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堡寨的意图
历史回顾：宋太宗北征的经过与契丹长期消极的南下战略——早在保宁元年（969），宋太祖北征北汉失败后，薛化光曾提议“于太原北石岭山及河北界西山东静阳村、乐平镇、黄泽关、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宋太祖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在河东边境地区修筑堡寨作为征讨北汉的准备工作。虽然在河北地区未见修筑堡寨的明确记载，但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先后“以镇州广阳寨为平定军。”
“以保寨军为保州”、“以梁门口寨为静戎军”、“易州大保寨为平寨军”，这些被升为州、军的寨堡应为宋太祖时在河北所置。传统认为堡寨的作用是遏制敌人进攻，使其不能深入为患。但若堡寨的作用是以防御为主，则宋太祖实无在北汉设置堡寨的必要。程龙最新的研究指出堡寨在小规模进攻上是有相当优势的，有利于宋军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以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并能满足宋军的补给需要。
可见宋太祖在河北修建堡寨的意图就是为北攻幽州（今北京）做准备。在太祖下令于河北边境“益修边备”后，河北的局势越来越不利于契丹。如耶律合住被“拜涿州刺史”就是因“保宁初，宋师屡梗南边。”景宗也曾于保宁三年（971）九月，保宁四年（972）十月，保宁五年（973）十月，保宁六年（974）正月，四次“如南京”，其中保宁五年二月“幸新城”，三月“复幸新城”。
尽管《辽史·营卫志》中记载南京地区有契丹皇帝驻跸的捺钵地延芳淀，但景宗显然并非为此而来。考前代太宗、穆宗曾驻跸南京之事，一为契丹国礼之时。如太宗时受后晋、南唐觐见。穆宗在世宗遇弑后，于南京继位。二为南北战事开启之际。
如会同六年（943)，太宗“如南京，议伐晋”。应历八年（958），周世宗北复三关之前，南京留守萧思温“乞驾幸燕。”景宗即位后，南方除北汉外并无朝贡之臣，可见景宗“如南京”全为边境紧张之事。而新城属涿州（今河北涿县），地迫宋境距离雄州仅四十里，是契丹与宋的分界之地。景宗至此恐怕就是亲自视察宋军在河北边境地区设置的军事堡寨，这也再次证明河北的紧张局势。
保宁二年（970）后，宋军在河北与河东地区的军事压迫日益严重，景宗想要调整契丹自穆宗以来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以应对宋军可能的攻势。但由于此时的北方战场，宋军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加之契丹军将对宋军消极的战斗意志，景宗就难以通过大举南下，来解决存续北汉与保证南境安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穆宗时期保守的南下军事经略政策就被推向了极致。
雄州和议
保宁六年（974），景宗发起了“雄州和议”，希望通过议和的形式达成“弭兵止战”的效果。而宋太祖因南方战事的需要暂时答应了景宗的要求。从现实状况来看，雄州议和的确保证了契丹南京地区的稳定。如保宁八年（976）宋太祖“恐生边衅”将“擅发麾下兵入敌境，略夺生口、羊马”的瀛州防御使马仁瑀调离河北。
然朱奕岚的研究指出，“雄州和议”虽是宋辽两方的协议，但彼此对和议范围的认知存在差异。宋廷认为和议的范围仅包括河北地区，并不包含其他地界与河东，而契丹认为契宋议和条件应是涵盖北汉在内的三边和平。这一认知上的差异，注定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不会止步于“雄州和议”。
保宁九年（977）正月，宋太宗即位后首先表示“朕以凉德，继守鸿图。凡机务边事，皆奉行先帝成规，不敢辄有改易。”其意是承认“雄州议和”条件，愿与契丹保持和平。三月，宋太宗在“契丹遣使来贺上登极，贺正。”后“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相贸易。”
恢复与契丹的正常贸易。然宋太宗看似一系列维持和平的举措不过是迷惑契丹君臣的伎俩。在与契丹恢复正常贸易的同时，因“属意戎事”宋太宗开始大肆裁汰禁军，组建精锐亲军。又在“晋、潞、邢、洺、镇、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具，又转漕刍粟。”
