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几个世界级帝国，罗马帝国的兴亡史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就像中国人一寻根就想起春秋一样，每当欧洲人想去文化寻根的时候，总是自然地会到罗马的历史里翻腾一阵。

​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罗马问题”更是启蒙思想家们总结历史教训的源泉，从五贤帝时代巅峰迅速跌落的历史，更是思想家们最感兴趣的问题。罗马五贤帝是指从公元96年至公元180年期间统治罗马帝国的五位皇帝。他们分别是：仁帝涅尔瓦（96年—98年）、勇帝图拉真（98年—117年）、智帝哈德良（117年—138年）、《后汉书》中记载的大秦王、忠帝安东尼·庇护（138年—161年）以及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161年—180年）。公元96年9月19日，70岁高龄的元老院贵族涅尔瓦接替图密善成为皇帝，涅尔瓦即位后立刻对罗马帝国进行了作了必要的改革，恢复了元老院的地位和权势，并发誓凡国之大事都得与元老院磋商，并且保证不随意杀害元老。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涅尔瓦实现了帝国权力的平稳过渡，为后来的盛世打下了基础。公元98年1月27日，涅尔瓦去世，享年71岁，在位时间一年零四个月，图拉真即位成为新一任帝国皇帝。图拉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皇帝，在他的执政期间，罗马征服了达契亚，使帝国的东方防线抵达黑海红海一线，这是罗马帝国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时代。公元118年8月9日，图拉真在远征帕提亚时因病去世，享年63岁，在位统治20年，41岁的哈德良即位。哈德良不但是一位务实称职的皇帝，更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哈德良的足迹踏遍了整个罗马帝国，他亲自视察帝国边境，并重整了帝国所有的防御体系，在视察的过程中，哈德良得以了解帝国的真实情况，也对帝国的治理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公元138年7月10日，哈德良去世，享年62岁，在位统治21年，在52岁的安东尼成为了皇帝。安东尼全盘继承了哈德良的治理成果，使罗马帝国得以秩序井然地继续发展，公元161年3月8日，安东尼因病去世，享年74岁。公元161年，40岁马可成为了新的皇帝，这一时期罗马帝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蛮族的入侵的问题，随着民族大迁移带来了人口、文化、经济等一系列的问题，给罗马帝国制造了接连不断的麻烦，面对这种时代的变化，有着哲学家皇帝称号的马可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使罗马帝国在大迁徙的冲击下保持平稳。从公元96年开始到公元180年为止的这段时期，在罗马历史上称为“五贤帝时代”，在前后五位贤良皇帝的领导下，罗马帝国焕发出新的活力，收获了近百年的和平与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人民富裕。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罗马帝国无论是国力还是民生，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盛世。然而当时罗马人没有想到，这一次辉煌，竟然是罗马帝国最后的黄金时代，从此以后罗马帝国江河日下，直到最后的灭亡。罗马人所以在高歌猛进中戛然而止，是因为他们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一位在整个罗马帝国史上无人敢与之比烂的皇帝——康茂德。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角斗士》，片中的奇葩皇帝就是以康茂德为原型。康茂德的成长经历极其顺利，康茂德五岁就被列为凯撒“凯撒”，本来凯撒只是人名，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职位，基本上可以说是仅次于皇帝的位置。十六岁时，康茂德受封统帅，十七岁就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顺风顺水的成长经历极大地助长了这位未来皇帝心中的骄傲。然而登基以后，康茂德对治理国家却没有信心和兴趣，他经常怀疑帝国内部有人要害他，对领军将领大加杀戮，他还敌视元老院，动辄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人，不经过审判就处死。整个帝国上上下下，很快被他搞得乌烟瘴气。康茂德本人却乐得清闲，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了近卫军长官去处理，自己却沉溺在狩猎和角斗当中，这样一来，宫廷内臣大权独揽，权钱交易横行，百姓怨声载道。然而当矛盾激化的时候，康茂德处理方式也不是反省自己，而是把近卫军长官交出去背锅，这样一来连近卫军也对他产生怨恨，对他的暗杀接连不断。192年12月31日，又一任近卫军首领莱图斯开始了新一轮的暗杀行动。他与康茂德的情妇玛琪娅串通，得到了康茂德回宫洗浴的时间与路线安排，于是莱图斯安排了一位名叫纳尔奇苏斯的角斗士埋伏在澡堂里。当康茂德一边唱歌一边洗澡时，这位强壮的摔跤手忽然冲出，将毫无防备康茂德扑倒，把他的脑袋摁进了浴池中。死得很没有面子，淹死在澡堂里了。康茂德死后，莱图斯推举新皇，然而元老院和各地军团长根本不买账，纷纷割据自立，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开始，从此一步步没落下去，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纵观人类古代历史，在一个王朝存续期间，总会出现三两个贤帝，但连续出现三两个贤帝的情况就比较罕见，像罗马这样连续出现五个贤帝的情况，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只因为一个人的出现就终止了。从概率上讲，在罗马帝国的客观条件下，出现贤帝的概率和出现康茂德的概率一样高，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无论出现多少位贤帝，一个康茂德出来，就能毁掉所有人的努力。所以，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一个新的思维开始被人们所认识，那就是一个好的机制并不是如何避免康茂德的产生，而是如何去约束康茂德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