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是个美丽的地方,在几千年的历史中,都和善良、美丽挂钩。而1927年后,这里却沦为了蒋介石杀害革命志士的刑所。在此地殉难的爱国志士将近十万人,例如何宝珍、徐全直、邓中夏等人都在此殉难。
1933年9月,一个沉静的夜晚,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革命同志们拿出身上所有的积蓄,买给邓中夏一碗大肉面。当时在监狱里,一碗大肉面,确确实实算是奢侈品。
图|邓中夏
对于这份奢侈品,邓中夏没有拒绝。他坦然接过大肉面,慢条斯理地吃完,连汤汁都没剩。这份面正是他的告别礼,告别这个他热爱的国家和人民。
走出富裕家庭,成为革命志士邓中夏出生在湖南一个大户人家,家里非常富裕。他的祖父早年做生意风生水起,积累不少财富。他的父亲邓典谟也不逊色,在清朝年间,考上举人,曾担任浙江盐大使、戒烟局坐办委员等职位,显赫一时。
清朝灭亡后,邓典谟又先后在六城公立中学、省议会等任职。可以说,邓中夏出生便享受优渥的生活条件,前途一片坦荡,他也因此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在私塾、宜章县高等小学堂、郴郡第七联合中学就读,成绩优异。
邓中夏在家中可谓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父亲见他成绩优异,好学上进,便打算将他培养成达官贵人,传承家族光辉。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邓中夏走上了革命道路。虽然他没有成为一个达官贵人,但是他却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铭记的名人,永载史册。
他走上革命道路,并非偶然。早在就读郴郡第七联合中学时,邓中夏听到一位体育老师说起,他在日本留学受到侮辱之事。这让邓中夏心中十分气愤,在心里萌生要为国家争光,让国人扬眉吐气的想法。
虽然成长在封建礼教的家庭里,邓中夏却不沉迷于封建知识。他被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大同社会深深吸引,决心支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痛恨封建帝制的压迫,更加渴望中国能够得到解放。
图|邓中夏
1915年,邓中夏来到长沙求学,拜杨昌济为师,得到杨昌济赏识。通过杨昌济介绍,他结识毛泽东。两人正是年少轻狂,又志同道合,一时结为好友,经常探讨理想和国家未来。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邓中夏不仅摈弃封建思想,还生出救国的想法。
1917年,邓中夏考上北京大学国文系。他刚刚来到北京大学,就迎来新校长蔡元培。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的方针,聘请多种人才来北京大学教学。例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些优秀的革命先驱者都为当时的北京大学带来一股新鲜活力,让学生们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了解新思想。
北京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也让邓中夏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然而在北京大学以外的中国,却是另一幅场景。当时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国内有军阀,国外有强敌威胁。国家处于重重困境,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在国家危难,内外忧患之际,他明白用诗词不能彻底改变中国,只有依靠宣传先进思想,增进群众知识,唤醒群众的爱国热情才能救国。
于是1919年3月,他发起增进平民知识,激发平民自觉心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带着同学们去大街上向普通民众宣传先进思想。虽然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但是在他的努力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历经多次演讲,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演讲家。
图|李大钊
期间,他结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正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有了革命理论,他打算投身工人运动,从事工人解放运动。他和几名青年学生一起来到大街上,号召洋车夫集合拦路,要求减少车租,获得他们应得的保障。
因为当时思想的固化,只有少数车夫响应他们的号召,集合拦路。警察发现后,用暴力手段将他们全部驱逐,砸坏车夫的车。车子是车夫谋生的工具,没有车子,这让车夫对邓中夏恼怒不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中夏只好将身上的积蓄全部拿出,补贴车夫。虽然工人解放运动暂时失败,但是他没有因此放弃,而是思考其中的问题,解决问题。观察思考后,他发现如今国人的思想太过固化。要想解放工人,首先要解放他们的思想,于是他开始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8年,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消息一出,激起国人反抗。邓中夏听到消息,领导北京两千多名同学在街上游行抗议。随后,他举办了救国会,主要负责组织北京的反帝爱国运动。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爱国思想,救国会创办《国民》杂志,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这个杂志成为爱国学生发表爱国思想的主要场地,他们在杂志上撰文痛批帝国主义,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五四运动爆发时,邓中夏毫不犹豫站在军阀的对立面。他带领爱国主义青年游行示威,号召反抗军阀和叛国者的行为。他组织的游行活动,给予北洋政府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在众多爱国青年的努力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维护中国的主权。
