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二十一年的长安城内，柳宗元在御史台整理案卷时，窗外飘进几瓣早开的杏花。同僚刘禹锡匆匆叩门而入，手中攥着东宫传来的密信——太子侍读王叔文邀他们共商革新大计。那个春夜，两个青年才俊在烛火下畅谈至天明，浑然不知命运的绞索已然收紧。

永贞元年的革新风暴来得迅猛。卧床的顺宗皇帝用颤抖的手批准《免欠赋诏》时，刘禹锡正在度支司清算江淮盐铁旧账。当他发现某笔三十万贯的亏空竟与神策军有关时，宦官的密报早已飞入俱文珍的案头。与此同时，柳宗元在礼部草拟的《裁抑藩镇疏》，尚未呈送御前就被成德节度使的耳目抄录。

那年秋雨来得格外早。贬谪邵州的诏书下达时，柳宗元正在平康坊与僧人论道。传旨宦官故意将"逢恩不原"四字念得极重，刘禹锡接过连州敕令时，瞥见文书边角沾着丹凤门的朱漆——正是他们月前提议修缮的宫门。

元和十年的杏花再开时，裴度费尽周折将二人召回长安。玄都观的桃花灼灼如霞，刘禹锡提笔写下"尽是刘郎去后栽"，不曾想观中赏花者里有新任京兆尹的姻亲。柳宗元赴任柳州的船上，将革新时期的文书投入湘江，其中那份未及实施的《均田策》在江面漂浮片刻，终沉水底。

大和元年的洛阳履道里，七十一岁的刘禹锡在整理旧稿时，发现柳宗元寄自永州的信札。泛黄的纸上还留着泪痕般的洇渍："倘使当年不入东宫……" 窗外的蝉鸣忽然刺耳，老诗人缓缓将信纸凑近烛火。灰烬飘落处，仿佛又见贞元末年的两个青衫身影，正意气风发地走向大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