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新中国刚成立仅一个月时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就接到毛主席的密令，让他彻查一桩尘封十八年的“黄金失窃案”。

看到罗瑞卿有些迟疑，毛主席随即又说到：“你只管去办，别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明确嘱咐罗瑞卿不要怕任何阻力，要动用一切可动用的力量，必须侦破此案。

那这桩令毛主席一直牵挂的“黄金失窃案”，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先让我们把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1931年，九名党内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为了营救他们，中央苏区筹集120两的黄金，准备送往上海，用于活动经费，营救被捕的同志。

然而，这120两黄金却离奇失踪。经费失窃后，被捕的同志相继遭到杀害，四名烈士家属流落街头，最后失踪。

这件事传回瑞金苏区，让毛主席为之一惊。十几年年过去了，他老人家无时无刻不想着破获此案，于是密令罗瑞卿，彻查这桩“黄金失窃案”。

接到毛主席的命令后，罗瑞卿不敢怠慢，特意将“黄金失窃案”交付于华东局。

华东局立即指示华东公安部、社会部拿出具体方案，经各部门开会研究后，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秘密调查。

具体负责这桩“黄金失窃案”的为“上海市公安局悬案调查第三组”，组长名叫蒋文增，下设三位调查员。

接到任务后，蒋文增于1949年12月乘坐火车抵达北京，找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林伯渠同志是负责运送黄金的具体策划者，他回忆，当时苏区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还是百般筹措120两黄金。

为了掩人耳目，林伯渠先请金匠把黄金熔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黄鱼”，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量身定做的白铜盒，盒子口用锡焊封起来。

前期工作准备完毕，林伯渠制定了一条黄金转移路线，从江西瑞金出发，经南平、福州、温州，绕道浙江金华、杭州最后乘船抵达松江，交给上海市区的留守同志。

每经过一个地点则由一名地下交通员负责运送，其中还涉及一个交接核验的手续。林伯渠当时亲笔书写了一个“快”字，请刻章店的工匠用特制硬木刻成一枚大小如同象棋子的印章。

按照块字的笔画分成七块不同的小印章，分别代表七名不同的地下交通员。双方交接时将手中的信物、黄金还有打开白铜盒的钥匙一块接收，再往下一个地方转移。

如果这批黄金准确无误地抵达上海，最后一名交通员手上就能完整拼出“快”字印章。即使中途出问题，也能根据缺失笔画确定到底是在哪一个区域出现的问题。

林伯渠还给专案组提供一条重要线索：苏区派出的第一站交通员姓秦，当时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解放战争时期，高自立前往东北担任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蒋文增领着三名组员立即奔赴东北，赶到沈阳后发现高自立已经病危。弥留之际，他对调查小组说明了那位秦姓的警卫员真实姓名以及如今任职部队的具体番号。

接下来，蒋文增从这位秦姓警卫员那里得知了其他几位运送黄金交通员的身份信息，唯独没有最后一站松江交通员的信息。

不用明说，这120两黄金在之前几站的运送过程没有任何问题，偏偏到了松江却不翼而飞。

调查组立即回到上海，向领导进行汇报，并查阅原始档案资料，顺藤摸瓜前往浙江杭州，找到了倒数第二站的交通员刘志纯。

据刘志纯回忆，1931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他与从浙江金华赶来的交通员成功对接，按照原定计划，他将于12月3日抵达松江一间客栈。

3日下午四时，刘志纯按照原定计划，来到这家客栈与一位35岁左右的男同志完成交接，对方把装有黄金的皮箱给拎走。考虑到上下线交通员不清楚对方具体身份，线索到这里几乎中断。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蒋文增与另三名组员居然查到刘志纯与对方交接的客栈在1930年至1937年全部住宿人员的登记资料。

经过查找，在1931年12月1日至5日入住这家客栈的几名最有嫌疑的旅客有三个。

经过逐一摸排，专案组锁定了一位名叫梁壁纯的住客。梁壁纯原先是上海祥德源国药号工作人员，1931年后却突然失踪，并与党组织断绝一切来往。

这则消息令专案组为之一震，经过多方查找，专案组在浦东一幢民房找到了梁壁纯。经过突击审讯，梁壁纯交代了黄金是如何在他手中失踪的具体经过。

1931年12月3日下午，他与刘志纯完成交接，在客栈住了一晚后，于12月4日上午乘坐轮船顺利抵达上海曹家渡码头。到站后，他叫了辆黄包车，准备回到住处。

途中，一名帮推车的人用一块散发着药味的纱布彻底麻晕了梁壁纯。等到梁壁纯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距离曹家渡码头不远的一间旅馆房间里。

