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擅长骑射到适应攻城战，再到建设步兵、完善后勤保障制度，再到逐渐适应在江淮水网纵横地带作战，北魏的军事经历了一个长时间周期的迭代才完成了中原化，自然，其制度变革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进化周期。
北魏制度的中原化，始于道武帝，终于孝文帝，而其中身处拐点位置的冯太后也不得不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冯太后生前的努力才给孝文帝打好了全面汉化改革的基础。
和平六年（465）五月，文成帝拓跋濬驾崩于平城，继承帝位的献文帝拓跋弘由于年龄太小，所以，北魏的权力空白自然会由权臣、宗室等势力来填补。历史最终将车骑将军乙浑推上了前台，以权臣的身份控制了北魏政局。
实事求是地说，北魏此时的政局是最难操控的阶段，因为，鲜卑贵族此时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为庙堂的主力，汉人大臣也通过长时间的扩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如果有人想代理皇权就必须得符合两个条件：身份优势，或者具备让别人仰望的军功。
显然，乙浑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所以自然会引发各方势力的围剿。鲜卑贵族和汉人大臣推出冯太后作为其权力的代理人一举诛杀了乙浑，终结了权臣政治。作为胜利者，冯太后正式走上了历史前台。
本质来说，冯太后的上位是对北魏传统、祖宗家法的挑战，因为，北魏从道武帝开国就对女主干政是严防死守，如今冯太后却戏剧性走上了历史前台，还是个汉人，只能说，北魏此时的政局相当复杂，各方势力交织，只有冯太后才能代表各方的利益：其太后的身份鲜卑贵族能够接受；其汉人的身份中原世家能接受。
等于是，冯太后是历史、时代的选择，是出于平衡各方势力的必然结果。
就像后世的满清，虽然清朝也对女主干政是严防死守，但慈禧之所以突破传统、家法的围城走上历史前台，就是因为：其太后的身份能被满官接受；其重用汉人大臣的政策能被汉官精英所接受。
本质还是政局复杂，清廷需要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能起到平衡作用的人物。
冯太后的上位暴露了北魏的两个问题：皇权衰弱、朝廷政局复杂。
掌控权力之后，冯太后就在团结鲜卑贵族的同时大力提拔汉人精英进入中枢作为其权力的支撑。这是一个信号，汉人权力比重加重意味着北魏汉化改革的加速，冯太后必然会推进汉化改革来统一文化，使鲜卑贵族和汉人精英能够统一思想拧为一体，共同成为北魏开拓的主力。
这是一个历史课题，无论谁作为皇帝都得迎合这一趋势才能带领北魏王朝继续在上行线上发展，冯太后虽然是女主，但也必须尊重、执行历史的意志。
事实其实地说，此时的北魏其实是进退两难：草原上的权力空白已经由柔然所填补，鲜卑贵族再也回不去草原，而要想立足北方就必须得继续向南开拓，拿到混一天下的主动权，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得实行汉化改革，消弭胡汉矛盾，让北方的武力和经济优势形成合力。
而鲜卑贵族在时间的重力下此时也逐渐适应了中原人文，对汉化这件事不太反感，加上北魏开拓战略的放缓，鲜卑贵族在缺乏军功的情况下话语权也被极大稀释，无法以身份优势阻挡汉化的趋势。
行文至此，只能为崔浩长叹一声，如果他身处冯太后执政的历史区间，那正是大显身手的最佳时期。
这也没办法，因为太武帝时代北魏正处于疯狂扩张时期，朝廷的话语权都被有军功傍身的鲜卑贵族所掌控。崔浩身处权力中枢本来就是对鲜卑势力的挑战，最终做了胡汉矛盾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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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呀，才华很重要，运气好不好也很重要。冯太后手拿天时、人和两张好牌很顺利就能落地其汉化的意志。
冯太后推行的第一项政策是，在地方各郡建设学校，全面推行儒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化需要人才的支撑，人才需要汉化基因的武装，培养大量的汉式人才不仅可以助力汉化改革的推进，更能对鲜卑贵族的权力进行稀释，有助于中央集权。
后来，孝文帝时代的许多官员就是吃了冯太后普及教育的红利，成为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的强大支撑。
随着献文帝的逐渐长大，其和女主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升级，献文帝甚至想通过禅位于儿子拓跋宏来实现架空冯太后的目的。最终，冯太后毒杀了献文帝，继续操控北魏政治。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冯太后和后来的慈禧是一类人，她们和皇权厮杀并不全是权力欲望的驱动，实际上，她们已经骑虎难下，因为，她们代表的是一大拨人的利益，这些人需要她们继续维持女主干政的政治模式。
