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北平地下党的一些情况，研究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观点迥异，难以形成一致性定论。由此，笔者结合近十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谈谈个人看法。

众所周知，“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夕的北平地下党组织是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但这个临委是怎么成立的，之前的党组织是什么情况、何种称谓，临委书记是谁等问题却一直混淆不清，至今悬而未决。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以下简称《党史》）第一卷上册一书中这样写道：

此时，活动于北平的党组织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在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 （简称 “北平学联”）。

12月9日，在以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的学生拥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

本文以下主要围绕上述表述展开讨论。

时至今日，当年“一二·九”运动发起者和组织者的回忆录，已正式发表的主要有彭涛、周小舟、姚依林、郭明秋、谷景生等人的。

周小舟于1944年6月在延安写的自传材料中描述道：

杨子英 （陕西人）当时是北平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1935年4月末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 （简称 “武卫会”）。……不久，王健 （王学明）通过杨子英与我谈话，我经杨子英介绍于5月在北平入党。

九十月间，党市委增加了朱子贞 （冷楚），原党市委为王健、杨子英、彭涛三人，王是书记。我是武卫会党团负责人之一。谷峰 （谷景生）大概是社联党团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彭、谷和我坚持提出抗日民主自由的要求，认为这样能团结广大学生群众。王、朱坚决反对提民主要求和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认为当时不是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问题，而是坚持打倒国民党，这两种意见相持不决。……此时杨子英已在天津，找到了省委的关系，把北平的情形报告给省委。彭、谷又推我去天津向省委报告，省委接谈的姓刘，省委决定撤销北平市委，成立北平临时市委，以谷峰为书记，彭涛为组织，我为宣传，并同意当时提出的口号与进行的工作，决定派人去北平整顿组织，这大概是11月20日前后的事。王、朱不服从省委的决定，由一姓梁的前往天津找省委，省委决定仍照此前决定处理。

周的回忆首次将运动前北平地下党内在要不要开展群众运动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且双方争执不下又如何向河北省委报告及省委怎样处理的情况较详细清楚地披露出来，时间、地点和人物也交代得较清楚，《党史》及其他已出版的一些重要党史专著均在不同程度上以此为依据。其中，1986年2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史要》，1997年9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通史》，2000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三本书都据此认为：河北省委于1935年11月决定撤销北平市工委，成立了北平临委。

彭涛于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讲话中谈道：

1934年时北平党的组织已几乎全受破坏，北平有几个党员，但是没有组织。1935年初才开始恢复起来，这时和河北省委取得了联系……与省委联系上后，北平就成立临时市委，成员有王学明、我、冷楚等，还有谷景生，他是共青团的负责人，市委书记是王学明。在民族武装自卫会活动的是周小舟。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邵清华、孙敬文、刘杰等也是当时进行活动的一些人。

对照彭、周二人的回忆便不难推断，至少在1935年的六七月间，北平地下党组织已经恢复，这个组织正是“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前身，但彭和周对该组织名称的说法不一。彭说是“临时市委”，而周说是“北平市委”，那谁的说法更准确呢？若从二人党内资历对比来看，周于1935年5月入党时，彭已是市委领导成员之一，应该说对当时北平地下党恢复重建前后的组织结构、名称变更情况比周了解得更加直接和清楚。

彭涛的“临时市委”一说得到姚依林、郭明秋的佐证。

姚依林于1979年7月回忆道：

北平市委被破坏后，当时北方局指定北平团市委暂时代替党市委的领导工作。团市委是王学明同志负责。他当时是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大家叫他小王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团市委组织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没有正式的市委。临委委员有哪些人我不太清楚，我知道的有王学明，还有彭涛同志。

郭明秋在1980年2月是这样回忆的：

1935年春天，我入共青团之后，经杨彤介绍认识了曾去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彭涛、王学明等。彭涛、王学明都告诉我，他们正在恢复北平的党组织。他们重新建立的临时市委，是由团市委书记王学明代书记的，彭涛是宣传部长。

彭、姚、郭三人的回忆清楚地表明，“1935年11月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前身应为北平临时工委，也即临委，前后两个组织在名称上本无变化，研究界一直以来主要根据周小舟的回忆而形成前一个组织是“北平市委”的看法缺乏准确性。鉴于此，笔者认为，研究者今后再出版或发表相关专著和论文时，或以诸如“河北省委于1935年11月决定撤销（或改组） 原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新的北平临委”这样的用语来表述，应该更加贴近事实。

