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抗战时期,第38军主要受林彪领导。林彪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所带领的部队自然实力强劲。
在38军的历任军长中,前七位将领在战场上都有哪些精彩表现?其中谁的军衔最高?这些指挥官在各自的战役中展现了怎样的军事才能?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战功,看看谁在军衔上达到了最高级别。
【38军首任军长——李天佑(开国上将)】
38军的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后划归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管辖。该军由李天佑担任军长,梁必业则兼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在东北战场,第一纵队曾是林彪最信赖的核心作战力量。
1947年4月,林彪任命李天佑为第一纵队的新任司令员。当时,这一职位由万毅担任,但他对调动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不愿离开自己长期指挥的部队。
李天佑作为一纵686团的老团长,在平型关战役中表现出色,战功显赫。与此同时,万毅司令员同样不容小觑,他亲手将一纵的主力部队从山东根据地逐步壮大起来。
万毅察觉到林彪有意将他调离现职,立即寻求其他领导的协助,希望他们能说服林彪改变决定。经过一番努力,林彪最终决定让万毅继续留在原部队,并改任政委一职。林彪的意图是让万毅向李天佑学习军事指挥。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李天佑在战场上的卓越才能和影响力。
李天佑刚接任一纵司令员的职务,便立即接到命令,带领部队投入第三次四平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攻城行动由李天佑和万毅共同负责指挥。
在四平战役中,守城的陈明仁以其出色的防守和反击能力著称。李天佑指挥的攻城行动进展并不顺利,未能实现预定目标。经过连续15天的激烈战斗,部队始终未能突破防线。随着敌方增援部队的抵达,林彪最终决定让攻城部队撤退。
作为总指挥的李天佑,在首次战役中就遭遇了挫折,这让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负担。据李天佑的秘书回忆,谈及这场战斗时,他提到:
李天佑在苏联留学期间接受了军事训练,回到东北后渴望在战场上有所建树。然而,几次战役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让他感到极度沮丧,甚至变得沉默寡言。
看到这种情况,林彪立即给李天佑写了一封信,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的错误。林彪在信中明确表示:
你在能力和潜力方面都有优势,但思维方式过于理想化。从夏季战役开始,尤其是四平战役至今,通过你们的电报和实际作战情况可以看出,你们的决策缺乏深度思考和战略眼光。
林彪的指点对李天佑之后的战斗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效果。他的建议帮助李天佑在战场上做出了更明智的决策,提升了作战效率。这种指导不仅体现在战术层面,还在战略上为李天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通过林彪的引导,李天佑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战果。
在林彪发出指令后的第八个月,他再次命令部队进攻四平,这被称为第四次四平战役。他指派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七纵队以及炮兵司令部的四个炮兵团执行这一任务,并由第一纵队的指挥官统一指挥。林彪的这一决策展现了他的果断,这极大地激励了李天佑。
李天佑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四平战役中仅用23小时便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场战斗充分体现了他的指挥艺术和部队的战斗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结束了这场关键战役。李天佑的出色表现不仅兑现了众人对他的期待,更为我军在东北战场的战略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和主动权。这场战斗的速战速决,既彰显了我军的强大实力,也为后续战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8年11月,原第一纵队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由李天佑担任军长,梁必业出任政委。
【38军第二任军长——梁兴初(开国中将)】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对各纵队表现进行了评价。其中,一纵的1师和2师被誉为“核心力量中的核心”。1师由梁兴初担任师长。
梁兴初以其擅长打硬仗而闻名,他常将战斗比作打铁,强调必须敢于直面强敌。这种战斗风格使他在战场上表现出色,正如他自己所言,战斗和打铁一样,都需要勇气和决心。
1947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林彪和罗荣桓商议后,决定让原第一纵队师长梁兴初担任该纵队的副司令员职务。
8月18日,梁兴初接到通知前往林彪的办公室进行会谈。见面后,罗荣桓直接切入主题,说道:
组织上决定任命你为副司令员,负责组建第十纵队。你的任务是打造一支战斗力强悍、能打硬仗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必须能在任何艰难条件下出色完成任务,成为我军的中坚力量。
梁兴初直截了当地回应道:
我宁可当个小团队的头儿,也不愿意在大队伍里当个跟班。要是去十纵,我就得做最高指挥官,不然还不如留在一纵继续当我的师长。
林彪并未当场作出决定。梁兴初离开后,对此事也没多想。不久,东联总部发布指令:梁兴初被任命为第十纵队司令员,周赤萍担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梁兴初刚离开,林彪就已下定决心,认为“关键岗位要用最合适的人”。
