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笔者在今日头条一篇介绍福州军区的文章，提到曾有六位开国上将在福州军区任职，这在大军区是不多见的。比福州军区开国上将多的，只有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今天就来聊一聊北京军区的开国上将，其中有六位担任北京军区军政主官。

1955年2月11日，国务院决定对全国范围内的军区进行重新划分。4月15日华北军区正式更名为北京军区兼京津卫戍区，杨成武任司令员，朱良才任政治委员。杨成武和朱良才都是原华北军区领导，杨成武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朱良才原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俩同年9月都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成武上将

朱良才上将

杨成武当时还任副总参谋长和防空军司令员，既有总参的工作，又同时兼顾一个军种和一个军区的工作，大概是最忙碌的上将了。

1955年11月19日防空军驻京部队举行校官授衔典礼。副总参谋长、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上将代表国防部部长授衔。

1957年6月防空军和空军合并，防空军番号撤销，其防空军司令员一职就不再兼任。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杨勇上将回国后，接替杨成武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专任副总长。

杨勇上将

北京军区第一任政委朱良才上将因长期伤病原因，于1958年主动提出辞职休养。1958年11月赖传珠上将接替北京军区政委职务。赖传珠原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1958年10月总干部部撤销，有关业务并入总政治部。此时朱良才提出辞职，北京军区政委出缺，赖传珠正好接替朱良才。

赖传珠上将

仅过了一年，赖传珠就调任沈阳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中将接任北京军区政委。

60年代初北京军区党委合影。前排左二司令员杨勇上将、左三政委廖汉生中将

“文革”中，1967年3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停职反省。5月，谢富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谢富治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谢富治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1972年3月病逝。

谢富治上将

杨勇被免职后，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空缺了两年多，直到1969年6月才由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开国中将）接任司令员。但仅过了一年多，郑维山又受到诬陷被撤职审查，1971年1月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开国少将）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对调。陈锡联也是55年上将，曾任军委炮兵司令员。1959年10月接替因庐山会议被错误免职的邓华上将，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他已经当了14年沈阳军区司令员。

陈锡联上将

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视察守备一师

除了以上六位开国上将，还有一位55年上将也在北京军区，但不是军区领导，而是直接带部队的，他就是董其武将军。1949年董其武率部在绥远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从朝鲜回国后，1952年5月第二十三兵团整编为第六十九军，隶属华北军区，董其武任军长，为正兵团级（见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这一年的12月21日，董其武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董其武，问对任六十九军军长职务有什么意见？董其武回答说没有。毛泽东接着对董其武说：“按说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直接带兵，不离开老部队，有职有权。当军长好！”

董其武与家人

1955年评定军衔时，正兵团级的董其武被定为上将。董其武听说后忐忑不安，主动要求不当上将，并要求杨成武把他的意见一定要向毛主席报告。当杨成武将董其武的意见向毛主席转报时，毛主席说：“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都行，董其武一定得当上将。”当杨成武把毛主席的话转告董其武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晚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傅作义。第二天傅作义见到杨成武时，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董其武成了我军两位上将军长之一，另一位是五十五军陈明仁军长，其情况与董其武相仿。董其武任六十九军军长十六年，一直没离开北京军区。

董其武上将

此外，1955年4月改划大军区时，原属华北军区的内蒙古军区升格为大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与北京军区并无建制关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乌兰夫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直到1966年12月。1967年5月，由于边防形势的需要，为统一领导华北防务，内蒙古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降为省级军区，滕海清（开国中将）任司令员。因此，乌兰夫上将并没有在北京军区任职，北京军区的开国上将还是七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