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正式施行，除极少数部门外，无论政府还是私人的枪支均被收缴，我国自此成为世界上枪支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在“禁枪令”实行之前，我国社会治安问题也曾经深受枪支之害。而且，因为我国人数众多，合法持枪所能造成的危害甚至更加可怕。1993年发生在湖南郴州，震惊中外的“中国911事件”就是一例。

刘有义以及刘方军直接喊上了自己的一群亲朋好友，去井岗村找场子。

湖南郴州这次大型持枪械斗事件的导火索，说起来也不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1993年9月11日凌晨5时30分，马田村刘氏家族中一名普通村民刘有义拉着三百斤猪油前往县城销售。不料，他在路上被隔壁井岗村李氏家族几名成员堵住了，不仅扣下了他的三百斤猪油，还将他打了一顿。这名村民双拳难敌四手，只能狼狈逃回马田村。

约一个半小时后，马田村另一村民刘方军驾驶一辆汽车去马矿，在行驶到井岗村联合厂后，又被井岗村村民拦住，并用刀棍打伤，使得刘方军不得不弃车逃跑。

刘有义以及刘方军直接喊上了自己的一群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去井岗村找场子。

回到村里后，刘有义以及刘方军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的。那个时候人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他没想过通过报警、诉讼等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直接喊上了自己的一群亲朋好友，大家一起去井岗村找场子。

猪油已经被拉走了要不回来，但肯定要让对方付出同等的代价。于是，刘有义带着自己的族亲们，直接砸了井岗村李氏家族成员李祖希的杂货铺，顺带着抢走了杂货铺中的许多物品。这样一出“冤冤相报”，便成为了事件的导火索。每一个“导火索”，点燃的都是隐藏在暗处多年的积怨，素不相识的两拨人肯定不会因为一个“导火索”便大打出手。

而井岗村和马田村的积怨可以追溯到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即大型械斗事件发生足足65年之前。

马田村里出了一位国民党的大官，官至国民党省党部参议员。

这一年，马田村里出了一位国民党的大官，官至国民党省党部参议员。1928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年份，就在前一年，蒋介石刚刚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着力打压中国共产党，四处抓捕、残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着华夏大地。

在蒋介石推行白色恐怖阶段，底下的国民党官员为了升官发财，不仅努力地四处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甚至出现了许多草菅人命，冒领功劳的无耻之事。这名来自马田村的国民党省级参议员便做出了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带了一个团的兵力，以“铲共”的名义血洗了井岗村，一次杀死了27名井岗村村民，导致井岗村几乎家家户户披麻戴孝。两村自此结下了血海深仇。

以“铲共”的名义血洗了井岗村，一次杀死了27名井岗村村民。

战争期间敌我矛盾为最重要的矛盾，大家都忙着对抗日寇的时候，这种“内部矛盾”就被暂时放下了。但解放后，井岗村的村民们都记着这件事，时时想找马田村的人报仇。

解放初期时，井岗村村民便曾经想向马田村复仇，讨回这笔血债，被人民政府及时制止，但仇怨并未解开。几十年来，两个村庄的人摩擦不断，当地政府一直努力居中调解，压制两边村民的怒火。

1993年当年，两村之间已经发生数次较为严重的摩擦。第一次发生在3月2日，马田村村民刘志强组织了18人，砸毁了井岗村一家综合加工厂，经济损失万余元。县联合调查组前去处置时，要求马田村赔偿经济损失九千元，但马田村拒绝兑现。

双方冲突进一步激化

第二次摩擦发生在8月4日，井岗村李国一伙人挑起群架，在两村岔路口聚集了三四百人。幸好公安人员在大型群架即将开打之前及时制止，才没有造成流血事件。但在事件中损坏的车辆、门面等，也造成了约三千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仅仅五天之后，马田村刘芳兰等三名村民骑摩托车赶往马矿收钱时被井岗村村民注意到，后者立刻组织了15人乘坐中巴赶往马矿，拦住三人便是一顿毒打，致使一人重伤，两人轻伤。“8·9”事件后，县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两村，进行重点整治，使得两村之间的关系略有缓和。

