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4.02.003
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抵近侦察方面重点关注的对象，这种关注从苏联时期开始至今已超过70年。在军事领域，“抵近侦察”指的是在不侵犯敌方领空和领海的前提下，通过公开或秘密手段接近敌方阵地或重要目标进行的侦察行动。随着武器装备的不断进步，现代国家间的抵近侦察主要通过航空器、水面舰艇或潜航器等手段在空中、水面、水下进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俄罗斯的抵近侦察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关系的迅速恶化，美国动用战机对苏联展开侦察。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防空力量相对较弱，美军使用RB-57D战术侦察机和U-2高空侦察机多次侵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直到1957年苏联装备了“萨姆”2防空导弹，并在1960年成功击落一架侦察苏联的U-2飞机，这才结束了美军飞机在苏联领空的自由活动。即便苏联拥有了防空导弹和高性能战机，美国对苏联的侦察行动并未停止，而是转而采用更为隐蔽的抵近侦察方式，这种活动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终止，而是持续至今。
错综复杂的战略战术目的
美军拥有强大的侦察体系，注重对世界各热点地区的情报搜集。尽管美军拥有数量众多的卫星和遍布全球的无线电监听站，但利用航空器、舰艇、潜航器进行抵近侦察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抵近侦察与航天侦察的优势互补，相互印证。航空平台具有强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可根据任务要求分为例行侦察和专项侦察。水面舰艇的持续性好，美国海军的综合测量船和水声监听船常打着科研的名义在对手周边活动，收集海洋环境信息。潜航器的隐蔽性优势明显，能够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例如，冷战时期的“常春藤之铃”行动，使美军能监控苏联海底军事电缆通信长达十年之久。同时，航天侦察作为一种战略级的侦察手段，使用层级较高，但从情报需求提出到侦察实施、情报融合处理再到下发用户的整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时间损耗，与此相比抵近侦察方案要灵活得多，对于战区指挥官而言，便捷自然常用。这三者从不同维度提供情报，互相弥补，与卫星等其他侦察手段共同构成了美军情报力量的拼图。
美军拥有实施抵近侦察地缘和装备上的双重优势。美国东西临大洋，南北无强国，其他国家很少能抵近美国本土长时间实施侦察活动，而凭借着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美军却能轻松到达目标区域开展侦察，这为美军抵近侦察提供了地利之便。目前，美军拥有各型侦察机700余架，侦察性能强、续航时间长。以RC-135系列侦察机为例，其通信侦察系统在1万米高度可侦测到600~800千米外的音频、电报等通信信号。如果RC-135在距俄罗斯领海基线100千米的位置活动，其侦察能力可达到500千米以上的纵深，足以将沿海重要目标尽收眼底。
美军将抵近侦察作为表达战略关切、塑造地区态势的重要手段。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但美方对其竞争对手的抵近侦察愈发猖獗，北约及其成员国在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假借维护海上安全的名义，向黑海及波罗的海派遣舰队和空军，并立即进行其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武器装备的部署，这些装备与设施采用了美国许多最新的军事科研成果，具有很强的侦测能力。2014年克里米亚地区归入俄罗斯联邦后，美军侦察机一再逼近克里米亚地区，在周边进行抵近侦察，并将俄罗斯海军、空军基地作为主要的侦察目标，获取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武器情报。2018年，美国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展开了秘密侦察，共有7架美海军侦察机抵达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东部海岸，对俄驻叙赫麦米姆空军基地进行侦察。此后，美方对俄罗斯及其军事基地的抵近侦察愈发常态化。除了利用空中力量进行侦察外，美国还不断逼近俄罗斯领海，不仅派遣潜艇对俄罗斯领海进行探测，同时派遣舰队在俄罗斯领海航行，这不仅是对俄罗斯领海权益的侵犯，也是对国际公约的公然挑战。近年来，美国对俄开展的抵近侦察不仅旨在获取军事情报，更带有挑衅和傲慢的态度，一再尝试触碰俄罗斯的红线。2020年，美海军公开了“海狼”级攻击型核潜艇在俄罗斯北极圈海域活动的消息，据悉，这艘潜艇从挪威北部港口出发到达巴伦支海域，对俄北方舰队进行了侦察和模拟攻击演练，完成任务后返回挪威，美军还公开了“海狼”级核潜艇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宣传报道这次演练的成功。