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这一年的八月，红军接受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四方面军核心的徐向前却未能成为129师师长，而是被任命为副师长。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引发了广泛讨论，并揭示了当时复杂的政治与军事背景。

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长期以来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广受敬仰。然而，西路军的失利成为了他人生和职业生涯中无法回避的一段经历。

1936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失败，数万将士牺牲或被俘。这场挫败不仅是军事层面的失利，也成为党内许多人质疑徐向前能力的导火索。许多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将失败归咎于徐向前，甚至有人当面质疑他的军事能力。

西路军的失败是复杂历史和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1935年红军草地分兵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四方面军因此脱离中央指挥，这导致内部矛盾和战略方向上的严重分歧。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和中央与四方面军的沟通断裂，使得西路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陷入绝境。

徐向前虽多次试图挽回局面，但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和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无力扭转战局。对徐向前的指责更多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而非基于全面考量。

徐向前于1937年6月返回延安时，正值延安发生许世友等四方面军将领“拖枪逃跑案”。这一事件直接受到张国焘影响，使得四方面军部分将领背负政治压力。中央在对四方面军历史问题展开调查的同时，对徐向前给予高度信任，安排他担任129师副师长。这既是对他的考验，也是对其能力的认可。

刘伯承被任命为129师师长，主要基于中央对其军事才能的高度评价。刘伯承在苏联接受过系统军事培训，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

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在长征和抗战初期得到了充分验证。而徐向前尽管指挥能力同样出色，但在西路军失利的背景下，中央希望通过调整职务分工，最大化发挥各方优势。事实上，徐向前本人对这一安排并无异议。他在长征期间对刘伯承的军事才能高度认可，甚至曾主动提议让刘伯承接替自己的职位。

中央的这一人事安排既是现实需要，也是政治智慧的体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央需要展示团结和大局意识，避免内部矛盾影响抗日大局。徐向前以副师长身份辅佐刘伯承，既化解了对其军事能力的质疑，也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机会。

正如徐向前后来在晋冀鲁豫战场上所展现的，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无愧于人民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之一。

徐向前的性格敦厚，为人谦逊。他在面对质疑时从未为自己辩解，而是选择用战场表现来回应。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从未因外界的质疑而动摇。在山西战场上，他坚决要求对日作战，并在多次战役中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这不仅恢复了他在党内的声誉，也为人民军队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事件也反映了革命年代领导层在复杂形势下的决策智慧。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和重用，既化解了内部矛盾，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徐向前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和无私奉献，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他与刘伯承的合作，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团结精神，也为抗战时期的革命事业增添了一抹亮色。

历史的进程往往伴随着复杂的选择和难以预测的结果。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和129师中的经历，见证了革命的艰辛和斗争的残酷。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将领的个人经历，更是整个红军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