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处于幽禁之中的张学良得到了一则让他有些振奋，又有些惶恐的消息：“蒋介石死了。”

被蒋介石囚禁了快40年，张学良的整个人生都因为他出现了巨大的转折。这几十年里，他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般受着蒋介石的操控。如今，蒋介石终于死了，张学良认为，自己总算可以重新获得自由了。

未曾想，之后等待他的竟然是长达15年之久的长期关押。张学良不明白，为什么蒋介石到死都不愿意放自己自由。

这个问题，身为张学良好友的宋美龄知道答案，在蒋介石临终之前，还专门提到了张学良的事情……

事实上，在张学良和蒋介石明面上撕破脸之前，他们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当年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接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而蒋介石通过二次“北伐”占领平、津后，担心如果武力统一东北，会引起日本人的激烈反弹，因此选择了“以利诱之”。张学良经过权衡利弊之后，觉得与其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还不如归于蒋氏麾下。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改旗易帜”，依附于南京政府。至此，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全国。

当然，说是统一，其实当时的国民党内部仍然军阀林立，形成了“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六个权力中心。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巩固自身霸权，对各个军阀进行打压，结果玩火过了头，直接导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通电促请蒋介石赶快“下野”，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相约讨伐蒋介石。

大家“乒乒乓乓”打了4个多月，互有胜负，但却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自大战开始后就宣布保持“中立”的张学良的态度，就显得很重要了。

早在大战开始之前，阎锡山就曾私下联系过张学良，想请他参与通电讨蒋，结果被张学良婉拒。如今到了关键时刻，阎锡山也不再吝啬，直接宣布要任命张学良当“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结果张学良没要。

蒋介石知道后，也火速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还说愿意把青岛许给他，结果张学良仍然没有同意出兵。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总算做出了决定，宣布要“拥护中央”，挥师南下，反蒋联军主动让出平津，一败再败，最终只得致电张学良“愿意停战，听候矛译平解决。”

可以说，张学良的选择直接稳固了蒋介石摇摇欲坠的地位。也正因此，当11月7日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受到了蒋介石的热烈欢迎：

“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之想象，望各界静候佳音，学良将赐福于民众。”

蒋介石不但履行前言，让张学良当上了“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还委托他“全权处理华北善后事务”，张学良的管辖范围一下子就扩大到六省及平、津两大城市，可以说成为了蒋介石一人之下，国民党万人之上的存在。

与此同时，张学良还和蒋介石“义结金兰”成了把兄弟，他的妻子于凤至也认了宋美龄的生母为“干娘”。

在张学良看来，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十分特殊”的，“义兄”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放弃东北，他就放弃东北，让他率部去“剿共”，他就带着部队跑去了西北。

结果张学良没想到的是，当他和红军作战中连战连败，损失惨重时，“义兄”竟然选择了落井下石，不但不给他补充任何的兵源，不发放抚恤金，甚至还趁机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

西北数仗打醒了张学良，他逐渐明白过来当前最重要的是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开始和红军谋求合作。

1936年的夏秋时节，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开始展开合作，成为了国内闻名的“三位一体”，联合起来兵力足足达到了20万，再加上背靠蒙古、西接新疆，对于蒋介石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然多次要求张学良出兵“剿共”，甚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直接造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发动“兵变”，囚禁蒋介石容易，之后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蒋介石肯定不可能轻易饶过张学良的。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因为忙着逃跑没注意脚下，直接“摔伤脊梁骨，碰破了脚，还丢了一只拖鞋。”同时，因为跑的匆忙没穿棉衣，还患上了重感冒。

以至于当张学良去找蒋介石请罪时，蒋介石直接当场“破防”：

“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蒋介石虽然说的大义凛然，但当孙铭久请他搬家时，蒋介石还是忍不住露怯了，以为东北军是想“枪毙”他，脸色大变的表示：“这里是公共的地方，我不到旁的地方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

可以说，在成为“孤家寡人”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于宋美龄从南京飞过来调停时，见到的蒋介石是这样子的：“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

这个样子的蒋介石，无疑让他苦心经营的“领袖形象”彻底破了产。

也正因此，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信”，让蒋介石不至于回南京就出尔反尔，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在张学良看来，自己这么做一定能打消一些蒋介石的恨意，自己的安全也能得到保证。