而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持续性抵近侦察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限制其发展空间，并在多方面对俄罗斯构成挑衅。俄罗斯宣布开始在乌克兰进行“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军机多次靠近俄罗斯领域进行侦察，这些侦察活动一方面旨在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支持乌克兰亲美势力，并向俄罗斯传递“我们支持你们与俄罗斯对抗”的信息，给予乌克兰一种士气上的支持。同时，美国还积极组织北约国家进行联合侦察行动，试图加强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并对俄罗斯进行军事上的试探，通过抵近侦察来测试俄军对这类“准战争”行动的反应，并据此调整美军的应对策略。
美国所宣称的国际法依据
美对俄长期进行的抵近侦察活动，美方均宣称具有国际法依据，以海上方向的舰机抵近侦察活动为例，美方认为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进行海上对俄抵近侦察活动是合法行为。不过有意思的是，美方从来没有明确其行动依据的是哪一项国际规则，这种做法相当值得玩味。一般情况下，主张某一行为的合法性都会明示具体的法律依据，比如某一项法律文件的某一条款，但是从美军的历次相关声明中都看不出具体的法律依据。应当承认，不展示具体的法律依据，这极大地削弱了法律主张本身的说服力。那么，美军为什么不在涉及对俄抵近侦察的相关声明中明示具体的法律依据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一般国际法没有对领海以外的军事侦察活动作出明确的规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款规定了如果外国船舶、飞机在领海内进行任何目的在于搜集情报使沿海国的防务或安全受损害的行为，即应视为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因此可以认为在领海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具有违法性。对于在领海以外的海域进行的军事侦察活动究竟是违法还是合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在领海以外的海域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往往会强调“法无禁止即自由”。而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规定了“公海自由”，其中包括了“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虽然不能确定军机在公海上的侦察活动就是“公海自由”的一部分，但也不能将这类活动明确排除在“公海自由”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海自由”可以被视为海上军事侦察活动的国际法依据。关键的问题是，拥有一项自由本身并不能保证行使该项自由的合法性。正如权利会被滥用，自由也存在这种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7条承认“公海自由”的同时，也对这项自由作出了限制，即“这些自由应由所有国家行使，但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显然，当一国以未能“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的方式行使“公海自由”的时候，这就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对自由的滥用，不得依据“公海自由”主张具体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从抽象的意义上看，“公海自由”可以被视为军事侦察活动的国际法依据，然而这种抽象的合法性未必能导致现实的合法性。考虑到军事侦察活动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一国在公海上进行的军事侦察活动如果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就不能依据“公海自由”主张军事侦察活动的合法性。考虑到美军在一切声明中均声称其舰机行动符合国际规则，这表明美方并不认为这样的军事侦察活动对俄方产生了不利影响。那么美方的这种判断是否合理呢？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直接的答案，需要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定和法理进行推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没有涉及公海上的情报搜集，但明确反对在领海进行这类活动，为了维护沿海国的和平与安全。