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史时，人们经常提到的是，遵义会议和延安时期在其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这当然不错。然而，若因此而忽略瑞金时期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无视或扭曲这一点，却是有违史实、有失公允的。因为瑞金时期不仅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孕育、萌发，提供了较为充裕的时间，以及较为稳固的空间，而且也为它的成型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没有这些基础，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以及延安时期的种种成就。

史家所称的瑞金时期，是指1931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也有将其上限追溯到1929年，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首度进入瑞金的时间）。其时，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已经形成，并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发展到鼎盛期。领导全国苏区和红军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在中央苏区成立并开展工作。依托中央苏区建立的、定都瑞金的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给中共公开活动，对政府、军队和各种群众团体实施有效领导，规划和组织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以及依靠并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创造了宽广而坚实的舞台。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使原先分散在白区和苏区的党内精英及核心人物，得以汇聚、磨合、提升，在实践、比较中增长才干，积累经验，总结教训。

在瑞金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无论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还是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及后来补选的林彪组成），其成员身影都已毕现瑞金，历历在目。让我们循着史迹，看看他们是如何出场的。

193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全国苏区的领导而设置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在政治上、组织上受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导，负责管理全国苏区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区及红军中党的工作。其最初成员中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周恩来为书记。周到中央苏区之前，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由其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专负领导全国苏区军事武装力量之责的机构，项英兼任该委员会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

1931年2月6日，因周恩来不能在短时间内赴中央苏区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任弼时的建议，将苏区中央局成员予以调整：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朱德仍为其成员，常委有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负责军事，任弼时负责组织，王稼祥负责宣传。同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提出更换苏区中央局主要领导问题：因苏区中央局随红一方面军行动，而项英“工作能力不够领导”，遂“决定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还提议扩大中央局人数，成立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临时江西省委。10月中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同意中央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任弼时仍任中央局组织部长。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改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同时还是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1932年1月上旬，周恩来从上海到达瑞金，正式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不再代理此职。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在瑞金召开。大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也在瑞金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在接下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委员。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彪，也在“一苏大”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其时，朱德还被委任为临时中央政府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他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刘少奇于1932年冬进入中央苏区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周恩来于1932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任弼时没在临时中央政府中任职，专事党务，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及中央党校校长。陈云此时在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特科书记；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在“二苏大”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林彪此时为中革军委委员，红一军团军团长。邓小平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3年1月，已无法在上海立足的中共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并旋即与驻在瑞金叶坪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行使中共中央委员会职权，其成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有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以上各人除刘少奇外，均兼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二是部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陈云。三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有王稼祥、顾作霖、朱德、邓发。博古被推举负总责。

从上述名单中可以看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共七大班底加上陈云）此时已全部进入中央领导层。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的黄竹堪下福主庙，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校部驻地举行。全会讨论了由博古作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的《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洛甫作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从此，中共中央局正式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临时中央政府也在“二苏大”后改称中央政府。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员11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陈绍禹（即王明，在苏联）、康生（在苏联）、张国焘（在川陕苏区）、任弼时（在湘赣苏区）、毛泽东、顾作霖（1934年5月28日在瑞金病逝）；候补委员7人：朱德（顾作霖病逝后，递补为正式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关向应（在湘鄂西苏区）、邓发、何克全（即凯丰）、李竹声（在上海，1934年6月被捕后叛变）。

在中央政治局内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为书记（常委）。博古担任总书记。

从以上名单可知，此时已有张闻天、周恩来、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王稼祥、刘少奇进入中央政治局。其中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一职，朱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递补为正式委员）一职，还有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王稼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都是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这表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此时进一步靠近领导核心层了。事实证明，这样的领导布局，为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召开并取得辉煌成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张闻天何以能集合他和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在会上扔出让举座皆惊的被称为“反报告”的重磅炸弹？毛泽东何以能在会上作一言九鼎般的长篇发言？王稼祥何以能在会上留下让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的言词？周恩来又何以能在会上批评博古，而增强毛泽东一边的分量？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产生的两个中央领导班子，即上述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其成员素质均具有下列特点：其一，年富力强，都在50岁以下，且以三四十岁的居多。其二，党龄较长，接受党的教育、组织生活、斗争锻炼多，政治立场除极少数人外，都非常坚定。其三，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论水平普遍很高，有相当多的大学生、留学生，多数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好思善辩。其四，多数成员经历过中共从创建以来所有的重大斗争、重大事件，具有工运、农运、学运、兵运和党、政、军、群工作的实践与经验，以及从地方到中央不同层级的领导岗位的实践与经验。这些特点体现在后来形成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身上，尤其鲜明。但由于当年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中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水平，差距很大，以至存在严重分歧与对立，上述中央领导班子成员的素质特点，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值得肯定的是，瑞金时期中共中央的这种组织结构，毕竟为后来中央改组准备了充分条件。

