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6年寒冬，滁州行宫的灯火彻夜未熄。韩林儿盯着朱元璋送来的鎏金车驾，最终踏上了通往南京的死亡之旅。这位名义上的"大宋皇帝"至死不知，瓜步江底的沉船事故竟是新王朝诞生的助产术——当南京城为韩林儿举行国丧时，朱元璋已完成从起义军头目到华夏共主的身份蜕变。

1352年濠州城破时，朱元璋以"九夫长"身份投奔郭子兴，实质是乱世中的政治投机。他选择韩宋政权而非徐寿辉天完政权，因前者拥立"宋室后裔"更具号召力。据《国初群雄事略》记载，1355年刘福通在亳州立韩林儿为帝，檄文中"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的豪言，吸引了中原半数流民武装。

朱元璋的狡黠在于双重效忠：在金陵私铸"吴国公"金印，却在公文沿用龙凤年号。这种策略持续到1363年，鄱阳湖水战时，他的战船仍悬挂"山河奄有中华地"的韩宋旗帜。台湾学者陈学霖研究发现，朱元璋七年间向安丰输送粮草三十余次，每次运粮队都携带空箱——表面效忠，实则监视韩宋虚实。

1363年安丰围城战，暴露了朱元璋精妙的战略算计。当张士诚部将吕珍十万大军围困韩林儿时，刘伯温力谏"不宜轻出"，朱元璋却亲率二十万精锐驰援。《明太祖实录》隐藏了关键细节：救出韩林儿的同时，明军搬空了韩宋政权积蓄七年的十二万石粮草。

这场"救援"实质是权力接管：韩宋旧臣被安置在滁州行宫，朱元璋却在南京重建官僚系统。至1366年，他麾下已有李善长、宋濂等137名进士出身的文官，形成独立于红巾军体系的统治班底。当廖永忠在瓜步江"失手"溺毙韩林儿时，南京朝廷已备好《平周榜》，宣布"元以北狄入主中国，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的新法统。

韩宋政权的覆灭早有预兆。1358年三路北伐失败后，红巾军神话已然破产：李喜喜部在太原遭扩廓帖木儿全歼，关先生部在辽东出现人相食惨剧。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痛斥："彼假宋之名，行盗匪之实"，将韩宋定义为地方割据势力。

南京郊祀大典的黑公牛祭品，暗藏法统玄机。据《明会典》记载，朱元璋特意选用周礼"玄牡"而非宋制白羊，象征跳过宋元直承周汉。这种历史叙事重塑，使明朝获得比"驱逐胡虏"更深厚的合法性——台北故宫藏《太祖改制录》显示，1370年重修历代帝王庙时，韩林儿牌位被刻意置于割据政权序列。

韩林儿溺亡次年，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创造"得国最正"理论：强调"朕本淮右布衣"，既否定元朝异族统治，又区别于刘邦的秦吏身份。这种双重切割的成功，从朝鲜《李朝实录》可见端倪：高丽使臣郑梦周曾惊叹"明主起于微贱而混一海内，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南京明城墙的基址下，埋着韩宋政权的最后印记——三千斤龙凤年号铜钱被熔铸为墙砖。当廖永忠1375年因"僭用龙凤"罪被赐死时，这位沉船执行者才惊觉：所谓"得国最正"的本质，是对历史记忆的彻底格式化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