但每当联合调查组试图调查“3·2”事件和“8·9”事件时，就仿佛又掀开了两村人的伤疤，导致部分“咽不下气”的人再次找到对方村民挑衅，使得双方冲突进一步激化。

杂货铺被砸一事，点燃了两村之间沉积65年的矛盾和怒火。

其中典型案例便是“3·2”事件中的马田村村民刘志强，他甚至组织了一个名为“板刀会”的组织，在两个月内先后砍伤井岗村村民9人之所。8月26日联合调查组找到他谈话后，他反倒更加抵触，当晚又打伤井岗村村民李复旦岳母。9月10日调查组再找他谈话后，他又打伤井岗村村民一人。

原本，按照调查组的计划，到9月18日就可以将涉案嫌犯全部谈话取证完毕。但是9月11日一早，马田村刘有义猪油被抢、刘方军汽车被抢被砸、井岗村李祖希杂货铺被砸一事，彻底点燃了两村之间沉积65年的矛盾和怒火。

特别是李祖希店铺被砸后，他的女儿直接到村里鸣锣喊冤，称杂货铺被砸，且被打伤三人。李祖希之女的呐喊彻底点燃了井岗村李氏村民们的怒火。一部分人率先在联合厂前设置了一门大炮，紧接着马田村也架设起了大炮，并先开了第一炮。

宗族性热武器械斗，已经到了不可阻止的地步。

至此，井岗村李氏家族和马田村刘氏家族之间的宗族性热武器械斗，已经到了不可阻止的地步。11日上午9时到11时许，双方已经基本“布阵”完毕。由马田村通往耒阳、马田煤矿的公路口，以及两个村子的进出口均被战斗掩体和土炮封锁。

街道内、供销社、医院以及白沙矿务局煤勘队楼顶上，以及马田镇水塔、村后汕头和附近制高点上都布满了炮位，形成了密集的火力交织网。据说，发起战斗的两村村长刚好都是熟读兵法、通晓军事的能人，所以才能在短短时间内造起合适的掩体，封锁交通要道，还认真地抢占了制高点作为火力点，从而像模像样地营造出了立体的火力网。另有“训练有素”的村民们明确分工，镇守在各个阵地上。

双方在架设完炮台后均互相开了炮。

出于种种不冷静因素，双方在架设完炮台后均互相开了炮，一时间硝烟弥漫，哭叫声、吵嚷声以及歇斯底里的助威声混成一片。最密集的时候，炮火达到了每分钟10多响。

激烈的混战中，马田村村民，19岁的刘忠猛首先被炮弹击中，一命呜呼。出了一条人命后，马田村更不肯善罢甘休，一时间双方炮火都更加猛烈。紧接着，井岗村30余岁的村民李常林、17岁的李祖之被相继击倒，甚至连一声呻吟都没有，就静静躺在了满是弹片的地面上。

其实这个时候，参与这场冲突的人数还不算多，两村加起来只有两三千人。但实际上这“只有”二字是基于中国人口众多的背景，倘若放到古代，直至明清两代，著名的军队其实都只有数千人。例如著名的戚家军，就只有三千人左右。如果将战场设置在欧洲，基本上古代欧洲的战役有两三千人参与的就算是大规模了。

马田公安分局，立刻赶到现场试图阻止。

当天上午9时许，马田公安分局得知双方村民开始架设炮台的时候便心知不妙，立刻赶到现场试图阻止。但双方已经各有数百名群众守在了炮位上，并且已经向对方开炮。公安分局无奈之下只能向县公安局进行汇报。

县委副书记在11日中午带领着七十余名干警赶赴现场，县长也在下午14时30分赶到了马田村，成立了平息战斗的指挥部。指挥部成立后第一时间召开了两村村干部会，要求大家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首先制止外地同姓联合增援，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公安干警们，顶着炮火赶到了械斗前线。

公安干警们顶着炮火赶到了械斗前线，冲到了两村的“阵地”中，苦口婆心地做起了人民群众的工作。经过一番磨破了嘴皮子的劝说，井岗村的工作基本做通，但马田村却进行得十分不顺利，数百名妇女、儿童对干警们进行了阻拦和围攻，他们甚至没有办法进入械斗现场。

说起来有些滑稽的是，两村都拿出了打游击战争的架势，前线的男人负责打仗，后方的妇女儿童负责运输弹药和救治伤员。甚至连村里的医院和兽医院被改成了临时战地医院，就这样打起了“持久战”。因为两村都有近百门火炮，再加上当时各家各户手中都有枪、子弹和炸药，9月11日炮声足足响了一天都没有停。

