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7岁的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和堂哥都还在读初中，因为正是中考的那年，家里一开始甚至都不准备通知我们。后来还是在邻镇当书记的大伯做主，这才把我们这辈兄弟也叫了回去。
在80年代，农村人能活到77岁，也算是高寿了。我们是正月十五开学的，那天还是奶奶的生日，我们吃过中午饭才回学校。
吃饭时，奶奶还亲手夹了两个鸡腿分给我和堂哥。在我们一辈兄弟里，只有我俩还在上学，也算是全家人希望的寄托。
但奶奶就是那么安静地走了，我们这些后人唯一能感到欣慰的是，老人家临终前没有什么痛苦，完全是睡梦中去的。
爷爷早年就去世，我们这一代人里，只有最大的堂哥见过他，尚且还在襁褓之中。爷爷走后，奶奶一个小脚女人，抚养父亲三兄弟长大，谁知道她一辈子的辛酸？
但幸好父亲几兄弟都争气，尤其是大伯，早年出去当兵，提干转业回到老家，几年后的当时，已经是临镇的书记。
而父亲和三叔虽然都在农村，却都是头脑灵活的人，做的做生意，搞的搞手艺，家里都搞得挺红火，在孝敬赡养奶奶这方面，一直就是乡亲们的楷模。
如今奶奶去世了，自然就得入土为安。村里的族里的长辈和劳力，也都不请自来。这也是我们当地的传统，所谓红事请白事来，谁家没有老人？只要听到消息，左邻右舍都会主动过来帮忙。
那年代的农村，金钱气息还不是那么明显，乡亲之间更多讲究的还是人情面子，也就是不需要什么报酬，都会体贴地给主家把事情操办好。
因为大伯一直在外面，作为公家人，这么些年来陪在奶奶身边的日子屈指可数，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出点现金，给老人家多买点吃的用的。
奶奶去世的时候，大伯还在单位上，接到通知赶回来时，起身钱都烧完了（当地的风俗，老人去世后就会在卧室里烧一串烧纸张打出来的纸钱），也穿好了寿衣，遗体摆放在生前卧室的地面上，脚头点着清油灯。
因为在我们当地，素有“托生”之说。也就是老人去世后，遗体“下榻”在地上时，如果身边没有亲人守护，一旦有小猫小狗从亡者身上走过就会“托生”，于是，母亲和婶娘不离左右地陪着。
虽然，奶奶没有女儿，也就没有人呼天喊地地哭泣，但所有人的心情都是沉痛和压抑的，我们一进屋，就感受到那种沉闷的气氛。
因为一直要等大伯回家，前来帮忙的主事人一直不好安排。直到我和堂哥回家一阵子，大伯才带着伯娘回来，又是一阵哭泣和拉扯。
等大家的心情都平息了点，族里的长辈明爹才把父亲三兄弟叫到一起，商量奶奶后事的操办。
以我父亲和三叔当时家里的财力，完全可以操办一场相当隆重的丧事，这是明爹的说法。但顾忌着大伯是国家干部，稳妥起见，明爹就特意征询大伯的意见，问他按照什么规格来操办为好。
当时，大伯当书记还只有一年多，就仕途来说，也正是走上坡路的时候，对于家里的喜庆大事确实不便操办。
大伯沉吟了一下，转头询问父亲的意见，说如果自己不参与，那是你们两兄弟的事，你们该怎么操办就怎么操办，我就当个女儿，到时候在礼簿上写份礼金。
如果是三兄弟一起操办，那我还得向领导报备，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框框。但至少是不能做法事，只能开个追悼会之类的了。
说到做法事，这里也得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当地直到现在还流行土葬，在八九十年代，乡亲们手里开始有钱了，对于老人的后事一般都是“厚葬”，甚至不乏一场丧事下来，子女们背上一大笔债务的例子。
父亲和三叔商量了几句，最后就还是替大伯着想，让他当“女儿”，不参与具体的丧事了。
这样一来，给前来吊孝的亲友磕头的大事就落在我父亲头上，大伯真的只是当个女儿一般。
因为两家的条件都不错，明爹得到准确的回答后就开始安排了，最终决定做个五朝法事，也就是请所谓的道倌先生在灵柩前做三天的法事，三天里都是吹吹打打念经，到时给亡者超度。