梁兴初刚接手十纵,就立下目标,要把这支队伍打造成能打硬仗的精锐部队。他随即带领部队投入实战,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黑山战役。这一仗打得极为惨烈,但十纵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从此一战成名,声名远扬。这场战斗不仅展现了十纵的战斗力,也证明了梁兴初带兵有方,确实把十纵培养成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强军。
1948年11月17日,第十纵队正式更名为第47军,梁兴初担任军长,周赤萍出任政委。1949年,随着北京实现和平解放,47军在梁兴初的指挥下,迅速南下集结。然而,就在此时,梁兴初接到了林彪的调令,要求他转任第38军军长。
梁兴初向林彪请示,表示计划在解放新乡后再前往38军任职,林彪批准了这一安排。5月8日,梁兴初抵达郑州的38军军部报到。与此同时,曹里怀被任命为47军的新任军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到了10月23日,梁兴初指挥的38军作为主力后备力量,跨过鸭绿江,投入战斗。
梁兴初接到作战指令,38军协同39军、40军以及42军的一个师,采取机动战术包围并消灭敌人。具体任务中,38军与第125师联手,目标是歼灭敌方的伪8师。
第38军第112师在行进过程中遇到了朝鲜人民军的一个师,通过交流得知前方驻扎着大约一千名美军“黑人团”。出于谨慎考虑,梁兴初指派38军副军长江拥辉前往113师负责指挥,并强调与美军交战时要保持高度警惕。
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到达目的地时仅俘获了100多名敌人。
11月5日,第一次战役宣告结束。紧接着在11月13日,梁兴初前往志愿军司令部参加战事讨论会。会议期间,彭德怀对梁兴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梁兴初挨了批评后,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下子冒了出来。他说道:
第38军在战场上从未因敌军而退缩,我们拭目以待他们的表现。
紧接着,第二阶段的战斗拉开序幕。在作战部署讨论中,梁兴初主动请缨,承担起进攻德川的职责。
这场战斗打得非常过瘾。38军和友军一起彻底消灭了伪第二军团。后来,《纽约时报》报道说:
当前我们参与的这场冲突,注定是一场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战役。这场对抗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与精力,都无法扭转其必然失败的结局。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所有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任何尝试改变结果的行动都是徒劳的。
12月1日,彭德怀亲自签署了一份嘉奖令,结尾处用了一句话,极大地鼓舞了士气——“38军万岁!”
在第二次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后,38军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场的不利态势。这支部队的出色表现不仅提振了士气,更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的英勇作战打破了敌人的战略部署,为我方赢得了主动权,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场胜利标志着朝鲜战场形势的重大转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38军第三任军长——江拥辉(开国少将)】
江拥辉在战场上表现极为勇猛。1946年1月,他受命指挥东北战场的首次歼灭战,即秀水河子战役。
在战斗开始之前,江拥辉向部队的指挥官们发表了讲话。
如果指挥官不深入一线,不在战场最前沿指挥,就无法迅速了解不断变化的战况,从而难以有效掌控战斗进程。
江拥辉在激烈的交火中遭遇炮击,身受重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直到取得战斗胜利后,才被送往医疗队接受救治。
在向东北推进的过程中,江拥辉担任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二团的团长。到了1946年夏季,江拥辉被提拔为第一师的副师长,而梁兴初则担任师长一职。
1949年5月,梁兴初担任第38军军长,江拥辉则出任参谋长兼副军长。在抗美援朝期间,梁兴初主要负责在指挥所统筹全局,而江拥辉则深入前线亲自督导执行。正是由于两人在各自岗位上的高效协作,第38军最终赢得了“万岁军”的崇高称号。
在朝鲜战争期间,38军转移到汉江防线后,某天夜里,敌军炮火持续不断,密集轰炸我军阵地和后方区域。就在此时,一枚炮弹直接命中指挥所附近,所幸指挥所内的官兵均未受到伤害。
梁兴初因健康原因返回国内疗养,38军的指挥职责由副军长江拥辉和政委刘西元共同承担。
1952年9月,江拥辉正式担任38军的指挥官。到了1953年1月,他带领38军前往朝鲜的西海岸,承担起该区域的防守职责。
【38军第四任军长——刘贤权(开国少将)】
1947年7月,林彪安排刘贤权担任一纵3师的政治委员。到了1948年3月,刘贤权又被调到一纵担任政治部主任。然而,刘贤权更热衷于军事行动,对政治工作并不感兴趣。经过他多次申请,同年9月,刘贤权重新回到3师,这次担任师长职务。
在随后的战役中,刘贤权指挥的部队始终是第38军(第一纵队)的核心力量之一。
在朝鲜战场上,47军的政委和参谋长相继被调离。上级安排黄克诚与刘贤权进行沟通,最终决定由刘贤权接任军政委一职。刘贤权对此表示接受。
部队即将出征海外,参谋长职位一直空缺。如果我转岗,军事指挥层就只剩军长曹里怀一人,他独自承担所有指挥任务,压力太大。我决定继续担任副军长,协助军长工作,这样对部队的作战指挥更有利。
于是,上级指派李人林担任了军队政委的职务。
1952年10月,上级又一次安排刘贤权担任47军政委。但他还是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此,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直接批评了他,并指出:
光热衷于军事行动,却对担任政委、负责政治工作不感兴趣。但缺乏政治工作,军队能取得胜利吗?