第二年,在李大钊的带领下,他和罗章龙等人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他又回到长沙,与好友毛泽东一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行程越发繁忙。
临近毕业,父亲本想安排邓中夏在北洋政府担任职位,待遇丰厚,但被邓中夏一口拒绝。他坚定地回答:“我要当人民的公仆,我绝不去当官。”
于是邓中夏毕业后,一直从事工人运动,立志解放工人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让工人群众能够听懂马克思主义,他还特意去学习多种方言,先后来到上海,北京等地讲课,用本地方言讲解深刻的思想,人们听得津津有味。
1921年,他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用朴素的语言向大家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邓中夏在学校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工人最伟大》。
他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世界上的一切创造都离不开劳动人民。离开工人群众,谁都活不成,工人是最伟大的。他的慷慨陈词就像一团火,在工人群众的心里,烧起熊熊烈火。
后面陆续几年他服从中央安排,担任多个重要职位,陆续参加各种革命运动,使他快速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革命工作者。他决心将他的全部贡献给革命解放事业,坚信革命终将会迎来胜利。
1925年,邓中夏遇见妻子李英,李启汉的妹妹。由于李启汉家里贫困,他的妹妹李英从小被卖到别人家里做童养媳。那年,李启汉回到家乡,将妹妹李英从农村带回,将她安置在公寓里。
早在一开始,邓中夏听闻李英的遭遇,便对她充满同情和怜惜。因此李英来到公寓后,邓中夏将李英当成妹妹照顾,尽心呵护她。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教李英学习,给她讲革命故事。
随着渐渐接触,两人互生情谊。1926年,邓中夏和李英结为夫妻,步入婚姻殿堂。结婚后,李英接受革命思潮,投身革命运动。此时两人可谓志同道合,称得上是一对革命伴侣,令人艳羡。
1927年,根据组织命令,夫妻二人来到南京。当时大革命失败,南京的革命形势并不好,李英的哥哥受到迫害,失去生命。偏偏这时,他们的身份暴露,被国军追捕。在紧急时刻,又逢上李英怀孕,身体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很快夭折了。
期间,党组织召开八七会议。邓中夏参与会议,积极拥护党组织的方针。后根据中央的命令,他来到上海开展地下工作,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开展武装斗争。次年,接到中央命令,他又和周恩来等人来到莫斯科,举办中共六大。
1929年,李英与邓中夏在苏联团聚。他们在苏联度过一段安稳的时光,又生下一个孩子。那时他们一家团聚在一起,没有革命,没有追捕,生活安稳幸福。如果不开展革命,他们完全可以过着这样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虽然很美好,但是却不是邓中夏想要的,他非常担心中国的革命事业。
于是他孤身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幸的是,留守苏联的孩子染病,不幸去世。李英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国内,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邓中夏来到全国赤色互济总会工作。互济会是党组织的外围群众组织,主要负责救援被压迫的革命同志,群众和革命者家属等等。
期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革命活动进行得非常艰难,我党地下人员也面临巨大危险,一不小心便会被抓捕入狱,形势非常严峻。但是邓中夏身为党团书记,还是勇于克服各种困难,开展革命工作。
后期由于工作需要,邓中夏需要经常露面,组织革命活动。同志们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劝说他尽量不要外出,外面实在太危险。
面对同志们的劝说,他坚定回答,不能因为个人安全,耽误革命工作。他明白,同志们是为了他的安全考虑,但是固然个人安全很重要,对于他来说革命工作更加重要。如果为了个人的安全,而放弃革命工作,这是不应该的。怀着这样的想法,他继续投身革命活动。
图|邓中夏
不幸被捕,宁死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或许是命运没有眷顾,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33年5月,邓中夏不幸被抓捕入狱。
当时他正与林素琴在布置工作,巡捕突然闯来将他们抓捕进狱。一开始,巡捕其实是来抓捕林素琴的,他们并不知道邓中夏的身份。只是当时他正好在现场,便被一同抓捕。
在牢狱中,他为了不泄露身份,谎称自己叫施义,误闯进林素琴的房间,并不认识林素琴。这个说法,巡捕当然不相信。他们对他严刑拷打,想从他的身上得到有用信息。
面对巡捕的严刑拷打,邓中夏咬紧牙关,坚持不肯透露一点信息。最后巡捕房没有证据,一时也不能将他怎么样,双方陷入僵持。
同时在外的同志,为了营救邓中夏,特意找到宋庆龄,想让她帮忙救出邓中夏。宋庆龄接到求助后,联系史良,请她帮忙援助。史良是一个爱国人士,从事律师行业。她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队伍,曾多次为我党人员进行辩护,营救我党人员。
她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只要邓中夏一直不承认身份,很容易就能将他营救出来。为了以防万一,她来到狱中与邓中夏沟通具体事宜,确定无误后才离开。
图|史良
开庭的日子很快来临,在法庭上邓中夏质问巡捕房为什么要对他严刑拷打,控诉巡捕房的行径,据理力争。因为巡捕房没有证据,法官果然只能宣布邓中夏无罪释放。
眼看邓中夏即将出狱,然而就在此时,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将他带到公安局审理。史良当即据理力争,可上海公安局也不甘示弱,双方又进入僵持阶段,法官只能继续扣押邓中夏。