由此可见，一国在公海上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对国家在公海上的安全利益作出明文规定，但这并不表示国家在公海上不享有安全利益，尤其是考虑到海上军事科技的进步如今能令远距离之外的军事活动的危害堪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条第2款所指的发生在领海的军事活动。另外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美军对俄抵近侦察行动虽然大多发生在公海，但并不能认为是无害的远距离侦察，因为其附近往往有俄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美国在进行军事侦察活动时适当顾及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毕竟，解读“适当顾及”这一概念需要结合行为本身会涉及到的风险。如果美方主张军机的侦察活动未对俄方的安全利益构成损害，那么需要对此作出更具体的说明，比如对侦察活动意图的无害性进行澄清，以及为防止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采取了哪些措施，还有进行这种对侦察对象和自身都具有较高风险的抵近侦察的必要性是什么。只有对这些具体的细节进行综合性的考虑，才能较为合理地判断美方对俄舰机抵近侦察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规定，未对俄方的安全利益产生不利影响。遗憾的是，在美军相关的一切声明中看不到这些必要的细节，因此无法认为美方作出的判断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毕竟抽象意义上的合法性不等于在具体情况下的合法性。
“死神”在黑海坠落引发的新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俄罗斯历来是美国抵近侦察的“重点关照”对象，从苏联时期算起已经有70余年了。在与美国的斗法中，俄军积累了不少实战经验，俄军的主要目标是不让美国方面轻易获得俄军的关键情报，并展示俄罗斯的对抗能力和决心。为此，俄军采用了颇为激进的策略，甚至包括一些具有潜在危险的“示威”乃至“挑衅”举动，其中巴伦支海“手术刀”事件是一个典型例子。1987年9月13日，一架挪威空军的P-3B型反潜巡逻机在巴伦支海上空对苏联执行侦察任务时，辛巴尔大尉驾驶的苏-27战机进行了监视拦截。苏-27战机先是打开了机背减速板进行减速，并近距离监视着挪威P-3B反潜巡逻机，随后展示挂载的空空导弹进行威慑。尽管如此，P-3B机并未停止接近，于是苏-27战机进行了一次近距离掠过，产生的强大喷射气流导致挪威侦察机几乎失去控制。经此一役，P-3B机驾驶员示意准备离开，但并未真正离去，不久又返回。当距苏联领海线48海里时，苏-27战斗机再次出现，这次它径直飞到挪威侦察机的右翼下方，其左垂尾从挪威侦察机的右外侧发动机下方划过，导致P-3B发动机短舱被切开一道口子，右外侧发动机随即停机，而苏-27战机扬长而去。
苏联在应对美国的抵近侦察上往往富有耐心和技巧，展现了俄式智慧。黑海是美国对苏联进行抵近侦察的重点海域，苏联海军司令弗切尔纳温曾提议用军舰撞击来对付侵入苏联领海的美国军舰，这样既可显示出足够的强硬态度，又不至于让事态升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88年2月12日，美国“约克城”号导弹巡洋舰和“卡隆”号导弹驱逐舰编队闯入苏联领海，距离塞瓦斯托波尔港仅七海里。面对这一挑衅行为，苏联海军派出了“无私”号护卫舰和SKR-6小型护卫舰进行驱赶。多次警告无效后，苏联海军SKR-6小型护卫舰撞击了“卡隆”号。撞击显示出较高的技巧，既果断执行了撞击命令，又未造成过于危险的后果，没有导致人员伤亡。撞击发生后的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发表声明，没有承认苏联军舰主动撞击美舰，而是宣称由于两艘护卫舰舵机“同时失灵”导致与美舰相撞。
黑海撞击事件后，美苏双方均保持了相当的克制。虽然“危急时刻”时有发生，但双方也在多年的对抗和接触中逐渐摸清了对方的意图。对于两个曾经剑拔弩张半个世纪、时刻准备发动核战争的老对手来说，抵近侦察所采取的战术对抗只是红线之上的“橙线”，真正的底线在于战略层面。俄罗斯通过灵活多变的策略实现看似矛盾的目标。在远东、黑海、巴伦支海等固有“势力范围”内，俄罗斯对美国表现出强硬态度，表明没有妥协退让的空间。但在叙利亚，俄罗斯采取了更加灵活的策略。此外，俄罗斯在试探过程中也不断调整策略，例如在2014年向美国战机展示武器和启动地面雷达跟踪锁定后，俄罗斯意识到这种威胁可能导致美方误判，随后便放弃了此类危险举动。
