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张大冬提出的“未成年人违法家长须赔偿”建议引发热议。这一提案直指当前低龄犯罪频发、司法惩戒不足的困境，试图通过强化家长责任机制破解社会难题。然而，这一建议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仍需深入探讨。

一、提案背景：低龄犯罪与司法困境的矛盾

张大冬在调研中发现，部分未成年人因知晓法律对低龄犯罪的“豁免条款”，故意在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时实施盗窃、轮奸等恶性行为，甚至制定犯罪计划。例如，某地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金额累计超百万元，挥霍后仍逍遥法外；某轮奸案中，家长对被害人赔偿要求完全无视，司法机关仅能将其送入专门学校，缺乏实质惩戒。这种“法律真空”导致部分未成年人有恃无恐，被害人权益难以保障。

二、提案意义：强化监护责任，维护社会公平

张大冬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家长赔偿义务，并将履行情况纳入征信系统。这一措施直指家庭监护缺位的根源。数据显示，约80%的低龄犯罪未成年人来自失管家庭，包括留守、离异、单亲等结构。将赔偿与征信挂钩，既能倒逼家长加强管教，也能为被害人提供经济补偿，体现法律对受害者的关怀。

三、争议焦点：责任边界与执行难题

然而，该建议面临多重挑战。首先，赔偿标准如何界定？不同案件的经济损失差异巨大，需避免“一刀切”或过度追责。其次，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强制赔偿可能加剧矛盾。专家建议，对无力赔偿者可引入社会救助机制，而非简单施压。此外，现有法律衔接存在漏洞，如专门学校招生规模有限、矫治措施落实不力等问题，可能削弱提案效果。

四、深层思考：构建多元共治的预防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张大冬同时提出制定“未成年人惩戒法”，主张分级处置犯罪未成年人。这一思路值得肯定，但需配套完善矫治教育资源，避免“一罚了之”。例如，加强失学失管青少年的职业培训，减少其游离于社会监管之外的风险。同时，应推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明确基层执法标准，避免“有法难依”。

结语

张大冬代表的建议触及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核心矛盾，其本质是通过制度设计重构家庭监护责任。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唯有平衡家长责任、被害人权益与社会公平，构建家庭、学校、司法、社会协同的预防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惩戒与教育并重”的法治目标。这一过程需要立法者、执法者与公众的理性人大代表建议:未成人对话，而非简单的情感宣泄或责任转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