当张学良抵达南京之后，蒋介石让他写一份“应付公事”的认罪书。

张学良照做之后，蒋介石直接给国民党党政机关发了呈文，虽然在呈文中说“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但明眼人都看的出来蒋介石真正的所思所想，很快，国民党中常委就根据张学良的认罪书做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定。

最终，在南京军事法庭上，国民党当局宣布判处张学良“十年有期徒刑”。

但是，以蒋介石的小心眼，真的可能只让他关押10年就放出来吗？

被囚禁期间，张学良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寻求“自由”。

比如，在1946年1月10日召开的政协会议上，有关人士发起了“援助张学良恢复自由运动”，还专门请周恩来、董必武帮忙发声。

当张学良知道此事之后十分的高兴，专门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密函：“现日寇已经驱除，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

除了寄希望于外在力量外，张学良自身也在为恢复自由做着努力。在4月15日的时候，专门委托东北军元老、参政员莫德惠，帮忙将他的那一块在瑞士订做的菲利普牌金表转赠给蒋介石。

这是一种暗示：“关押10年期满，是时候释放我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选择遵从当年的约定，反而想将张学良移往台湾幽禁。

1947年，当张学良得知，自己将要被“移居他地”后是十分兴奋的，以为这次自己终于要“重获自由”了。

谁曾想，一架飞机直接把他送到了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仍然是以关押为主。希望破灭之后，张学良终于崩溃了：

“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 10 年，无话可说，但 10 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

然而，不管张学良怎么抱怨，蒋介石都没有放他自由的打算。

等到蒋介石“转进”台湾后，张学良对于“自由”的追求每日剧增，蒋介石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1955年，杨虎城幕僚郭增恺在香港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回忆录《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

郭增恺是西安事变的亲历者，他的回忆录对蒋介石和宋美龄出版的回忆录中的部分内容，造成了严重的挑战。

比如，蒋介石在他写的《西安半月记》中表示，自己离开陕西前曾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了一番“训话”，结果郭增恺明确表示：

“我今证明，这篇‘训话’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训话。”

蒋介石的回忆录本来就是夸大自己的，现在有人提出了质疑，无疑有损他的“领袖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到了张学良：“可以让张学良自己写回忆录，证实我说的没错。”

于是，1956 年 11 月 20 日，张学良接到蒋介石指示，让他写一篇记录“西安事变中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的回忆录。

张学良以为自己获得自由的日子总算要到了，当即奋笔疾书，只用了十来天就写出了草稿，送给蒋介石审核。

结果蒋介石对此并不满意，因为张学良只写了西安事变发生前的事，没写事变发生后的事。

张学良收到回复后，绞尽脑汁、小心翼翼的续写了后半部分。蒋介石看后仍然十分不满，让他根据郭增恺的文章“加以驳之。”

等到张学良修改完毕后，蒋介石终于满意了，将这份回忆录命名为了“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所有的高级将领都要进行参考。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写回忆录，张学良仍然没能获得自由，蒋介石仍然让他不停的写书，一会儿写《杂忆随感漫录》，一会儿又写《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在张学良后来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更是直言不讳的夸赞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老战士”，还说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

可见，此时的张学良，为了自由已经什么都不顾了。

然而，张学良“丹心一片”，蒋介石那边却选择了装没看见，虽然在1959年时主动解除了对张学良的“管束”，却仍然安排专人将他带到了台北“保护性关押”。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临终之前，专门将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找了过去，谈及张学良的问题，他只说了四个字：“不可放虎！”

可见，在蒋介石心中，哪怕张学良已经被自己关了40年，身边一兵一卒都没有，他这个“好老弟”仍然是一只可怕的“老虎”。宋美龄听完之后，也只能默默的为好友流泪，她甚至绝望的认为，张学良这辈子可能都出不来了。

之后，张学良在出席蒋介石的葬礼的时候，为蒋介石送上了一幅16字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也正是因为蒋介石的这句“不可放虎”，张学良又被关押了15年之久，才得以重获自由，一代英杰沦落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