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兴同志，有件事只能托付给你。”1969年10月17日清晨，北京卫戍区某处小院里，邓小平叫住正要离开的汪东兴。晨雾漫过院角的石榴树，将两人的身影洇成淡墨色。汪东兴转身时，看见邓小平手中捏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边缘被摩挲得起了毛边。

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距离邓小平接到调令已过去三天。早在三天前，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铃声划破寂静，听筒里传来的江西口音让卓琳手中的针线活顿了顿。邓小平放下电话，转身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收拾些厚衣裳，南昌冬天湿冷。”卓琳没问缘由，默默翻出压在箱底的羊毛围巾——那是1956年访问苏联时买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邓小平接到调令后最先拜访的并非老战友，而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药房。他特意配齐了降压药和安眠药，药瓶标签上工整写着”夏伯根”三个字。这位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的七旬老人，正是邓小平坚持带往江西的关键人物。

“您说的是夏妈妈？”汪东兴当时着实愣了愣。在他的印象里，这位操着四川口音的老太太总在邓家小院晾晒被褥，见到来客便笑着躲进厨房。邓小平从中山装内袋掏出张折痕深深的信纸：”这是当年家父的手书，'夏氏入门，视若己出'八个字，我记了四十年。”

这张写于1926年的婚书，此刻成了最有力的说项。汪东兴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时，主席正披着睡衣批阅文件。”夏老太太？”他放下红蓝铅笔，”就是总给孩子们做叶儿粑的那位？”得到肯定答复后，毛泽东在报告上划了圈：”孝道还是要讲的。”

从北京开往南昌的专列启程前夜，夏伯根把腌好的泡菜装进陶罐，突然对前来帮忙的警卫员念叨：”幺娃子打小爱吃麻辣萝卜干。”她口中的”幺娃子”正是时年65岁的邓小平。这个充满川渝烟火气的称呼，让随行人员忍俊不禁又眼眶发热。

列车驶过郑州黄河大桥时，卓琳发现婆婆始终紧攥着个蓝布包袱。打开一看，竟是邓小平儿时穿过的虎头鞋和小学成绩单。”怕在江西住不惯，带着这些心里踏实。”夏伯根的话让邓小平别过脸去，车窗外的麦田在暮色中连成起伏的金浪。

初到南昌的日子并不轻松。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友们发现，这位被称作”老邓”的北方人总带着位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每天晌午，夏伯根会准时出现在厂区铁门处，手里提着保温桶，里面装着邓小平最爱吃的担担面。门卫老周有次打趣：”您这手艺能开饭馆了。”老太太笑着摆手：”幺娃子嘴刁，离不得家乡味。”

不得不说的是，夏伯根的智慧远不止于厨艺。当卓琳因水土不服卧床时，老太太摸黑走遍南昌老城，竟在滕王阁附近的巷子里寻到家川菜调料铺。她用醪糟兑蜂蜜调成润喉茶，教邓小平在车间角落打太极拳，甚至把晒干的艾草缝进枕头。这些充满生活智慧的细节，让监管人员都渐渐软了态度。

有件事至今鲜为人知：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唯一向厂里提的要求，是给夏伯根申请个煤球炉。”老人家受不得冻”的申请理由，让厂领导批条子时都觉着稀奇。后来工友们才知道，夏伯根每晚都要给邓小平焐脚——这个习惯从重庆到北京，从中南海到拖拉机厂，整整延续了三十年。

1971年深秋的某个雨夜，邓小平从收音机里听到林彪事件的消息，手中的搪瓷缸猛地一晃。夏伯根默默接过洒了半杯的茶水，添上热水递回去：”天要落雨娘要嫁人，该翻篇的总要翻篇。”这句带着川东风味的俗语，伴着窗外的雨声，竟让满室凝重的空气松动了几分。

三年后返京前夕，邓小平特意带着全家去照相馆拍了张合影。照片里夏伯根端坐正中，膝上摊着本《邓小平在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