了明显且日益严重的威胁。

其二，即时获取的知识可能根本不值得获取，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知识是否真实，或者这些知识是否遭到了当今知识保管者的操控或歪曲。

我认为，这正是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有赖于所寻求的知识的完整性，我们需要信任知识、相信知识。然而，这种信心如今似乎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似乎又有那么多的知识摆在那里，只等着我们去索取。

最早给知识下定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使用了后来成为名言的短语，称知识是“确证的真信念”（具体请阅读第12页）。柏拉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说我面前的这个物体是一把椅子，我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把椅子。这里有其他椅子的图片，它们证实了我面前的物体是一把椅子。因此，这一定是一把椅子，而且我知道它就是椅子。我有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我所知道的都是真的。”

如果有一天，你再也不能确定自己所看到的真的是一把椅子，而且人工智能的新奇功能能够使你相信你所看到的不是一把椅子，而是一张桌子、一匹马，甚至是一个人，那该怎么办？这会对社会、人际交往和未来造成什么危害？

这就是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警世故事，其中不乏英雄人物，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蔡伦、古登堡、狄德罗等，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警示、对世人的警醒。无独有偶，黄蜂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尾巴上也有毒刺。因此，我们需要小心谨慎，需要保持警惕。我们也需要相信知识，需要信任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