根据现有材料，1935年四五月间（可能还会更早一些）成立的北平临委，由王学明任书记，杨子英和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工作，彭涛负责宣传工作；周小舟是“武卫会”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谷景生是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盟”） 和左联党团书记。周、谷二人虽都不是正式临委委员，但参加临委召开的重要会议，亦属决策层人物。

1935年8月，由“武卫会”北平分会发起组织了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并到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立案，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此后，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通过联系一批学校的爱国进步学生，发动广大同学开展募款、募物资等一系列救灾活动，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这个公开团体的建立，不仅使得之前被国民党搞垮了的二三十个学校的学生组织逐渐恢复元气，又重新团结集中起来了。而且，募捐所得2000多元白洋大部分捐给山东赈灾，只留下约500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

1935年10月22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授权学生会由哲学系研究生高明凯起草了一份给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电文。这份电文随即演变成《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明确要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该宣言迅速得到积极参加救灾活动的清华、师大、汇文、贝满女中、女一中等校的支持。天津的汇文中学、河北女师、法商学院、中西女子学院也签名拥护，并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联名同启的方式发送到全国各大中学校、通讯社、报刊社。这份宣言有力抨击了国民党政府迫害青年学生，扼杀民主自由的政策，最早刊登在1935年11月初天津的英文报纸上。“可以说，它是‘一二·九’运动爆发前的一颗信号弹。”

1935年10月赈灾结束后，彭涛联系姚依林、黄敬、周小舟、郭明秋等人，不失时机地主张将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转化成一个学生抗日团体——北平学生联合会，经反复酝酿商讨及各方联系，于11月18日在中国大学召开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成立大会。会议选举郭明秋（女一中）为主席，姚依林（清华大学）为秘书长，孙敬文（镜湖中学）为总交通，邹鲁凤（东北大学）为总纠察，黄华（燕京大学）为交际股长。学联机关地址设在女一中。成立北平学联，即意味着“一二·九”运动指挥中心的建立。

北平临委成立后不久发生的以上这三件大事，与北平临委之间是何种关系呢？

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是由“武卫会”出面发起组织成立的，而“武卫会”相当于党的外围组织，临委委员杨子英任“武卫会”北平分会书记，周小舟任宣传部长。临委书记王学明曾告诉郭明秋，“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王所说的“灰色团体”，即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之类的组织。可见，成立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并领导学生开展赈灾救济活动，党内从上到下意见一致，并在临委领导下进行，具体组织领导者有彭涛、周小舟、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

再看《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据当年燕大学生会领导人黄华、陈翰伯等人回忆，当时他们还不是党员，燕大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之所以在北平学运中处于骨干地位，有两个原因：一是燕大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政治环境较宽松，学生的抗日思想能较自由地抒发；二是中共《八一宣言》已秘密传到校内，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虽然这份重要宣言的产生与临委并无直接关系，但彭涛、周小舟、姚依林等人因势利导，决定将此作为“一二·九”运动的宣传材料，并到印刷厂制作成传单分发到各校，从而在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宣传作用。按黄华的说法，“燕大学生自治会倡议建立北平学生联合会，得到北平党组织的支持”。

关于临委是否领导成立北平学联，近年来有一种说法是：“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如彭涛、姚依林。”这一说法的依据主要源于姚依林的回忆。

姚依林曾于1979年7月、1982年8月和1984年4—6月三次对“一二·九”运动作了回忆。综合其中有关北平学联成立情况，大致内容为：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公开活动成功后，北平临委内部就是否成立学联，要不要发动群众运动，提什么样的口号等一系列问题产生激烈争论。以彭涛为代表的极少数一派认为，应在赈济会的基础上成立学联，搞一次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向政府要求言论、结社、集会自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而以王学明为代表的多数一派则不赞成搞群众运动，坚持要在学生中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和拥护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口号。由于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王学明撒手不管，致使临委产生分裂而开不成会，彭涛站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于是，在临委不起作用的状况下，经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这个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的研究筹备，成立了北平学联。