询问店里伙计才得知自己被三位年轻的男性送到这家旅社，已经睡了快两天两夜，那个装有黄金的皮箱早已不翼而飞。

由于执行任务前上级明确交代“人在货在”，为求自保的梁壁纯只能带着家人赶紧逃跑。

线索追查到这里似乎又已经中断，黄金虽然是在梁壁纯手中丢失，但他本人不清楚皮箱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更不清楚皮箱究竟去了哪里。

专案小组对已经掌握的线索进行反复研判，最后认定这不是一起有预谋的抢劫案，应当是混迹于码头附近的毛贼临时起意，诱骗梁壁纯上车后作案。

但天下之大，到底去哪找盗窃案件的小毛贼？

不久，1950年5月的一天，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一则重要消息，羁押在看守所的两名犯人曾丰、冯安宝共同提供一条关于1931年12月黄金失窃案的重要线索。

冯安宝生于1916年，其父名叫冯定飞，以维修汽车、摩托车为生。因为生意不错，加上冯安宝是家中独子，从小他便不学无术，经常和社会上的人混迹在一起。

冯安宝有一表兄名叫吉家贵，比他大十岁。1931年10月16日，这天是冯安宝的15岁生日，刚从舞厅辞职的吉家贵以帮忙为由住进了表弟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害怕儿子整日不学无术，冯安宝的父亲购买了一辆二手黄包车，让冯安宝与吉家贵拉着黄包车去街上锻炼。

冯安宝毕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小开”，他对拉黄包车根本没有兴趣，表兄吉家贵则领着两个狐朋狗友刘阿古、庄克，整日拉着车混迹于上海的大街小巷。

1931年12月中旬的某天，吉家贵突然把这一辆黄包车给表弟送回来，并从此断绝来往，但冯安宝没把这件事往心里去。

新中国成立初，他以“强奸罪”被送往看守所，择日就将关入监狱。因为阴差阳错，冯安宝从看守所另一名犯人曾丰那里得知1931年的“黄金失窃案”。

为了提供有用的线索，争取早日出狱，冯安宝绞尽脑汁想起了表兄吉家贵的事情。

专案组听完了冯安宝的叙述，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连夜抓捕了吉家贵，在其住所搜出一个白铜盒，经地下交通员梁壁纯与刘志纯的联合辨认，正是他们当年经手交接的那个白铜盒。

吉家贵被捕后供认不讳，交代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他是此案的主要策划者，刘阿古与庄克则是执行者，作案动机就是筹款开店。

1931年12月4日清晨，吉家贵、刘阿古、庄克把黄包车擦得一干二净，如同往常一样前往曹家渡码头准备“宰肥羊”。

前往码头后，三人发现梁壁纯怀抱一只皮箱，神色紧张，此人就是他们要找的“肥羊”。

刘阿古在最前面拉车，庄克在后面推车，当黄包车经过一处偏僻的地方时，早已准备好的吉家贵用掺杂了药物的纱布迷晕了梁壁纯，后将他送到曹家渡大旅社，谎称梁壁纯是他们三人的朋友，宿醉不醒。

接着，吉家贵、刘阿古、庄克拎着皮箱回到住处，将箱内的白铜盒打开，三人各获得40两黄金后断绝联系。

1950年5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了黄金失窃案的另一名案犯刘阿古，他当时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经过查找询问得知，另一名案犯庄克于1937年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追认为烈士。

得知自己的儿子曾参与过黄金抢劫案后，父母主动交出庄克生前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黄鱼”。这两根“大黄鱼”经当年瑞金县城金匠的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这桩发生于1931年的“黄金失窃案”，在短短半年时间宣告破获。1950年11月，吉家贵、刘阿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因知情不报，原我党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提供线索的冯安宝、曾丰分别于1950年7月和1950年11月释放。

参考文献：

孙健伟.“到苏区提款”:苏区为上海中共中央输送黄金之考察——以赣东北、中央苏区为中心[J].苏区研究,2019(02):30-40.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