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军持续的“三光”政策、河南爆发的旱灾，再加上蝗虫灾，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河南的人民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是日军和我军的主要战场，是抗日根据地之一。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作战方式主要以游击战为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打得日本侵略军咬牙切齿。卑鄙无人性的日本侵略军把枪炮对准了普通老百姓，他们除了杀人，还焚烧或者抢劫老百姓的粮食、房屋，实行了所谓的“三光”政策。

屋漏偏逢连夜雨，1942年河南相继发生了旱灾和蝗虫灾。在日军烧毁了存粮的情况下，旱灾导致河南夏秋两季的粮食几乎颗粒无收，夏秋之交，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河南全省，雪上加霜。据悉，当年的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当时的河南人民就是身在人间炼狱。

没有粮食，怎么办？吃树皮、吃草根、吃死人肉！没错，这就是当时的河南。

1942年秋，当时刚毕业的武汉大学学生张高峰满怀抗战激情来到河南前线，本来是想作为战地记者报道前线战事的，他却亲眼目睹了河南大饥荒的惨状，他不相信久朝古都的洛阳到处都是即将饿死的乞丐。张高峰的《豫灾实录》写着：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在了《大公报》上，被蒋介石看到之后，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停刊3天，以示惩戒，不久，张高峰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逮捕，并被刑讯。

不仅如此，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从重庆经陇海铁路进入河南。在途中，他们看到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也是被遗弃的婴儿临死前的哭声，他们还看见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在夜里，活着的人在找死人身上的肉吃。

美国不少报刊转载了白修德的报道。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此也很恼火，竟不顾国际惯例，在指责《时代》周刊的同时，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卢斯当即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代白修德受过的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当局以“泄露机密”罪将其处以死刑。

国民党当局的漠视和消极抗灾，导致成千上万的河南人饿死！饿不死的那些，能逃的都逃了。

大致有四个方向：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主要还是逃往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有广大的后方。不过，逃亡陕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难民，豫北的难民则向山西逃。

怎么逃呢？据历史档案显示，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难民坐火车，剩下的都是走路的，因为当时火车数量有限，运输能力不足，时速也只有30公里，并且当时的火车大多数是货运的，难民就需要坐在货物上面。当时日军已经占领郑州以东的线路，只有洛阳以西能通火车，作为九朝古都的洛阳，居然成为难民逃难的起点，300万逃荒者噩梦的起点！

一位当时的幸存者寇景素老太太回忆，当时的火车站，只要有火车进站，就有成群结队的难民爬山火车，火车顶上和车厢外面都爬满了人。在争抢的过程中，很多人掉下了车，摔得断手断脚。更让人痛心的时，有一家人，母亲上了车，小孩无论如何送不上去，最后，车开了，小孩只得在火车下哭着喊妈妈，母子永别。

还有更可怕的，1942年深冬的一天，一名瘸腿的男子抱着骨瘦如柴的儿子在等火车，他们已经等了十几天了。终于火车来了，难民争先恐后地涌向站台，男子觉得自己瘸着腿不可能带着儿子挤上火车，他竟然用白布把年仅3岁的儿子绑在车站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加入了挤火车的大军，最后男子消失在人流里，而被绑在书上的孩子，拼命地叫着爸爸，听说后来这个小孩被难民煮了吃了。

挤上了火车，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地，只不过，不上火车就毫无疑问被饿死。

因为很多人都是挤在火车顶上，当时又是冬天，难民们抱着破席子、破棉袄，在车顶上又饿又冻。害怕位置被人占了去，他们不敢下车方便，而是直接在车顶上解决。火车行进的过程中，会经过许多涵洞，因为车顶上摆放了难民的行李和独轮车超高或者超宽，火车通过涵洞时，大家都会互相提醒“过涵洞，注意了”。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在火车疾驰过涵洞时被撞死。