刘贤权最终接受了安排,前往47军担任政委。他热衷于军事行动,擅长指挥作战,然而与许多将领不同,他兼具政委特有的沉稳与原则性,行事严谨,平易近人。这些特质或许正是上级多次委任他担任政委的关键原因。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刘贤权被调回国内,随即被任命为海南军区副司令员,位居第一。两年后,也就是1955年2月,他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1957年10月,刘贤权刚从学院毕业,就接到新任务,被派往第38军担任军长职务。
刘贤权回到38军后,第一时间前往老部队114师进行工作视察。虽然114师在38军中并非主力部队,但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迅速提升战斗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作为114师的前任师长,刘贤权对此感到十分欣慰。
他向第114师的士兵们表示:
你们的任务就是积极进取,但并非争夺核心角色,而是要在训练、工程和管理等方面做到顶尖水平。
1960年,刘贤权被调往沈阳军区担任副参谋长。在离开前,他前往114师进行工作检查。某个周日,师长宋洪文邀请他去鱼池钓鱼,但一无所获。刘贤权抵达沈阳后,114师从鱼池中捕捞了几斤鱼,加上师部自产的几十斤黄豆,一并送到了刘贤权的家中。
刘贤权得知情况后,随即指示秘书按照市价进行支付。
【38军第五任军长——邓岳(开国少将)】
邓岳曾担任第40军副军长,1958年被安排前往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进修。起初他对此表示抵触,认为自己已有二十多年的作战经验,没必要再去学习。
总政治部的领导得知情况后,表示:
邓岳,外号邓麻子,学习态度消极,但军令如山,他必须服从。命令下达,无论个人意愿如何,执行是唯一选择。
1960年5月,邓岳在完成两年学习后,被调任至38军担任军长一职。
邓岳上任后,在其他方面可能比较宽松,但在军事训练上却格外严格。当时,中央军委正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邓岳立即组织38军的连级以上干部进行集中训练,确保他们掌握这一新方法。
在一次会议中,一位副团长向邓岳询问了关于军事策略的问题。邓岳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并在随后的多次会议上特别提到了这位副团长的表现。他明确表示:“我非常欣赏那些对军事有深刻理解的人,同样,我也非常支持那些热爱学习的人。”
【38军第六任军长——李光军(开国大校,64年晋升少将)】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阶段,李光军指挥的21军63师与六个工兵团共同承担了紧急修复公路的重任。面对敌机的频繁轰炸,李光军和63师的战士们不畏艰险,仅用预期时间的三分之二就完成了长达115公里的道路修复工作。这一显著成就使63师荣获了一面表彰其“卓越完成筑路任务”的荣誉锦旗。
1955年10月,李光军被任命为54军副军长。随后,在1960年,他被调至39军担任同一职务。到了1963年8月,李光军又转任64军军长。
李光军担任军长期间,频繁前往190师,停留时间也最久。1964年左右,正值军委举办全军大比武,作为机械化师的190师在大比武中的表现,让李光军感到巨大压力。
李光军向师部明确指示:“我们一定要力争总分第一,同时尽可能多拿单项冠军。”他还特别对师长说:“作为第一机械化师,我们必须以最出色的表现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工作。”
在沈阳军区的技能比拼中,这支机械化部队展现了卓越的表现,证明了他们的努力和训练没有白费。通过不懈的奋斗和精确的执行,他们在这场竞技中脱颖而出,赢得了荣誉和认可。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能力的肯定,也是对整个团队协作和专业精神的体现。他们的成功,是无数次汗水和坚持的结晶,展示了在严苛训练下所能达到的高水准。
【38军第七任军长——刘海清(开国大校)】
1968年10月,李光军结束了在38军四年多的任职。他的职位由原副军长刘海清接替,成为新任军长。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周恩来总理迅速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前来会面,并向他传达了重要指示。
38军的一个师当时在赤峰进行军事训练,正处在行军过程中。这支部队还没到达保定周边区域,就接到命令划归你方指挥。
吴忠提到:
“我觉得昌平是个不错的选择。”
周恩来总理表示认可。
这次人事调整充分体现了在战事最为吃紧的关键时刻,中央对第38集团军的坚定信心与高度认可。
在京西宾馆,军长刘海清作为38军的代表,向党中央表达了部队的坚定立场。
我向中央和军委郑重承诺,第38军作为党的忠诚武装力量,绝对值得信赖。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始终坚定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执行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在关键时刻必定不负重托,忠实履行使命。这支队伍的政治立场坚定,作战能力过硬,完全能够胜任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成为党和人民可以依靠的坚强力量。
38军的历任七位军长,在战场上都有不少令人难忘的时刻。他们的勇敢和果断,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我们为38军感到自豪,也为他们取得的成就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