瑞金时期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所作的思想准备，集中表现在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已经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并接受了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当看到和肯定的是，瑞金时期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所积累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些实践和经验教训，激发了毛泽东在理论创新方面特别富有生气的探索与总结。

其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十来年，它在政治上还非常稚嫩，思想上准备不够，又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与约束。而它面对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其力量都异常强大。这样，在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一致目标的前提下，走什么路，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用什么方法去实现目标，在党内就有种种认识上、政策上、策略上的分歧和冲突。

毛泽东凭着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深刻了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精辟地解答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问题。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理论的基石，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原则。他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勾勒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轮廓。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声。

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专做政府工作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人民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管理，以及土地政策、群众路线、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等问题，都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总结，并且作了理论升华，写出了不少经典之作。如：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还有《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今年的选举》 《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等。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所阐发的经典之论，如：“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等，在当时就产生了重大作用，并且影响至今。

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已经在这个时期有了比较稳定的雏形；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如党建思想、政治思想、策略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也在这个时期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显著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过程中，党内其他同志，特别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都作出了不同的努力与贡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则正好表明：毛泽东思想不单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而且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二则这为毛泽东的同事、党的其他高级领导干部选择、接受毛泽东为党的最高领袖，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

从中共五大起就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周恩来，长期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他为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统一战线建设、反“围剿”战争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他主导撰写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即“九月来信”），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反对“机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强调加强党的教育，以克服党和红军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正确处理党与红军、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防止“党管一切”，以党代军代政；强调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特别是领导核心的团结和统一。这封信的基本精神，被稍后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大量吸收并引申。

任弼时在中央苏区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他对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障党在政权和群众组织中的领导作用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他为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党。要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领导，就必须解决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提高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严明党的纪律，增强党的领导作用等“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党的领导同志应当“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一切违犯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要依据客观条件“推行党内民主化”，同时“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这些认识，无疑大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党建内容。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分管意识形态和政府工作，他对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贡献了许多真知灼见。1933年，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连载发表的长篇论文《关于新的领导方式》，是中共执政条件下最早系统阐述党群关系的论著之一。文章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其中如何摆正党和群众的关系及党怎样领导群众部分，尤为精彩。他认为，我们党之所以能说服群众，使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是因为党有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党的每一个决定、口号，都是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假如党犯了错误，党的政策不能代表群众利益时，党就必须承认错误，修改政策。党应当跟群众学习，耐心听取群众呼声，才能真正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循此思路，张闻天对苏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地方政权建设，提出了难能可贵的主张；对苏区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以及反“围剿”战略战术等，表示了反对不切实际的过左规定的看法。这些看法使他得以较早地跟毛泽东走到一起。

主持苏区工会工作的刘少奇，从正确理解和处置革命任务与阶级关系问题出发，纠正了将“独立劳动者”通通排斥于工会组织之外的错误做法，壮大了苏区工人阶级的力量。他利用各种会议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刊物《苏区工人》这个舆论阵地，深刻揭露了“一苏大”颁布的《劳动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以及它的危害性，推动了《劳动法》朝着正确的方向修订。他率先提出在苏区的国有企业管理中实行“厂长负责制”和“三人团”（厂长、党的书记及工会主任）方式相结合的运作模式，有效地拓展了中共国有企业管理思想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刘少奇的这些反“左”言论及做法，无疑为他日后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毛泽东亲密合作共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会工作时，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认为这种错误，“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同时也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他强调党和工会既要着力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又要把握工人群众的情绪，“从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们推动起来”。陈云的这些认识与主张，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为克服党内“左”倾错误作出了贡献。

朱德在和毛泽东共创朱毛红军及中央苏区的斗争中，一直从事军事领导工作，并由此成为“红军之父”。他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灵活的战争指挥艺术，为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和苏区军事建设的加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养分，也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书写了绚丽的篇章。

