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日本战俘为祸四方我军下令猎杀,日本至今怀恨在心

百年机动站 2023-09-21 07:35:04

1946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下令中国境内的日军全部投降并上交武器。大部分日军都顺从命令投降了,只有少数的帝国主义日军坚持抵抗,最终被中国军队消灭。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一个春节,东北通化地区爆发了所谓的“通化大屠杀”事件。

事实上,当时中国军队镇压了由近一万名日本战俘引发的动乱,其中四千余名反抗的日本战俘被击毙。然而,事后日本军方却宣称中国军队没有优待俘虏,并在日本国内散布中国军队是二战的始作俑者等言论。并且这所谓的“通化大屠杀”让日本至今都前往靖国神社祭拜,并且心中一直对中国怀有仇恨。那么,当初那些日本战俘为何投降后又引发动乱呢?真相又究竟是什么,真的是日本那样说的吗?

1945年,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失败已经成为必然的结局。然而,仍有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对投降不满,他们计划将天皇和溥仪从东京转移到通化,依靠东北地区的战略纵深,并与同盟国进行最后的抵抗。

通化地处长白山盆地,周围有大片的山区可以进行游击战,地理位置十分优越。1945年8月8日深夜,苏联对日本宣战,百万苏军向东北推进。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安排溥仪迁都通化,试图做最后的抵抗。

然而,裕仁天皇在8月15日宣布投降后,关东军基本放弃了抵抗,纷纷向苏联红军投降。尽管如此,仍有极少数顽固分子不甘心投降,希望在通化保存军国主义的火种。当时通化的形势是:关东军已投降,伪满洲国也不复存在,但苏联红军、八路军和国民党势力尚未进入,导致权力真空和混乱。

当时,通化有14万人局势复杂混乱,但八路军只有7个连的军队。与此同时,仍有大批日军残部躲藏在通化及周边地区,包括关东军139师团残部3万多人,125师团残部3000多人等。虽然他们表面上接受了投降,但大部分人带着武器躲到山中或日本市民家中,准备趁机制造动乱。

在苏联出兵攻占东北地区后,留下了大量的日军战俘,我党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些战俘的问题。当时国民党主张将战俘全部交给日本处理,但通化地区已被我军管理。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次年,东京审判已如火如荼进行,但通化的日军战俘显然无法忍受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将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即使等待惩罚结束后他们能否安全返回日本也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暴动争取回到日本的机会,在那个时期,他们相信暴动将引起世界各地的关注,从而获得回国的机会。然而,当时东京审判尚未结束,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规定,对战败国的其他事务处理必须等到东京审判结束后才能进行。而具体处理战俘的措施尚未确定,我军自然不会同意提前释放日军战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战俘决定引发一次大规模的暴动。

通化暴动的总策划者是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这些日军战俘打算通过暴动成功后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希望通过将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来帮助自己回归日本。当时他们认为国民党实力更强,未来更有机会统一中国。

于是,当时国民党进行交涉的负责人孙耕尧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并主动提出联合政府可以同时悬挂中日两国国旗,并且不愿回日本的人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留下。

藤田实彦看到国民党负责人的配合,对暴动的成功充满信心。为了发动暴动,日军精心组织了数月时间,组建了近一万人的暴动部队,并配备了四辆装备有穿甲弹的坦克。其中包括三千多名关东军投降军人,这些职业军人的战斗力并不逊色于八路军。

在暴动当天,大部分八路军部队都在长白山地区剿匪,城区只剩下500多人的武装力量,而且大部分只是警卫和民兵,实际作战人员只占一小部分。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这次暴动的处理十分困难。藤田实彦在组织上非常细心,制定了详细可靠的计划,包括内部协助、外部联络和后勤支援等。

然而,在暴动开始前,参与暴动的国民党头目刘靖儒竟然想临时策反他担任八路军的亲侄子沈殿凯,为了拉他下水,刘靖儒泄露了计划的所有细节,并表示暴动已经胜券在握,劝他早点投降。

当沈殿凯得知情况后,立即向我军高层汇报。面对这些日军战俘,我军一直以诚待人的态度前往劝说和警告,但日本战俘对此不予理会。

我军明白仅凭言语无法使他们安定下来,于是派遣主力队伍维护社会治安。尽管我军多次警告,日军战俘仍然固执己见。面对这种情况,我军别无选择,只能对这些日军战俘开火。

仅仅一天的时间,超过四千名参与动乱的日军战俘被击毙。我军采取如此严肃的处理措施表明立场后,日军战俘开始感到惧怕,当地的暴动也得到了平息。我军的处理方式得到了当地民众的一致赞同,对解放区的社会秩序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重创了日军战俘的嚣张气焰。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在通化的一家医院中,有一百多名日籍护士和医生。日本战败后,他们多次向我军保证自己只是医生,不会对病人做任何坏事,因此被我军留下。然而,在暴动当天,他们作为医生竟然残忍地杀害了医院中150多名受伤的我军战士。

后来,我军稳定了通化的社会局势,而国共双方的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对此次事件的处理让我军能够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专注于前线,稳定了后方。

并且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增强了国内民众对解放军和党的领导的信心。同时,这种坚决的处理也为中国建立法治社会奠定了基础,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而这次严厉处理日军战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也让世界各国意识到中国已经具备与强国平等对话的实力。这种严肃处理的立场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不再容忍任何国家对其进行欺凌和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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