由于孝文帝是献文帝的继承者冯太后甚至一度有要杀掉孝文帝的想法，曾将少年拓跋宏关了好几天，想将其活活给冻死、饿死。最后是在部分大臣的劝说下才放弃，转而准备通过教育将孝文帝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解决了权力矛盾之后，冯太后就继续改革，进一步落地其汉化政策，北魏陆续推出了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的改革。
和此前的匈奴一样，鲜卑人也是通过不断发动战争进行掠夺来积累财富，但这却根本不适应在中原发展，因为，他们已经是中原的一部分且战争不可能常态化。再说，掠夺式经济还极易造成内部腐败和鲜卑贵族的坐大。实行俸禄制一个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一个是为了整顿官场，更重要的是淡化鲜卑政权基因中的游牧属性。
为了顺利推行俸禄制，朝廷规定：任何官员在工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者，处死。通过重法来推进制度的落地。
均田制很好理解，是为了解决人地矛盾，发展生产、提振经济，给北魏提供赋税保障。对此，朝廷颁布了均田令：男丁领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女领露田二十亩，并向朝廷按时缴纳规定数量的赋税。同时规定，露田不准进行买卖，到了七十岁时必须交还给朝廷。而桑田由于种植桑、榆、枣等农副产品，百姓不须交还朝廷，也可以自由买卖。
实行均田制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保障了朝廷的赋税收入，使俸禄制能够顺利施行，更重要的是，此举意味着北魏彻底放弃了游牧经济，大力推行农耕经济，而不同的生产方式背后又是不同的文化支撑，农耕经济本身就意味着对汉文化的大力推行，不断稀释北魏基因中的游牧属性。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三长制。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后，北方持续陷入动荡之中，所以，北方的世家大族就通过修筑坞壁进行自保，因此，大量人口被世家纳入了家族式的私人系统中。
这就导致，胡人在中原建立政权之后根本无法正常在北方获取足够的兵源和赋税，而现实又是，为了适应攻防战以及江淮水网纵横的地理，胡人政权就必须在汉人中大量征召步兵，由于大量人口被世家垄断，所以，步兵的建设就无法正常落地。拓跋焘时代为什么无法支撑和南朝的持久战，就是因为，宗主督护制的掣肘使北魏无法招募足够的步兵并提供完善的后勤保障。
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太武帝甚至和寺庙争夺人力。
同时，人口被世家垄断也导致北魏政权征收不到足够的税赋，无法维持长期战争。
此时，北魏在一统北方的情况下就必须得加强步兵建设，同时征集足够的粮草，以适应对南方的蚕食战略。现实倒逼着北魏朝廷必须将权力延伸到基层。
因此，朝廷下令：调查人口，每五家为一邻，设立一个邻长；每五邻为一里，设立一个里长；每五里为一个党，设立党长。全面实行三长制。
三长制落地之后，北魏不仅将权力延伸至基层，加强了中央集权，还完善了兵役制度并给国家提供了足够的财赋。
本质来说，俸禄制和均田制的施行都必须以三长制的顺利落地为前提，这是一个政治闭环。
当然，三长制和均田制的落地也沉重打击了地方豪强，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驭能力。
冯太后的一套组合拳使北魏在汉化的路上跨越了一大步。
除了亲自挂帅实施改革，冯太后对北魏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了雄主拓跋宏，因为，拓跋宏身上的鲜卑基因和汉化基因的比重将直接决定北魏王朝的未来。冯太后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不断稀释拓跋宏身上的鲜卑基因，将其培养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
为此，冯太后不仅亲自抚养拓跋宏，还给其编写了《劝诫歌》三百章和《皇诰》十八篇等教材，人为给拓跋宏注入了汉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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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孝文帝能够实行全面汉化改革，一个是冯太后已经给打好了基础，最重要的是，拓跋宏在冯太后的亲自教育下已经成为冯太后汉化改革事业的继承者。
一般来说，事业的继承比权力的继承更重要，就凭这一点，冯太后都值得被打上政治精英的标签。
总结起来就是，冯太后才是北魏汉化改革的先驱，孝文帝只是继承了冯太后的改革事业将其放大而已。
说冯太后是北魏历史上的灵魂人物也一点不为过。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享年四十九岁。之后，孝文帝就打出了迁都洛阳全面进行汉化改革这张牌。最终，北魏实现了脱胎换骨，取得了对南朝在武力、经济、文化层面的压倒性优势。
当然，孝文帝迁都洛阳一个是服务于政治，更重要的也是要摆脱平城旧势力的束缚、摆脱在冯太后时期的傀儡身份。
所以，提及北魏的历史，我们不能只记得道武帝、太武帝、孝文帝这些雄主，更不能忘了冯太后这个重要人物，因为其是北魏从武力开拓向文治天下的过渡人物，承上启下。
虽然她拿的是女主干政的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