更让公安部门难做的是，劝说不通的马田村村民不仅“攻占”了马田派出所，还叫来了同县油麻、悦来、复合等数个村子总共一千五百余名村民作为“支援”。这些“后援军”自备了武器、自备了交通工具，出动卡车、拖拉机等运载力较强的交通工具，拉来了粮食、蔬菜还有炮弹。尚没有支援的井岗村一时之间处于劣势之中。

次日，情况愈加恶化。

次日，情况愈加恶化。12日上午10时左右，马田村数十名村民甚至将县属红星煤矿炸药仓库包围，对里面的炸药动了手，抢走导火索750米，雷管2000枚，炸药30箱。至此，单马田村一方就有三千余村民，且弹药十分充足。

自恃“训练有素”的前来支援的耒阳白露塘村民利用井岗村后面的坟山、坟碑作为掩体，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井岗村，同时借助炮火硝烟的掩护步步逼近井岗村。而没有支援的井岗村在与马田村相互轰炸一日后已经弹尽粮绝，一道道“防线”被对方援军冲垮。部分村民冒着危险跑到了平息战斗指挥部，请求上级派武装力量前来制止。

永兴县县长和副县长仍在平息战斗指挥部中，他们在当日10时30分左右再次冒着炮火进入了马田村和井岗村，试图对村干部和村民们做工作。但是在马田村方面的有一次失败了——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百余名妇女蛮横地闯进了会场，不由分说便是一顿吵闹，会议被迫暂停，这场械斗仍然没有中止。

该恶性事件已经惊动了湖南省省委。由地区行署副专员吴开达带领的七十余名公安人员和十五名交警于12日中午12时左右抵达了马田村，另有一百名武警战士携带非杀伤性武器，将于下午5时40分许抵达。按照计划，武警战士抵达马田后将发起全面进攻，以平息械斗。

省委另给了四点指示

省委另给了四点指示：第一，事情发生在永兴，请郴州地区迅速组织有力的班子。由地委书记赵毅拯任总指挥长，地委副书记刘学文、行署副专员吴开达任副指挥长，迅速到马田指挥平息械斗。第二，鉴于双方处于激烈冲突的状况，要采取得力措施平息事态，要求双方迅速撤离现场，如果双方做不到这一点，可要井岗村先撤。第三，做好永兴县内及马田周围乡镇的群众工作，保证117国道和京广铁路线的正常运行。第四，武警部队的任务是保护好群众、转移撤退、保护好京广线和107国道畅通。

俗话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当天下午5时左右时，井岗村已经到了完全顶不住的程度，情况万分危急。经过商榷，尽管武警部队尚未赶到，为了保护井岗村村民，指挥部还是决定集中全部人马强行开进井岗村，掩护该村群众撤退。5时30分，全部在此的四百余名公安干警、党政干部徒步冲入了械斗现场，放了十余发催泪弹驱赶械斗人员。几名负隅顽抗的炮手被当场擒拿，另有大量械斗武器被收缴。一小时后，双方被迫全面停火。

“9·11”械斗终于打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6时20分，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以及郴州军分区司令员带着一百名武警战士赶到了马田，立即投入了平息械斗的工作中。截止到7时20分，全部的炮台都被拆除，人员也相继撤离出去。至此，“9·11”械斗终于算是打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纵观这场持续了两天一夜的械斗，两村出动了总共大约5000的“兵力”，动用了近百门土炮，另有鸟铳、猎枪、炸药包无数，炮火覆盖面积达到了两平方公里。据说因为两边村长的军事素养都不错，还采用了经典的“三三制”、“战术穿插”等军事技巧，据说还试图发动“斩首行动”。

械斗结束后，武警战士从两个村里共收缴炮车4步，土炮95门，土枪57枝，炸药233公斤，雷管2590发，土手雷255枚，导火索350米，铁砂10斤，另有长矛、砍刀若干。冷兵器也就罢了，能够造成的杀伤终究是有限的。如此之多的热武器，才是令人大开眼界的。而且，这已经是扔出了无数炸药、雷管和手雷之后，剩余的数量了。

收缴的枪支、刀具

如此大规模而持续时间不短的械斗，必然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在炮战中双方当场死亡者共8人，其中马田村1人，井岗村7人；重伤12人，马田村5人，井岗村7人。