晋、潞、邢、洺地区治攻城器具，其必是为北汉准备。但在镇、冀地区治攻城之具显然非为北汉战事需要。应当说，此时宋太宗已有攻北汉之时解决燕云问题的规划。然而景宗君臣并没有认识到宋太宗的真实意图，《辽史·韩匡嗣传》载“时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
尽管耶律虎古发现了宋太宗对北汉的企图，但仍未认识到宋太宗对幽燕的觊觎之心。而面对耶律虎古的正确建议，“韩匡嗣诋之曰：‘宁有是！’”
显然，雄州议和与宋太宗重开榷场使契丹上下都陷入到和平的迷梦，全无抵御之策。这成为乾亨元年（979），契丹屡败于宋军，险些丢失幽州的根本原因。乾亨元年宋太宗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正式出兵北征河东。当宋军已向北汉开进之际，契丹仍无战争准备，而是“遣挞马长寿使宋，问兴师伐刘继元之故。丙申，长寿还，言‘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
在宋太宗严词拒绝后，乾亨元年二月，景宗方命“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轸以所部从，枢密副使抹只督之。”南下增援北汉。然宋军此时已占领石岭关，扼住契丹援军南下之路。耶律沙等契丹援军到达白马岭后发现宋军已沿河布阵，“沙与诸将欲待后军至而战，冀王敌烈、监军耶律抹只等以为急击之便，沙不能夺。敌烈等以先锋渡涧，未半，为宋人所击，兵溃。”
尽管后来耶律斜轸的援军击退了宋军，但契丹军队已遭受了重大伤亡，“冀王敌烈及其子蛙哥、沙之子德里、令稳都敏、详稳唐筈等五将俱没”“士卒死伤甚众”。白马岭战败后，契丹军队未再南下支援北汉。
曾瑞龙指出白马岭战后契丹未在南下救援，是因为景宗接受了北汉灭亡的事实，力图与宋人改善关系。但事实上，契丹并非不愿继续援救北汉，而是在三月耶律沙大败之时，宋太宗正亲领“扈从六军”屯驻于镇州（今河北正定）。
与之前宋太祖取道潞州北上太原相比，宋太宗放弃了传统的北征路线，选择绕道河北北上的动机，恐怕就是意图趁幽州守军西调之际进攻幽州。这也使驻扎幽州的契丹军队不敢调离，只能放弃了对北汉的救援。
契丹的节节败退
乾亨元年六月，宋太宗在攻下北汉后，立刻举兵幽州。学界虽然对于宋太宗北征动机与失败的讨论颇多，但不得不承认在战争的初期，宋军的进展十分顺利，而契丹在战争初期却节节败退。
其直接原因有三：一、主将轻敌冒进；二、作战初期放弃战略要地；三、部分契丹军将缺乏战斗意志。当得知宋军准备北征幽州后，契丹军将首先发动进攻。六月，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率军南进至定州新乐（今河北新乐）与宋军战于沙河，失利。从景宗责萧讨古“卿等不严侦候，用兵无法，遇敌即败，奚以将为！”
可见，萧讨古应是轻敌冒进被宋军埋伏。战后萧讨古“退屯清河”应是再次被包围于清河，后“援兵至，讨古奋力以败宋军”。另从此后萧讨古不再见用推测，其所率军队应是被宋军全歼。而“斜轸取奚底等青帜军于得胜口以诱敌”反映了北院军虽未全军覆没，但亦遭受了重大损失已基本丧失战斗力，斜轸取青帜军旗不过是虚张声势。
整个防守幽州的契丹军队在此次轻敌冒进后，只剩下乙室大王“撒合全军还”。在萧讨古被包围的同时，宋太宗率军抵达岐沟关（地在今河北新城北），“契丹东易州刺史刘禹以州降。”岐沟关是宋军自易州北进的第一道关口，亦是涿州的重要外屏。
耶律撒合虽全军撤退，但并未先行固守岐沟关与涿州，为契丹援军的到来争取时间，这就使宋军仅一日便攻下岐沟关，进而在次日又夺下了涿州，此时幽州外已无藩篱可守。六月十三日，当宋太宗在抵达幽州城南时，尚有“契丹万余众屯城北”，从军队数量与前揭史实可知，这支契丹军队应是耶律撒合率领的乙室军。
然耶律撒合在宋军抵达幽州城下时并未利用骑兵与地理优势主动进攻宋军，反而屯营不出，被宋太宗“率兵乘之，斩首千余级，余党遁去”。耶律撒合消极避战之举，说明在面对锐气正盛的宋军时契丹军队已丧失了战斗意志。此后宋军开始了近半月的围城作战。
由于宋军在扫清幽州周边的契丹军队后，未乘机占领居庸关与古北口，切断草原与幽州的联系。七月七日，在获得了草原的军事补充后，耶律休哥率领北院军，耶律斜轸率领南院军，乘宋军“士卒疲顿，转输回远”之际，对宋军后方发动包抄作战。宋军大败而归，幽州之危暂解。
总的来说，从以上契丹军队针对宋军北征的反应来看，部分契丹军将长期缺乏对中原作战经验，在战时并不能及时对战场环境与宋军的战术使用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契丹军队战败进而造成幽州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次原因，则是契丹长期南下消极战略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