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5年，上海的冬天，王友来到一家银行，试图替刚刚去世的好友杨怡取回她存放在保险柜中的两件遗物：一件母亲的旗袍和一块父亲的怀表。

那是杨怡临终前唯一的请求，也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后的情感纽带。

王友本以为手续齐全，只要去趟银行，一切可以顺利进行。

然而，当他递交了所有材料后，银行工作人员却一句冷冰冰的回应：“让她本人来取。”

这句话像刀子一般扎进了他的心。

“她已经去世了！”刚刚痛失发小的王友，失控地说道。

银行工作人员却不管这些，说是一定要按“制度”走，必须要本人来取。

而这场争执也只是故事的开始，王友自己都没想到这场争执会持续三年之久。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命运的转折

杨怡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工程师。

作为家中独女，杨怡从小生活在优渥的环境中，父母对她的关爱无微不至。

她聪慧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成为亲戚朋友们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

小时候，她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而，这一切的美好，在她刚刚迈入社会时戛然而止。

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母亲突发脑溢血离世。

杨怡还未从失去母亲的悲痛中走出，父亲又被诊断出肺癌晚期，短短一年间，杨怡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小在蜜罐里长大的杨怡，不得不面对命运的双重打击。

她眼睁睁看着父亲在病榻上日渐虚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她在一旁却什么都做不了。

这种无力感成了她人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父亲去世时，握着她的手轻声叮嘱：“要坚强，好好照顾自己。”

这句话也成为杨怡之后人生的动力，她一定要好好活着，父亲母亲还在天上看着她呢。

只是从那以后，杨怡变得沉默寡言，童年幸福的笑颜在她脸上一去不复返。

她将父母留给她的遗物——母亲的旗袍和父亲的怀表，视作珍宝，但却不忍时常触碰。

为了保证安全，她将这两件遗物存入银行的保险柜中。

杨怡开始独自生活，孤身一人的她，有时候想要倾诉，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她试图用忙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她拼命工作，白天在办公室里废寝忘食，晚上加班到深夜。

而她如此的努力，也换来了事业上的成功，她给自己赚到了后半生就算孤生一人，也可以安享晚年的钱。

但这些却是以她的健康和人际关系为代价。

她几乎不再与朋友联系，昔日的朋友们都渐行渐远，甚至不再考虑婚姻问题。

她成了一个在外人眼中“完美成功”，却在内心极度孤独的人。

此时她并未意识到，在一次次熬夜、忙碌和情感的压抑中，她的身体早已埋下了隐患。

噩耗来袭

201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杨怡照常坐在办公室里处理邮件。

突然，她感到腹部一阵剧烈的刺痛，疼得她脸色瞬间惨白，直冒冷汗几乎无法站立。

同事见状，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

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的检查结果让她如遭雷击。

“胰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

“癌症？还是胰腺癌？”杨怡一脸不相信，“不可能，我身体一直很好的。”

胰腺癌可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癌症啊，患上这种病就已经在阎王的本子上留名了！

她慌乱的跟医生解释道，希望医生是“误诊”了，但医生的话毫不留情。

“胰腺癌早期很难发现，你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杨怡一个人坐在诊疗室外的长椅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此时她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事业和财富，而是那些孤独的夜晚、错过的亲情和自己从未真正享受过的生活。

从父母去世后，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无意识中被孤独和痛苦侵蚀了太久。

几天后，杨怡躺在病床上，手里攥着自己的诊断书，内心在天人交战。

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但她迟迟不肯签字。

一方面，她对这种治疗是否有效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她害怕住院后会彻底失去最后的自由。

但病毒可不管你这些七七八八的，身体的迅速恶化让杨怡不得不妥协。

她开始了痛苦的化疗过程，失去了头发，体重也迅速下降，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抽干了一样。

杨怡变得憔悴不堪，病房里的镜子成了她最害怕面对的东西，她觉得自己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出了病房都要吓到别人。

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杨怡感到极度的孤独。

她才意识到，钱不是万能的，她之前赚的那些钱，也缓解不了她的孤独。

每次医生询问“你家属在哪”时，她都只能尴尬地回答“没有”。

有时候夜深人静，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冰冷的病房，闻着消毒水的味道，忍不住自嘲的想。