几天后再次开庭,上海公安局前来干涉,要将邓中夏引渡。但是在没有确切证据前,法官不能同意上海公安局将邓中夏带走,于是上海公安局的引渡计划破产。
此时在史良他们看来,只要邓中夏咬定是误抓,而巡捕房和上海公安局都没有证据,那邓中夏很大希望能被无罪释放。因此大家充满信心,能够成功将邓中夏营救出来。
可他们没想到,上海公安局眼见不能引渡邓中夏,便将目光放在林素琴身上,提出要将林素琴带走。因为林素齐被当场抓捕,证据确凿,最终她被上海公安局带走。
当时的上海公安局是国民党的据点,他们迫不及待想从林素琴身上得到有用消息。于是林素琴一到上海公安局,便被交到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的党务调查科。国民党特务抓到林素琴,立即对林素琴进行更加残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
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林素琴承受非人的折磨,最终她没有坚持住,叛变党组织,交代自己的身份。严重的是,她还交代多名地下党员的身份,其中就包括邓中夏的真实身份。特务们得知后,无比高兴。
更严重的是,林素琴为了证明自己所说,还供出李惠馨的真实身份。李惠馨是李英的化名,她在我党担任交通员,早在1932年就被抓捕进狱。由于种种原因,她一直没有被成功营救,但是她的身份也没有暴露,如今却在林素琴的叛变下暴露了。
很快国民党特务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让邓中夏与李英在牢狱相见。这本该是一对夫妻相聚的场景,却显得如此悲凉。尽管两人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但是谁都不想在这样的情形下团聚。
当国民党特务将李英押到邓中夏面前时,两人的内心饱含深情,脸上却不得不装作冰冷。在特务的质问下,两人都装作不认识。
可叹的是,李英还能借着指认的缘由,大大方方看看自己的丈夫邓中夏最后一面,而邓中夏为了不泄露,连看都不敢看李英,只能偷偷瞥几眼,当做最后的告别。
情谊深重的夫妻俩,相见却不能相认,该是怎样的难过?这种痛苦也只有他们知道,不管心里的感情多么深厚炽热,他们都只能装作不认识。这是一种极具严酷的刑罚,饱含深情的伪装。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其实特务见李英和邓中夏没有指认双方,也没有很在意。即使她不指认,也总能找到证据。他们找来李英指认,也不过就是确认一下而已。
图|蒋介石
确定邓中夏的身份后,特务再次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要求他说出我党重要信息。面对敌人的拷打,糖衣炮弹,邓中夏坚持住了,什么都没有透露。特务确定他不会叛变后,决定放弃他,将他的消息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立即下令押送到南京,执行枪决。
于是邓中夏被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等候枪决。一旦进入南京宪兵司令部,要想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可以说,现在邓中夏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昂头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二是,出卖革命信仰,低头求生。
对于邓中夏来说,革命信仰是永远不能背叛的崇高信仰,要他背叛革命信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此时的选择,只有昂头走向刑场。在他的心里,不管任何时间,他的选择永远不会改变。既然选择革命,早就做好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准备。
几天后,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邓中夏与老部下郑绍文见面了。郑绍文见到邓中夏被关押,忍不住地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邓中夏坚定地回答:“我准备好上雨花台,就算是烧成灰烬,我邓中夏也是共产党的一员。”郑绍文听后,既感到心惊也感到悲伤,心惊是被邓中夏坚定的革命意识震撼到,悲伤是邓中夏即将赴死。既然邓中夏都不怕死,他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的革命意识是永远不变的。
邓中夏这句话也震撼牢狱里众多革命者,这是共产党人面对死亡的最后誓言,震撼无数人民,震撼世间。即使到了今天,他的决心也依旧让人震撼。而这不仅仅是邓中夏的话语,也是无数革命者的坚定回答。
这句话,很快传遍监狱。为了送邓中夏最后一程,他们凑钱给他买了一碗大肉面。看到这碗大肉面,邓中夏什么都没有说,坦然吃完。在这碗面中,他能感受到未来革命的希望。倒下了一个邓中夏,还有千千万万个邓中夏终将觉醒,直到革命胜利。
图|雨花台
1933年9月21日,邓中夏被特务押送到雨花台。临走前,他留下一字条,同志们,你们要继续坚持努力奋斗。行刑那天,遍布血痕的邓中夏,迈着沉重坚定的步伐走向雨花台。一路上,他还在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话语。他的话语铿锵有力,脸上没有任何恐惧,有的只是革命者的无所畏惧。
伴随一声枪响,邓中夏英勇赴义,时年39岁。死亡染红他的衣服,却没有消灭他的信仰。子弹能让邓中夏倒下,却还有千万中国人民站起来,为革命的胜利奋斗,为了美好未来奋斗,直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生命已逝去,但是他的信仰永远不灭。他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共产主义工作者,他用自己的生命表明对信仰的忠诚,对党组织的忠诚。虽然他没有看到最后革命的胜利,但是他心中坚信胜利永远属于我们。如今的中国盛世,如他所愿。
遍布鲜血的雨花台,是革命志士的最好证明。革命志士洒下的热血,赋予它更加深厚的意义。如今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如今和平强大的中国,我们应该学习烈士的革命精神,将我们的国家发扬壮大。
如今盛世中国,如你们所愿。魂归千里,望你们归来看看如今的中国。岁月变迁,你们一直同在。
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