三天的时间里，远近的亲友都会前来吊孝，关系亲近的还要在灵堂守灵，但主要集中在第三晚，也就是灵柩出殡前的最后一晚。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出殡前最后一晚，孝家还要准备比较丰盛的酒席答谢前来吊孝的亲友。
第二天一大早，一般都是天刚亮的时候灵柩从家里抬出，送葬队伍跟着前去墓地。简单的下葬仪式之后，亲友散去，八个精壮劳力就会用石灰搅拌筑墓。亲属、一般都是长子在旁做着服务，久不久还得跪下来磕头。
筑墓的过程一般都会持续一整天，我奶奶的坟墓，至今还没有用水泥结墓，但墓堆上依旧一根杂草也没有长，仍然是比较干净的石灰黄土。
话说远了，继续说回奶奶葬礼的事。一切多很顺利，为了明面上的避嫌，大伯一直都在幕后，奶奶灵柩出殡时，甚至抱着灵位走在最前的依旧是我父亲。
出殡当晚，我们家还要准备一顿丰盛的答谢宴，参与者就是给奶奶筑墓的八个精壮劳力，还有明爹等几个主事人。这一顿饭，也是整个丧事里最为丰盛的一顿。
等大家都陆续离去，家里就只剩下自家人，父亲三兄弟和我们这些晚辈都坐成一圈，都没有怎么说话，气氛显得有点沉闷。
大伯拿着桌子上的礼簿翻看了几下，然后就开口说话了。大伯的声音很是低沉，说：
我们几兄弟送走了母亲，但人死不能复生，今后的日子还得走下去，相信母亲老人家会在九泉之下保佑大家的。
然后就对父亲和三叔说：大事操办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上班，连续三天的“送亮”就只能辛苦你们两个，第三天的“培三朝土”我会尽量回来。
父亲和三叔都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继续抽烟。
大伯继续说道：母亲的丧事花费不少，我刚才看了一下礼簿，收的礼金也挺多的，大致能和开支相抵。
因为我之前说过自己不便出面，只能当女儿，丧事都由你们两个操办。现在看来，虽然收支基本平衡，但考虑到收的礼金也是一笔欠账，将来都要去还情，大部分都还落在你们两个头上。
这样，我另外再出两千块钱，你们两个就把账目分了，我还是不参与。
这时候，父亲和三叔又交头接耳小声地说了几句，随后就是大声地对大伯表示推让，说这礼簿上的礼金虽然挺多，但大部分都是你的那些同事和朋友，他们送的礼也比较重，如果都是乡里的送礼水平，礼金肯定要少一大截。
别人送了你，人家有事你也得还礼，我看还是三兄弟平分剩余的现金，你那两千块更不用了。对外人说你是女儿，但那原本就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哪有母亲去世儿子送礼的道理。
就这样三兄弟你说来他说去，说着说着就有点激动了。
大伯当干部多年，尤其是当书记以来，应该也是习惯了一言九鼎，不知不觉就拍了几下桌子说道：
你俩啰嗦那么多干嘛？母亲不在了，我这个大哥的话就没人听了？不管怎么样，一口唾沫一个坑，不能说话不算数，就这样定了吧。
说完，大伯就让伯娘拿出一叠钱来放在桌子上，顺带把礼簿也交到了我父亲手上。
就那样，奶奶的葬礼，虽然开支比较大，但我父亲和三叔两人不但没有亏空，甚至每人还分了两千来块钱现金。这笔钱在现在不起眼，在当时确实也一笔巨款。
尤其是大伯拍桌子时说的那段话，后来就成了我们村里的“名言”。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父亲三兄弟都还健在，最小的三叔都满了八十岁，退休的大伯也住在老家，三兄弟几乎每天都是在一起聊天说事，几十年来，我们从没有见过他们红过脸。
附带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四五个堂兄弟，还有三个堂姐妹，就像别人家的亲兄弟姐妹一般，外人都说：孝义持家，这就是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