她现在就是死了，也没人发现吧？

这时，一个熟悉的名字突然浮现在她脑海里：王友。

托付与诀别

杨怡拨通了王友的电话，带着些许迟疑，那么多年没联系，她都不确定这个电话能不能拨通。

好在老天没有赶尽杀绝，电话接通了，那头传来熟悉又陌生的男声。

杨怡鼻子一阵泛酸，发现病情以来，坚持了那么久的心理防线，在此刻溃不成军。

她极力压抑着哭腔，低声说：“王友，我可能撑不了多久了。能不能……过来看看我？”

说完，杨怡就得到了一阵沉默，其实也没有很久，五六秒的时间。

但杨怡感觉跟过了五六个小时一样漫长。

杨怡在这沉默中越发不安，她不停在心里做建设，就算王友拒绝她也是应该的，毕竟两年那么多见没见过了。

而王友的沉默并不是在想着怎么拒绝，他只是突然被这个消息给震懵了。

多年不联系的好友，突然联系，就说她快死了，这事搁谁都要消化一下。

之后王友匆匆放下手头的工作，第二天便赶到了上海医院。

当他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床上虚弱的杨怡时，眼眶顿时湿润了。

他都要差点认不出她来了。

那个曾经神采飞扬、充满朝气的女孩，如今消瘦得几乎脱形，双颊凹陷，脸上的血色早已被病痛耗尽。

“你来了。”杨怡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声音虚弱得像一阵风。

“来了，我来了。”王友握住她的手，心中五味杂陈。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友成了杨怡的支柱。

他为她打水、喂饭，陪她聊天，为她讲述小时候的趣事，想让她暂时忘却痛苦。

杨怡渐渐放松了许多，两个人的日子总比她一个人扛着要好过很多。

在她人生最后的这段时光里，她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某天，杨怡轻声对王友说：“如果我不在了……请帮我带走母亲的旗袍和父亲的怀表。我想带着它们一起走。”

这是她内心深处最重要的请求。

王友点头答应，眼里闪着泪光。

几个星期后，杨怡的病情急剧恶化。

她在清晨安静地离开了人世，手中紧紧握着王友的手。

这位苦命的女孩，终于解脱了。

王友抱着发小失声痛哭，决心一定要把好友最后的遗愿完成。

三年的斗争

杨怡去世后，王友开始着手处理她的身后事。

他带着杨怡的死亡证明和一系列文件，来到存放遗物的银行，来取杨怡父母的遗物。

然而，他却被一句话挡了回来：“让她本人来取。”

这简直就是荒谬，人都死了，怎么让她“本人”来取？

无论王友怎么解释杨怡已经去世了，本人来不了。

银行始终坚持：“没有继承人证明，任何人无法取出保险柜物品。”

王友的耐心都耗没了，怒火中烧，但工作人员却始终摆出“规定就是规定”的冷漠姿态。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友数十次前往银行试图沟通，但始终无果。

他甚至找来了杨怡的主治医生和病友作证，但银行仍然拒绝妥协。

无奈之下，王友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诉讼过程漫长而艰难。

银行的律师坚持认为，王友既非继承人，也没有书面遗嘱，无法证明自己有权取走杨怡的遗物。

王友的律师则强调：杨怡的遗物只是两件私人纪念品，并无经济价值。拒绝交出遗物，不仅不合理，也违背了逝者的意愿。

官司持续了三年，期间王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有人质疑他的动机，也有人认为他“自找麻烦”。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明白，这是他对杨怡最后的承诺。

2019年，法院终于判决银行必须交出杨怡的遗物。

那一刻，王友热泪盈眶，为了好友，也为了这三年的自己。

因为一直没有拿到遗物，杨怡的尸体一直没有入土为安，如今他终于可以面对她了。

他亲手将旗袍和怀表放入杨怡的棺木中，完成了她的最后心愿。

结语

这场历时三年的斗争，让人们看到了规则与人情的较量。

银行的一句“让她本人来”，暴露了制度的冷漠。

而王友的坚持，则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温暖可以超越生死。

或许，真正的正义，正是规则与人性之间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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