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毛岸青是您唯一的儿子，他身体又不好，您为何不多去看看他呢？”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毛主席身边的一位机要秘书曾如此问道。话音刚落，毛主席的神情顿时变得异常凝重，他叹了口气，低声回答：“哪有父亲不心疼儿子的，可是我怕见到岸青啊，一见到他，我就会忍不住想起他的妈妈开慧，和他哥哥岸英……”一时间，毛主席仿佛陷入了对往昔的深深追忆。

杨开慧曾是毛主席的妻子，也是他在湖南求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时结识的革命伴侣。她坚强而坚定，对革命事业始终抱有崇高理想，并在1920年与毛主席结为伉俪。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各地军阀相继围剿共产党人，湖南军阀何键同年5月发动了“马日事变”，一场血雨腥风由此拉开帷幕。此时毛主席被通缉，面临极度危险，但他没有放弃斗争，而是在地下继续领导工农运动。

8月，汉口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思路。随后，他被派往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临行前，他曾短暂回长沙与杨开慧见面，两人相互嘱托，珍重作别。杨开慧坚信革命必会成功，毛主席则对妻子寄予厚望，希望她能在艰危时局里坚持地下工作。谁都没想到，这一次离别竟成为永远的诀别。

秋收起义初期的计划是攻打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起义部队损失很大，一名起义部队师长甚至中途叛逃。毛主席敏锐地判断形势，决定放弃攻城，转而挺进农村，探索建立革命根据地之路。1927年底，他抵达井冈山，在严苛条件下带领部队生存和发展。井冈山地处偏僻，国民党军对此处实行严密封锁，通讯手段更是匮乏，信息极度闭塞，毛主席自然难以得知妻儿在长沙的具体安危。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下，毛主席一度通过秘密渠道给杨开慧去过信，也曾派交通员返回长沙打听她和孩子们的消息。可惜在当时战事频仍、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相关线索变得极其模糊。据后来多方回忆，1928年初，交通员并没有找到杨开慧，只带回了一个极端不幸的推测：杨开慧很可能已经遭难。毛主席听闻此言，悲痛万分，甚至当场落泪。

正是在误以为杨开慧已牺牲的情况下，1928年5月，毛主席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为夫妻。贺子珍是当地少有的女红军，始终坚守战斗岗位，协助毛主席处理紧急事务。毛主席在失去“爱妻已殁”的悲恸中对她的帮助心生感激，再加上两人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产生了深厚的信任与支持，因此在袁文才、王佐等井冈山元老的撮合下，两人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此时，杨开慧仍在长沙板仓老家坚持隐蔽斗争，实际并未遭遇不测。若不是国民党大肆围剿，时局严峻，通讯断绝，毛主席本不可能得出杨开慧牺牲的结论。

1930年冬，杨开慧终于英勇就义。她被捕后，始终没有任何动摇与背叛，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与对毛主席的深爱。然而，这个噩耗最初并未及时传至井冈山。直到1931年春，毛主席才得知妻子真正牺牲的消息，顿时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之中。据身边人回忆，毛主席为此几日几夜心情郁结，不愿言语，他将自己关在房里，不吃不喝，悲切神色溢于言表。当时有人说，毛主席在1930年年底便听闻这一消息并写下《蝶恋花·向板仓》，借诗词缅怀杨开慧的坚贞与伟大，这种说法也流传甚广。究竟是哪种时间更为准确，历来颇具争议，但可确定的是，杨开慧在1930年冬的牺牲，对毛主席造成了无法言喻的创痛。

后来，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自苏联回国，在与父亲的重逢中提到杨开慧临终时仍坚信毛主席一定能带领革命取得胜利。毛主席听罢泪流不止，久久说不出话来。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回忆杨开慧的坚贞与热忱。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冲时，毛主席特意叮嘱儿子一定要去拜祭杨开慧；其后，他又在1957年、1961年等多个时期写诗纪念这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伴侣。

从这段革命往事不难看出，毛主席与杨开慧之间的感情，是基于共同的信仰与理想；他们的聚散离合，被时代洪流裹挟，悲欢交织。在井冈山创业的激情岁月里，毛主席一直默默惦念着远方的妻儿，但局势险恶与信息断绝，却让他对杨开慧的安危产生错误判断，继而在疲惫和痛苦中接受了贺子珍的安慰，发展出另一段革命婚姻。正是这段历史，让后世人疑惑：明明杨开慧1930年才牺牲，为何毛主席1928年就另与贺子珍成婚？究其内情，正是通信中断与生死未卜的艰辛岁月所导致的那场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