除上述者外，项英、王稼祥乃至博古等人，也都对毛泽东思想在瑞金时期初步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多年来，影响人们对瑞金时期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予以关注和评价热情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长期流行的毛泽东在瑞金时期一直饱受批判和排斥，被剥夺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即使有职也无权（因为他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的看法，显然是个主要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拙文《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真实处境》已作过初步探讨。大量史实表明，毛泽东在瑞金时期虽然受了几次大的批判，但他并没有靠边站，依然有职有权，有广阔的舞台供他施展才华。他也因此得以在苏区的各个领域有所建树和贡献，并且得到各方面的尊重和肯定。在革命工作上，他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非孤掌难鸣。党的其他高级干部乃至“左”倾错误代表人物，也不乏和他相同的见解。他在瑞金时期的种种建树和贡献，并非孤军奋战的结果，除了苏区军民的拥护外，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看不到这一点，只看到临时中央和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批判，难免作出错误判断。说到其时毛泽东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也不难理解，那就是他还在被党选择，他自身也还需要不断完善。否则，为什么在并无“左”倾错误干扰、破坏的中共红四军七大、八大上，他都会落选？问题还有另一面，即假使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共中央的第一把手，以他的个性与作风，其政治命运不一定会比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好。而后三者正是因为不能忠实地、不折不扣地听命于共产国际，才被一个个拉下马的。由此看来，这倒是毛泽东的福分了。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另外，认定博古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使这条错误路线在苏区发展到顶点，对毛泽东和支持毛泽东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看法，也影响到人们对瑞金时期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关注与评价。姑且不论上述看法的是非对错，单看博古在瑞金时期具体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博古对后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是他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毛泽东他们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如关于民族解放道路，关于革命战争的伟力所在，关于查田运动的阶级路线，关于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关于游击战和游击区，关于改善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密切党和苏维埃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关于反腐倡廉、艰苦奋斗等，博古的主张跟毛泽东的主张也是基本一致的。这直接导致博古在许多工作上，对毛泽东是信任和支持的。

二是出于对毛泽东在创建红军和中央苏区斗争中的卓越贡献的肯定与钦敬，也出于对党的事业的信仰与忠诚，博古在几个关键时刻支持、维护了毛泽东。例如，“一苏大”召开前夕，苏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希望中央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即将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博古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却决定，就由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旋即电复苏区中央局。又如，针对苏区中央局要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提议，博古主持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10月7日电复苏区中央局，明确指示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并认为如果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更难得的是，博古中央一贯主张用“同志式的态度”，解决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其他同志之间的分歧。

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长期被说成是博古为了反对毛泽东，全面清除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而挑起的事端。大量不为研究、宣传者所关注的，以至避而不用的文献资料则表明，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绝对，它自有其必然性和既定内涵，也有其偶然性和复杂形态，不可用一个“左”字以蔽之。即使对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结果，也应作多方面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博古中央（非博古个人）发动这场斗争的初衷，绝不是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毛泽东和“毛派”于死地。斗争的结局也表明了这一点。

三是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复出。1931年9月至1932年底这段时间，共产国际通过驻上海的远东局，对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进行直接指导。1932年3月11日，博古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同某国际代表的两次谈话。其中一次为工会工作，共产国际代表认为工会领导“是机会主义领导”，批评中央“不可给刘湘（即刘少奇）以打击”是原则性的错误。数日后，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撤销了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和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职务。1933年1月，博古来到瑞金后，很快就重新起用刘少奇出任新的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后又让他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劳动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及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1933年5月，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被撤职的邓小平的遭遇，得到时任红军总政治部正、副主任王稼祥和贺昌的同情。他们商议后，打算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接替已调离的杨尚昆任秘书长，并报中央组织局。中央组织局负责人不同意，王稼祥就直接给博古打电话，博古表示同意。这样，邓小平才顺利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并任《红星报》主编。这为1934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接替患肺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从而有机会出席遵义会议铺了路。

四是为中共党内不同观点的思想展露、交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营造了宽松的氛围。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极为重视利用党报、党刊、党校和学术团体等，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以及土地革命战争、苏维埃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在《斗争》 《红旗周报》 《红色中华》 《红星报》 《苏区工人》 《青年实话》等报刊中，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的课堂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会及其各个分会的学术讲座里，不仅能看到博古、张闻天、罗迈（李维汉）、凯丰等人的文章或身影，也能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人的文章或身影，还能看到瞿秋白的文章或身影。既能领略博、洛合作时的风采，也能窥见博、洛分道时的从容。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没有刻意突出、树立博古的形象及思想的现象，也没有故意诋毁、抹杀毛泽东的形象及思想的现象。这种党内不同观点同志式的自由讨论、争鸣的良好风气，延续到遵义会议，便是博古正襟危坐倾听暴风雨般的批判，而没有“龙颜大怒”，拂袖而去。当然，这也跟他面对“仓皇辞庙”（中央红军惜别赤都瑞金）和“败走麦城”（红军湘江惨败），内心充满愧疚与自责有关。但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后者而否定前者。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行进过程，都是环环相扣的，上一环乃至上上一环，都为下一环的出现预设了基础，埋下了伏笔。下一环不过是上一环乃至上上一环合乎逻辑的发展变化（承继和扬弃后的前进或上升）。对瑞金时期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妨用这个观点去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