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府战役，初看是“我军凯歌高奏”，实则“险象环生”。彭德怀带队冲锋陷阵，一顿操作猛如虎，宝鸡拿下了，延安也收复了！

但是呢，到了关键时刻，四纵队的“消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彭总在总结会上气得敲桌子：“你撤退不打招呼！”

这战局是怎么一步步滑向失控的？四纵队到底是背锅侠还是真有责任？

1948年4月，西北战场硝烟弥漫，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全军开赴西府地区，目标明确——拿下宝鸡，截断胡宗南的补给线。

按计划，只要顺利打下宝鸡，就能彻底震慑敌军，迫使他们回防，为解放大西北铺平道路。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战局就像开了挂一样顺利。

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一路推进，势如破竹，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占了凤翔、扶风、岐山等战略要地。胡宗南急得团团转，立刻调集部队增援，但这一调动，反而让他顾此失彼。

西野趁机围攻宝鸡，将整编七十六师死死困在城内。这七十六师可是胡宗南的老底子，师长徐保更是他的心腹爱将，外号“四大金刚”之一。

眼看大势已去，徐保把自己关进钢甲列车，凭借装甲掩护负隅顽抗。可惜，解放军将铁轨一拆，钢甲列车成了“铁皮棺材”，徐保也在突围时被炮火炸成重伤，不久后不治身亡。

4月26日，宝鸡战役胜利结束，我军缴获了大量军火物资，仅武器弹药就足够装备五个整师。这让胡宗南彻底慌了神，他意识到，如果不立刻反击，整个西北局势将彻底失控。

然而，就在这场大捷即将迎来最终胜利时，危机悄然而至。裴昌会兵团奉命从西安方向增援宝鸡，就连不归胡宗南管的马步芳部也下场了。

马部的整编八十二师，从镇原、长武一线快速推进，东西对进，意图与裴部形成合围之势。解放军此刻占据宝鸡，但战线拉得过长，防御难度陡增，形势变得严峻。

此时，战役的关键落在了左翼的第四纵队身上，他们的任务是在武功、凤翔一线坚守，拖住敌军进攻，为主力部队调整部署争取时间。

但谁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四纵队做了一个影响全局的决定——撤离阵地。

战场上，一个小决定，可能会让整个战局天翻地覆。四纵队的任务是坚守阵地，迟滞敌军，确保我军主力部队顺利调整部署。

但4月27日，面对敌军来势汹汹的攻势，四纵见敌众我寡难以守住阵地，就既没跟上级商量也未告知友军的情况下，自个儿撤了。

这下好了，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长驱直入，直扑凤翔，一路推进至歧山、扶风一带，彻底打乱了解放军的战术部署。主力部队后方突然暴露，战场形势瞬间逆转。

战役初期的主动权，被这一撤彻底丢掉了。4月28日，敌军在凤翔、益店一带展开猛攻，西野不得不被迫应战，战线被迫后撤。

与此同时，从西北方向推进的马步芳骑兵部队，也在长武一线突破了第六纵队的阻击，迅速向陇东推进。东西对进之下，解放军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战场空间内，进退维艰。

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彭德怀临危不乱，立刻调整部署，决定放弃宝鸡，向北撤退，争取在陇东方向寻求新的战机。

但就在撤退过程中，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四纵队再次“掉链子”。5月4日，解放军主力向陇东转移，准备在屯子镇、肖金镇一带进行集结。

四纵队负责的西锋镇阵地，突然无人把守！这条关键的东撤通道被拱手让给了敌军，马步芳的骑兵迅速占领，形成对解放军的合围态势。

敌军从南北两面逼近，夹击之势已成，解放军被围困在荔镇、肖金镇一带，局势危急。此时，战场已无险可守，唯一的出路，就是拼死突围。

5月12日，历经十天苦战，战士们终于突出重围，撤回关中地区，成功摆脱胡、马两军的夹击。

只是，他们在这场战役的代价却极为惨重——伤亡超过6500人，失散、被俘、逃亡超过8000人，也没有能完成预期中的收复陇东的战略目标。

战后，5月26日至6月1日，西野战军召开总结会议，对这一战进行深刻反思。会上，彭德怀直言不讳，自己作为领导是要为这一次的失利承担责任的。

比如他认为，战役初期，左翼兵团配置不当，四纵队不应担任前锋，而应在后方作为机动部队。正是因为高估了四纵队的作战能力，导致了关键时刻的战术失误。

但同时，四纵也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在监军镇放走敌军，在岐山撤退未通知友军，在西锋镇又擅自撤离，使得战局一次次陷入被动。

面对批评，四纵队高层连做3次检讨。事后，整支队伍都进行了反省，对这一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更改。

涉事的旅长、团长多人受到处罚。经过反思和调整，四纵队在后续战斗中重新焕发战斗力，不久后就开始的扶眉一战中，他们一雪前耻重新为自己正名，无愧于西北战场上的精锐之名。

此外，这场战役的失利，四纵队确实难辞其咎，但也不能不完全不考虑现实中的困难。战役的根本问题，在于战术布局的失误、敌军战术调整的成功，以及解放军后勤补给的不足。

历史没有假设，但战役的经验教训，却是未来胜利的基石。西府陇东战役虽有失利，但西北战场的战斗，并未就此终结。

此后，西北野战军重新调整战略，最终在扶眉战役中，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为解放西北奠定了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