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的第一场雨，把工地的灰尘都拍进了我的衣领。工友们纷纷往工棚跑，我蹲在半成型的楼体下，摸出口袋里的老式诺基亚，屏幕上的日期显示：2024年5月1日。

正好十年。

记得那天也下着雨，我坐在民政局的长椅上，翻来覆去看着离婚证。小芳坐在走廊另一头，安静地削着一个苹果。她总爱把苹果皮削得很薄很长，像一条完整的丝带。

“给你吃。”她走过来，递给我半个苹果。

我没接，嘴里嘟囔着：“连个离婚协议书都不会写，要staff帮着改三遍。”

苹果在空中尴尬地停了几秒，最后落在长椅上。小芳转身走了，背影比十年前我们结婚时还要瘦小。

那会儿我刚从技校毕业，在镇上电器店当售后。小芳是隔壁服装店的营业员，经常帮我把换季的衣服留到打折。我们很快结婚，一切都挺好，直到我升职做了店长。

渐渐地，我开始嫌弃小芳。她只上到初中，看不懂我们店里的说明书，连简单的产品参数都记不住。同事聚会，她总是沉默地夹菜，偶尔搭话也是”哦”、“嗯”、“好”。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她总在客人面前说错话，把”智能家电”说成”精能家电”，把”保修期”说成”包修期”。

“你是我的耻辱！”有一次我冲她吼。那天晚上她把自己关在卫生间，我听见她用方言跟着手机里的普通话教学视频学习。声音很轻，像怕吵醒邻居家的小孩。

离婚后，我辞了工作去省城。创业、打工、倒腾二手车，都没成功。去年终于沦落到工地搬砖，专挑最累的活儿干，想着多挣点钱东山再起。

“老许，新来的包工头到了，让兄弟们都去签到。”工友老王在雨里喊我。

我慢慢走进工棚，看见一个穿着白色工装的女人站在前面。她转过身，我愣住了——她长得特别像小芳，只是更精致，更有气场。

“许国强？”她叫到我名字，目光在花名册和我脸上来回扫视，“你是不是认识小芳？”

我点点头。她掏出手机，拨通一个号码：“姐，他在这儿。”

原来她是小芳的妹妹英琳。这些年，小芳一直在帮英琳打理建筑公司，从学会用电脑开始，到考下建造师证书。英琳说，小芳现在是公司的行政总监，负责十几个工地的人事和账目。

“姐姐说话还是不太利索，”英琳收起手机，“但数字特别在行，从来不会算错工人的工资。”

我站在雨里，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背影。她大概一直都懂我的嫌弃，但从没解释过自己在努力什么。倒是我，从来没问过她想要什么。

工棚外的雨越下越大，冲刷着半片钢筋，露出锈迹斑斑的旧伤。角落里，一只破水桶在积水，桶底贴着张退色的标签——那是我们店里卖过的牌子。

我继续干活，英琳也没为难我。每月发工资时，她总会多说一句：“姐姐都在监控里看着呢。”

又过了两个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在工地看见小芳。她穿着套装，手里拿着几份文件。我们隔着一堆建材对视，她冲我点点头，然后转身走向办公室。

门口的风铃响了一下，那声音像极了十年前，电器店门口的风铃。

当晚回到出租屋，我翻出枕头下的离婚证。背面有一道浅浅的划痕，是当年小芳削苹果时不小心蹭上的。

我突然记起来，她总是把果皮削得很薄很长，因为想省着点吃，好给我多留一些。

窗外又下起雨，我听见邻居家飘来收音机的声音，在教普通话。雨声混着电流噪音，和着十年前某个夜晚，卫生间里的那个声音。

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文化，而是有眼无珠。

工地上的铁钩在雨中摇晃，像极了那天民政局外，小芳手里的那根完整的苹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