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内蒙古赤峰的一个偏远小村庄，一位身患癌症的独居老人开始四处向人宣称，自己就是当年刺杀林彪的凶手。他的行为显得异常神秘，反复向村民讲述这一离奇的说法。

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的大部队开始向关内进发。林彪随军南下，抵达河北蓟县的一个小村庄，名为孟家楼，并在此安营扎寨。

林彪的指挥部位于一座传统四合院内，其中主要房间被他用作作战指挥和日常生活的场所。

林彪在日常生活中极为简朴，对居住环境几乎没有任何特殊需求，唯独坚持房间必须光线充足，以便他随时查阅地图。

林彪对地图有着近乎痴迷的执着。对他来说，吃饭睡觉都可以放一放，但地图必须摆在光线最好的位置。他常常搬来一把椅子，反着坐上去，聚精会神地研究地图，完全沉浸其中。

到了孟家楼，林彪安顿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布置作战地图。即便夜深人静，其他人都已休息，只有哨兵还在站岗，他的房间依然亮着灯。林彪始终专注地研究地图，反复推敲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方案。

林彪向来机警，这时他听到屋顶传来微弱的脚步声。深更半夜在房顶上行走，显然不是好人。他来不及叫警卫，迅速躲到了墙角的桌子底下。

突然，外面传来几声枪响，紧接着是哨兵的痛苦喊叫。子弹穿透了房间，击中了墙壁和悬挂的地图。

谭云鹤迅速冲进房间，发现室内空无一人，心中一惊，冷汗直冒，担心林彪可能遭遇绑架。

从角落那边，有人喊了一句：“小谭，我在这儿。”

谭云鹤赶忙上前查看，只见林彪安然无恙地藏在桌下，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东野总部的指挥中心竟然遭到敌军近身突袭，连林彪的贴身警卫都不幸遇难，这简直是重大失职。刘亚楼对此极为震怒，立刻下令展开全面排查，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最终抓获了十几名可疑分子。

调查显示，这批人员中多数来自外地。经过警方盘问，大部分被确认为探亲或访友的普通民众。然而，在其中发现了两名可疑分子，经核实为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间谍人员。

审讯结果显示，这两名特务并非行刺者，而是执行情报搜集任务的基层人员。他们得知孟家楼驻扎了解放军部队后，便伪装成商贩前来侦察。其主要目的是探查部队的番号、兵力规模、行军路线等军事情报，以便向上级汇报并争取嘉奖。

这两个小兵压根没料到，他们闯进的居然是东野的最高指挥中心。就算借他们十个胆，他们也不敢对林彪下手！

出于谨慎，刘亚楼决定处决这两名特务，同时下令提高孟家楼的安保级别。

随后，指挥部跟随主力部队向南方转移，追查刺客的任务也就此搁置。

新中国成立后，警方持续追查这起案件，但始终毫无进展。行凶者显然早已潜逃，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调查工作陷入了僵局，案件成为一桩悬案。

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名凶手出乎意料地主动投案。当初的犯罪者竟然在多年后选择坦白，这确实让人始料未及。多年隐匿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凶手自愿承担起应有的法律责任。这一举动打破了人们对其早已销声匿迹的猜测，让尘封已久的案件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实际上，行刺者并非来自军统，而是国民党第35军军长鲁英麟的副手郭富贵，此人担任少校职务。

在国民党军队中，结拜兄弟的风气十分普遍，官兵之间常常以兄弟相称。鲁英麟与傅作义结为兄弟，而郭富贵又与鲁英麟结拜。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职务上的上下级，更是一种深厚的情感纽带，彼此之间既有公务上的联系，也有私交的紧密。

1948年1月13日，鲁英麟在涞水战役中失利，深感辜负了傅作义的期望，最终选择自杀以表达愧疚。郭富贵对鲁英麟极为敬仰，因此决定为他“讨回公道”。

1948年年底，郭富贵得知孟家楼驻扎了解放军的一支部队，便潜入该地寻找下手时机。经过一番打探，他注意到一处大院立着高耸的天线，推测里面住着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便下定决心实施刺杀，以报兄长之仇。

夜幕降临，郭富贵凭借过人的身手，轻巧地跃上了院子的屋顶，朝着灯火通明的房间悄悄移动。

抵达目的地后，郭富贵注意到门口有守卫站岗。他透过贴有白纸的窗户往里张望，隐约看到屋内有人影晃动。郭富贵迅速做出反应，拔出手枪对准守卫和窗户方向连开数枪，导致守卫当场身亡。

由于窗上贴着白纸，郭富贵没能发现林彪藏身之处，匆忙离开，林彪因此幸免于难。

郭富贵自此踏上了逃亡之路，四处漂泊，最终落脚在内蒙古赤峰的一个偏远村庄。尽管始终未被察觉，但几十年来他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是每当政治运动兴起时，他的内心更是充满不安。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彪从权力巅峰跌落，成为众矢之的的叛国者。这一重大政治变故让郭富贵的心态发生了转变，他开始觉得过去的事情或许能够得到从轻发落。

郭富贵因身患重病，决定结束自己长达二十余年的逃亡生涯。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宁，他主动向当地警方投案自首。

由于证据不足，警方未对郭富贵采取拘留措施，而是安排了几名警员对其行踪进行监控。没过多久，郭富贵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