除了被撞死的，还有被饿死或者病死的，周围的人嫌弃尸体臭，就把尸体扔下车，有些人缺胳膊少腿的躺在车顶上，车身也挂满了“人肉挂”，有的甚至被风干了，就像腊肉一般，十分恐怖。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列车，能活下来的都是命硬的。

观音堂镇是火车进入三门峡后的第一个站点。坐不上火车的人推着独轮车，车上坐着老人和小孩，一天走一二十里地，从洛阳到三门峡300公里，走了10天。到了观音堂已经筋疲力尽，很多难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逃到一个竹林里等死。所以这里是很多人逃难的终点，也是老人、小孩被遗弃的地方。大人们趁孩子睡着，把孩子丢在地上，扭头就走，这些孩子后来被难民吃掉了，还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卖，好多难民吃包子时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

以为逃到了陕西西安，就会有活路，其实不然，当时的西安难民越来越多，埋死人或者抬死人的短工成了热门的职业。一些街道的负责人怕负担饿死灾民的罪名，还奄奄一息的老人，明知人没死，他们也雇人将其掩埋，惨不忍睹。在西安郊外的乱坟岗，经常有被刨开的坟墓，有饥饿的难民将入葬不久的尸体挖掘出来吃了，令人毛骨悚然。

最终，大部分的难民在陕西宝鸡不走了。而留在西安的那小部分人，因为没有钱也没有门路找工作，于是只能窝在当时西安市里的“鬼市”，鬼市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坑蒙拐骗、买赃销赃的戏码在这里不断上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至今，很多宝鸡人都是当年逃荒灾民的后代。宝鸡人口的60%-70%都是河南人，河南话是西安的第二大方言。

在河南百万人民正在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蒋介石在做什么呢？

蒋介石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后，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向蒋介石发了电报，电报里充

满了这样的字眼“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蒋介石很生气，他骂道：“谎报滥调！”把电报丢掉，并且还严令河南的军粮不得缓免。

外国记者白修德写的《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文中写到，“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

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因此，白修德要向蒋介石当面陈述。蒋介石感觉到国内外的舆论压力，终于接见了白修德，听他反映了灾民饿死的惨状，并看了他拍摄的照片。

不久，蒋介石委派张厉生等人前往河南灾区视察。在从洛阳到郑州的路上，时时见到衣不蔽体的

村民在刮树皮，厚颜无耻的张厉生不仅毫不同情，反诬是故意假装。有鉴于此，当时许昌县政府怕被问责，谎报少报了灾民的死亡人数。

蒋介石在河南灾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还严令筹集军粮，并且超额完成，他视人命如草芥。军粮

超额完成的情况下，蒋介石才下令，免除河南1943年的任务，拿出1.2亿元作为救灾款，结果这笔款项居然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私自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直到1943年播种时节，一些灾民才收到用此款购买的发霉麦种。这时，河南已有300万灾民死于非命！

至此，河南大饥荒，成了很多人不愿提起的悲惨往事，有些人失去了父母，有些人失去了孩子。

当时的粮食比黄金还值钱，有人说四袋米就可以买到一个妇女，这话不假，当时能有四袋米的已经算是“富豪”了。

据统计，在1942年河南的大饥荒中，有约300万的河南人“闯西关”进入陕西，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移民过程。至今，很多当时逃荒去的河南人已经在陕西生活了几十年，陕西已经变成了“故土”，所以，很多河南人的亲戚都在陕西。正因为这样，河南、陕西两省人的关系比较亲密。

当时，西部地广人稀，这次的大逃荒，使西部的人口多了起来，在无形中促进了西部土地的大开发，把东部成熟的农业技术带到了西部。“河南、陕西人一家亲的关系，是融入在血液中的，这背后，是一段沉重的民族灾难史。

参考资料：

《央广网》1942年河南大饥荒

《中国新闻网》1942年河南大饥荒，老人小孩被吃，饥民刨坟觅食

《北京日报》1942年河南大饥荒，农民无粮可吃，只能吃死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