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滚滚，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最初的简陋木轮到精巧的四轮马车，车子的演变见证了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然而，在古代中国，车子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权力等级的标志。
车子的形制、装饰乃至驾驭方式，都被严格规定，成为区分贵贱、划分阶级的重要依据。
那么，这种以车为尊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又对古代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车子起源·】——
《淮南子》里说：古代圣人看见蓬草在地上旋转飞跑，受到启发，因而发明了车子。这个说法很有趣，好像说牛顿看见苹果落地，受到启发，因而发现了万有引力似的。
然而，《淮南子》只是一种近于浪漫的猜想，他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根据。但它肯定了最先造车的人是“圣人”。
相传最早发明车子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先——轩辕黄帝。理由是他姓轩氏，“轩”是高篷的车子；“辕”是车子上驾牲口的长木，这些都与车子相关。
并且传说黄帝曾经和蚩尤在涿鹿打仗。蚩尤会作雾，使人不辨东西南北，黄帝发明指南车，清方向，大败蚩尤，取得了我国历史上决定性的一次胜利。
据此，我国这时就有了相当巧妙的车子了。但是，推算一下，黄帝当是五千年前的人，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处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人们还只会使用简陋的石器，那种原始的工艺水平，能否造出车子，是很值得怀疑的。
虽然黄帝造车的传说很不可靠，但是把传说中我们中华民族的创始者——黄帝，这个伟大人物和车子联系起来，这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它无论如何也说明在远古时人们就已经对车子十分重视了。
另一种记载，说得稍后一些，认为是在夏朝。说是奚仲创造了车子，并说汤的十一代祖相土发明了马车，七代祖王亥发明了牛车。
据说王亥曾经用牛车拉着东西到各部落做生意。由于商业上需要，他们曾迁居到黄河北岸。王亥后来被有易族掠杀害，他的弟弟王恒奋勇为哥哥报仇，打败有易，夺回牛车。
王亥是这个时期神话式的人物。《管子·轻重》篇里也说汤的祖先用牛马驾车，很有利于民众。
看来商氏族的发展，和它发展贸易运输是有一定关系的。
夏朝比黄帝时晚了六、七百年，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出现一些较简的车子，大概是可能的。到殷商时代，肯定说，车子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河南安阳孝民电股圩发现的车马坑，其中的车，独两轮，形式已经和周以后的车子相差不多。而且已经懂得驾驭两马，显然又比驾驭一马大有进步。
商代残存的龟甲和兽骨上刻的文字，其中出现不少“车”字。在一些青铜器上也刻着“车”字。
从这些象形文字上可以看到：这些车的形象，有清楚的车轮、车箱和车辕。
那个伸在前面弯弯的东西是驾牲口的衡和轭。衡是车前的那根横术，是为了装置轭的。轭是驾到牲口背上的那支弯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是双轭，是驾双马的。
这与股圩遗物是完全一致的。股圩的遗物，甲骨文与金文的形象与史籍的记载都说明我国在股商时期已经广泛使用车子了，而且学会了驾驭牛马，并且会用双马拉车。
使用畜力拉车当然比人力挑担进步多了，对生产力的推动产生巨大影响，当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人们理应把这些创造车子的入物当作英雄，视为神人。
王亥的子孙曾经用三百头牛祭祀王亥，可见礼仪极其隆重，后人对他极为尊敬。
当然，车子绝不会是某一个人发明的，它必然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的产大概奚仲、相土和王亥等人的车子制造得更加精良一些。
到了股商时期，进入铜器时代。铜器的使用，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一般说来，只有在一个人生产的粮食超过了个人的食用，谷物被集中起来进行运输，才有了使用车子的必要。
而且，也只有出现了坚硬的青铜工具，制造象样的车子才有了可能。
因此，车子的出现和发展，正是和人类使用金属的历史同时发展的。而且，奴隶社会也是与此同时而建立起来的。
《论语》上记载颜渊向孔子问如何施政，孔子答复说要“行夏之时，乘股之辂(辂，音路，即车子)，服周之冤。”
行夏之时是说要使用夏代人的历法。夏历其实就是今天的农历，对于农事是相当合适的。
而乘殷之格，就是主张用股代人的车子。可能股人的车子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所以到孔子的时代还值得效法使用。