其中有人被打掉了下巴，有人双目失明，终身残疾。在非面对外敌的战斗中打成这个样子，不可不说一句荒唐。而且，持续两天的械斗，再加上对当地设施的破坏，造成了工厂停产、商店停业、医院停诊、学校停课，企业停工。

马田火车站货运仓库受到了炮火控制，货运被迫中断。因两村所处之地临近107国道和京广铁路，这两条全国交通要道的正常运行也受到了威胁。在上世纪90年代，这场械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便达到了上百万元。

许多无辜村民受到了连累，更是让人不得不叹息。

许多无辜村民受到了连累，更是让人不得不叹息。例如马田村有一名李姓衡阳人，在此开了一家店，平日从不与人结仇怨。但在这次刘氏家族与李氏家族的宗族械斗中，因“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被迁怒，马田村村民将他家的家用电器和日用品统统砸了个稀碎。

事件结束的第二天，永兴县便宣布收缴械斗武器弹药，并规定：

一是所有制造、贩卖、使用土枪、土炮、匕首等械斗武器都属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制止和彻底收缴；二是凡持有、私藏土枪(含火铳)、土炮、雷管、炸药、匕首者，必须在十日内上交公安机关或当地人民政府。对主动上交者，从宽处理；对过期不交者，一经查出，依法严惩；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应积极检举揭发私造、私藏武器弹药者。对检举揭发有功者，政府给予表彰，对知情不报，或转移、窝藏、包庇违法犯罪者，依法查处。

然而，正在工作组人员积极善后之时，械斗险些继续。13日晚上，马田村又架起了土炮。情况迅速反馈到县长处，他本人也立刻调集了约50名干警和武警战士前往制止。这才让好不容易平息的械斗没有死灰复燃。

尽管有“法不责众”的说法，但参与械斗的积极分子显然也不能被姑息。办案组很快抓获了四名正在加工武器的不法村民；在后续调查中，又抓获主要责任者、组织者共29人，其中收审20人，留审7人，停职反省2人。

公安干警在执行任务。

还有部分村民知道自己这样做触犯了法律，在事态平息后便立刻逃离。马田村“父老会”成员之一、械斗“指挥长”刘金荣便是其中之一。

刘金荣已经年过花甲，但仍旧好勇斗狠，案发后他闻讯而逃，藏匿于油市乡车田村。数天后，他觉得无事，便返回村里打探消息。他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戴了一个墨镜便大摇大摆返回村里。

恰好有公安人员注意到了他，看着像是嫌犯，在开车途中急忙刹车看了一眼，没有完全认出来，就又继续开走了。巧的是，刘金荣看见了车停下来又走，以为公安人员已经认出了他，只不过看他年纪大，“给他面子”，让他去自首。

这人便回家好好收拾了一下自己，风风光光地自己走到了平息械斗指挥部，大声叫嚷着：“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用不着抓我，我走回来了！”公安人员问起他的名字时，他大声报了一句：“本人正是刘金荣！”就这样被逮捕归案。

公安干警深夜执行任务。

应当说，这场荒唐的闹剧，没有以马田村村民“攻入”井岗村而结束，已经算是最好的情况。难以想象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井岗村将会遭受到怎样毁灭性的打击。

事件过后，马田村的形象跌落谷底。在过去，这里一度以“车匪”、“路霸”猖獗而闻名，大型宗族械斗事件一出，这里再次成为了周围人指指点点的对象。

乃至整个永兴县的投资环境和形象，在当时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此次械斗事件既暴露了地方宗族势力坐大对法治的挑衅，也暴露了持枪的绝对危险。

收缴的枪支、刀具

90年代初，连续发生了几次大型持枪械斗事件，均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不仅威胁人民生命安全，更危害我国国家形象。如美国著名反华媒体《美国之音》便添油加醋地报道了此次郴州“9·11”械斗事件，在国际上营造出中国人民好勇斗狠的形象。

郴州“9·11”之后，禁枪的话题被再次提起。三年后禁枪令应运而生，分步骤地将民间散落的枪支武器收归政府管辖。今日的我们倘若不翻看那段过去的历史，已经很难想象，仅仅在二十几年前，我国还曾经爆发过这样有土炮参与的械斗。这便是禁枪令带给我们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