实际上，参与筹备成立北平学联的核心人物不止这四个人。据周小舟回忆，临委产生两派意见对立后，“以彭涛为首，我们领导几个基础较好的学校：清华、燕京、师大、辅仁、女一中、女二中等，仍继续进行抗日民主自由工作。我介绍了黄敬参加了武卫会，那时黄在北大，并通过我与彭涛、谷峰见了面，我们筹备成立了全北平学生组织。”谷景生在晚年回忆这段史实时，也印证了周小舟的说法。可见，北平学联的成立，虽然北平临委开会没有达成一致性意见，但并非“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临委中彭涛这一派也不是什么“极少数”。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当年全北平的党员也就十个左右，参加临委会赞成搞学联的有彭涛、杨子英、周小舟、谷景生，反对的有王学明和冷楚，对比下来倒好像是不赞成搞学联的是“极少数”。客观而言，正是临委中以彭涛为首代表了广大爱国学生心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方在筹备学联成立过程中体现出了党的领导作用。

姚依林在学联成立时是个刚入党的新党员，对临委的了解只是间接地听彭涛说的，而周、谷二人则是参加临委会议讨论重大问题的决策层人物，他们对临委成员之间的分工及配合、矛盾产生的由来及激化、上级的调查及处理等情况应比姚了解得更加直接和清楚。事隔40多年后，姚依林在1979年至1984年间作回忆时，既未看到周小舟的自传（1987年正式发表），又没见到谷景生写的回忆文章（最早发表于1995年），故其说法有一定局限性。而有的研究者仅凭此就断言学联的成立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自发搞起来的，这就难免失之偏颇了。

通过对“一二·九”运动前环环相扣的三件大事作层层剖析，我们不难看出，北平临委在“一二·九”运动的酝酿和准备阶段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直接或间接的发起、组织和领导作用。

如前已述，1935年四五月间成立的以王学明为书记的北平临委，由于产生严重意见分歧而分为势不两立的两派。彭涛这一派的杨子英、周小舟先后到天津找河北省委反映情况，河北省委遂于1935年11月20日左右作出改组原北平临时工委，成立新的北平临委的决定，由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为组织部长，周小舟为宣传部长，同时打算派人到北平整顿组织，此为临委第一次改组。

问题在于，当时河北省委没有立即派人到北平来宣布这一重要决定，而是先由周小舟将此决定带回传达宣布，这就引起王学明这一派的质疑和不服，他们同样也派了一个姓梁的到天津找省委反映情况。一直到运动爆发前的12月7日、8日，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才到北平与临委联系上，调查了解，着手解决纠纷。有关事情的整个过程，且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

彭涛回忆：“‘一二·九’前两天，河北省委派人（姓李）来北平，同意在北平搞运动，并指示要抓紧时机，发动学生，把学生团结起来。”

周小舟回忆：“12月7日、8日，李常青奉省委之命来北平，先找了我，我把北平党内的纠纷及当时工作的情况都报告了他，表示听从省委的意见处理，这时，正是‘一二·九’运动紧急发动之时。李与王、朱、彭、谷都分别谈过话，李也了解到王、朱是不服从省委意见的。为了顺利解决纠纷，李决定改组临时市委，在解决此事中，李当时未作明确的结论。我于1936年1月即另调其他工作了。”

姚依林回忆：“那个时期北方局还是河北省委，大概是省委特派员李常青，他是来跟我们联系的。李常青同志对我们的行动采取中间态度，既不热情支持也不反对。所以，‘一二·九’运动前两天他就来了，他跟北平市临委王学明、彭涛，找我和黄敬都谈过，他也不表示明确态度。”

归纳以上三人的回忆，并结合现有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李常青到北平与临委取得联系的准确时间是1935年12月7日左右，正值运动爆发前两天，而非一些图书和文章所言的这年的六七月或11月。

二、从李常青与彭、周二人的谈话可看出，李不仅代表省委明确表态支持搞运动，而且为了顺利解决纠纷，他当机立断，决定再次改组北平临委（即1935年11月20日左右成立的以谷景生为书记的临委），由他自己兼任临委书记，“直接领导北平市各党团、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工作”。这是一个果断、正确的决定，因为在争执双方谁都不服谁的情况下，无论是王学明还是谷景生都不适合再当书记了，而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兼任书记，对双方来讲都可以接受。

三、李常青之所以给人留下“采取中间态度”“不明确表态”和“当时未作明确的结论”的印象，并非他无原则立场要和稀泥，而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谈话对象的身份地位不同，谈话内容也不一定相同；二是采取了有利于团结大局的一种策略。事后证明，李常青整顿组织的做法不失为加强组织内部团结，集中力量搞运动的明智举措。

四、河北省委在处理北平临委内部纠纷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支持以彭涛为首坚持搞运动的一方，体现了“一二·九”运动发动之前中共领导机构应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