在周代，造车已经是官府中的一件大事。
据《周礼》记载：在专管周天子财政经济的大官——“司空”，之下设有“轮人”，专做车轮；有“與人”专做车箱；有“朝人”(轴，音舟，即车粮)专做车。
说明在周天子的近旁，长期有大批工奴专门做车，分工已经非常细致，可以想象，这时的官府里，不但车子造得很多，制作也很精美。
这时的天子、贵族来往交通使用车子，各种婚丧大典、礼仪排场要用车子，打也用车子，打仗则用更多的车子，到处需用车子，造车的工奴处于沉重的劳役之下。
所以在周代诗歌总集的《诗经》里，一首富有反抗精神的名诗《伐檀》，就正是造车人的吁声。
在那首诗里描写了造车人的劳动，他们在森林里砍伐檀木，把木运送到河边，在河边把木头砍成车轮和车辐。
他们在沉重的劳动中想起奴隶主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总怒的指责贵族们是一批吃白饭的家伙！这首诗让我们认识了古代造车的情况，也让我们认识到造车人的强烈反抗情绪。
——【·什么人坐什么车·】——
车子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手段，是文明的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而在阶缓社会里，什么人可以乘车？什么人不准乘车？什么人准乘什么车子？这些都是被阶级地位所限制的。
在古代，这种限制曾经非常严格。比如孔子最心爱的学生颜死了。颜渊家里很穷，颜渊的父亲去求孔子帮助，孔子也不富裕，拿不出钱来。
颜渊的父亲就求孔子卖掉车子好替颜渊买外柳(棺材外面的木框)。孔子不答应，说自己做过大夫，如果出门不乘车子就会有失身份。
这就说明，在那个时代，乘车是大夫以上人物的重要标志。
为了区划身份，天子、贵族和各级官更在使用车子方面，有许多讲究。我国历代的史书中往往有“與服志”这一部分，详细记载了各个朝代在使用车子和服饰方面的规定。
谁要超过了这些规定，轻则认为是失礼，会受到社会舆论指责；重则认为是僭越，是图谋不轨，有被满门沙斩的危险。
周天子使用的车子有五种，叫做“五辂”，一叫“玉辂”，是祭祀天地时用的，二叫“金辂”，是交会同姓资族时用的，三叫”象辂”，是宴会异姓贵族时用的；四叫“革辂”，是参加军事性活动时用的，五叫“木辂”，是打猎时用的。
根据不同情况，使用不同车辆，各有专人管理。这些车子一般都是驾驭六马，有部份是驾四马。
车上插有各样各色规定的旗帜。或直插或斜插也不能随意改换。车盖和车帷上绣绘龙、风、虎、象等形象，装饰各种花纹图案，镶金缀玉，富丽堂皇，全有一定的制度。
各朝代皇帝使用的大辂，总是不断增加，制度也常有变异。随着时代的好尚、或由于迷信的原囚，对各车的其本色调，以及马的毛色，也极讲究。
例如魏明帝时传说某地出现了黄龙，皇帝就说这是上天显示给他的吉兆，规定崇尚黄色，一切帝的东西，都要以黄色为基调。
车上的图象，有着明确的规定。皇帝的车上才准绘龙，龙是息帝的象征。最高行政长官司徒的车上绣瑞马；京城最高长官京牧的车上绣隼(老骞一类飞禽)，象善于搜取坏人。
管监察司法的御史大夫车上绘獬豸象征公正无私。传说这是一种神兽，独角，在双方相争的时候，它专去顶触理屈的一方。
最高军事长官兵部尚书的车上绘虎，象征勇篮。管宗庙祭祀和选举考试的太常卿车上绘风，象征吉样。
驾马的车辕也有一定的制度：皇帝的车较头上用金饰龙形；一品官以上用银饰螭(螭音池，是一种似龙而无角的动物)形。三品官以上用螭头形，但不能饰金银；品官以上用狮头形，六品官以下用云头形。
一般的车只许是平头，不得有装饰，而且全车只许甪黑色油添。
不仅在装饰彩绘方面有以上种种规定，南北朝时的周宣帝还下过一道诏令，规定只许宫庭里的车子车轮上能用幅条，其他车子一律只准用浑成的木轮。
可以想象，有了这么一条规定就限制着老百然只能使用笨抽缓慢的木轮车，无法使车子改进得更加轻便快捷了。古代封建统治者对工业技术的压抑和阻碍，由此也可见一斑。
古代一般的老百姓只许坐牛车，而不许乘马车。汉朝曾经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改治地位上对商人加以压抑，曾规定商人不准乘车。
但是这却并未做到，因为不少大官也在派人做生意，而一些富商后来又可能当官。
如汉乐府诗《孤儿行》中就透露出这种情况。诗中说：“孤儿生，孤子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四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
孤儿曾经是坐过驷马车的，说明父母是官府人家，而父母一死，他兄嫂就他去替他们做生意，过着流离艰苦的生活。
而哥哥呢？则仍然是有车有马的。孤儿一回来就被差使东奔西走，“大兄言辨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趋下堂。”显然哥哥仍然过的是官家生活。
“驷马”从汉代以来就已经是大官的一个代名词了。汉代只有太守以上的大官才能乘四匹马拉的车子。
由此可见，车马是如何的代表符人们的地位与身份了。
本来衣、食、住几方而都有着严格的阶级界限的，但是衣和食不是常人可以广泛见到的，住房是静止的东西，人们能够接触的也比较有限，唯有车子是一种容易广泛与人接触的东西。
因此它便农经常被当作地位身份的标记，这就是古代史书总是下其详的要写“舆服志”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