经过长期的交锋，美俄双方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建立了相应的机制来管控双方发生意外碰撞的风险。1988年黑海撞船事件发生后的一年，美苏两国签署了《避免危险军事行动协议》和《领海无害通过协定》，建立了危机管理机制，规定了双方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发生对峙时应采用的通信频率和信号、禁止采用的危险对抗行为，以及处理此类事件时应采取的措施等。美俄双方也重视对前线部队的培训，确保一线人员具备足够的经验和技巧应对意外情况。同时，美俄双方也没有放弃通过协商降低风险的途径。例如在叙利亚，美俄经过多次谈判，逐渐建立了沟通机制，从最初的相互不通报，到签署空中相遇的谅解备忘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放弃了相互试探的行动，因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当地时间2023年3月14日上午，美军的一架MQ-9无人机在黑海坠毁。美方最初表示，MQ9“死神”无人机当时在克里米亚西南上空的国际空域执行例行操作时，遭到两架苏-27SM战斗机的拦截，并遭遇类似“巴伦支海手术刀”事件的撞击，导致其螺旋桨受损。而俄方则声称，“俄罗斯战机未使用机载武器，且未与美国无人机发生接触”，认为美军无人机是“在剧烈机动中失控，随后坠入水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3月14日早晨，俄罗斯空天军的空域监控设备在黑海克里米亚附近海域上空发现一架美国MQ-9“死神”无人机正向俄罗斯边境飞行，该无人机关闭了应答器，并挑战了俄罗斯为特别军事行动而设定的临时空域使用制度。为了查明入侵者的身份，俄罗斯空天军的执勤战斗机升空进行了拦截。
事后，美俄双方发布的视频让外界得以了解更多细节。俄罗斯媒体放出的视频显示，拦截飞机的座舱和机翼，参与拦截的俄军飞机并非美方所称的苏-27SM，而是黑海舰队航空兵第45团的苏-30KN（原为出口订单取消后转为自用的过渡型号）。被拦截的“死神”无人机为较先进的MQ-9B型（也称“天空卫士”），增加了ISR模块，能以吊舱模式携带SAR雷达系统，执行战场态势感知任务。美方放出的视频显示，俄战机在“死神”附近进行了多次贴近伴飞和“逼近动作”。其中，一架苏-30KN飞至MQ-9B无人机前上方倾泻航空燃料，导致“死神”的正常飞行戛然而止，以不可控的姿态坠入黑海。目前的信息表明，2023年3月14日黑海上空，俄罗斯军机与美国MQ-9B无人机的对峙确实发生了。至于MQ-9“死神”无人机为何坠毁，目前只能是各执一词。
公众媒体对此事件的热烈讨论或许有些浮光掠影，缺乏深入分析，业内观点认为，黑海上空“死神”的坠落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历史上，大国间因抵近侦察而引起的空中摩擦并非新鲜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巴伦支海上空的斗法双方都是有人驾驶飞机。然而，在“黑海死神坠落”事件中，尽管俄方使用的仍是苏-27系列的苏-30KN战机，但坠毁的“死神”却是一架无人机，这种变化使得情况产生了微妙的差异。一般认为，无人系统的广泛应用是新一轮军事技术革命的特点之一，无人系统既能助力、代替甚至替代人类执行更多艰巨的作战任务，尤其是避免人员伤亡这一显著特点，使其成为未来战争特别是信息化和智能化战争的主要作战力量之一，这将推动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发展演进。但无人系统的“零伤亡”特点也可能在非战争状态下的对峙摩擦中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比如对冲突责任认定的困难，或许会降低斗争的尖锐性，由于不涉及人员伤亡，政治上的斡旋余地也更大。
“死神坠落”事件发生后，美俄双方实际上都在努力淡化处理，显得十分默契。比如事件发生后，俄美两国并未就此事寻求最高层接触，多个细节预示了双方并不期望直接冲突。特别是美国这一“受害者”的态度值得关注。美方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确实干扰了MQ-9，但“碰撞似乎只是因为失误”。美国空军上将詹姆斯·赫克尔在声明中提到，俄方的行为“几乎导致两架飞机坠毁”，这显然将俄战机也视为安全考虑的对象。美方还将“死神”坠毁归因于俄罗斯的“不专业反应”，避免使用“击落”等字眼，进一步表明美方不想让事态进一步升级。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因为无人系统的“零伤亡”特性，也可能会拉低而不是推高冲突爆发的门槛。毕竟这种军事手段的大量运用，将明显压缩行动成本，减少作战人员伤亡，从而降低冲突决策门槛，刺激军事强国在力量使用上可能出现随意性。事实上，在事件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端倪，比如在俄乌冲突期间，美军和北约虽然有大量的预警机、侦察机在黑海上空飞行，但主要都集中在靠近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侧的安全空域，而从“死神”坠落的位置看，该机却几乎是贴着克里米亚的海岸线在飞行，按照俄方的说法，“侵犯了为特别军事行动设立的依照临时空域使用制度所划定区域的边界”。这显然是由于相比有人驾驶的U-2S、RC-135，“死神”不必顾及人员伤亡可以大胆使用的特性所致。况且即便发生了“死神”坠落事件，美军也不打算停止此类行动，CNN的报道先是称，五角大楼打算分析此类任务的成本和效益，权衡从这一途径获得的潜在情报价值和与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随后又有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在“死神”坠毁后不久，美国军方很快就派出了同一型号的无人机，继续在黑海上空同一区域飞行。这架无人机将勘察坠机地点，观察俄罗斯军方和他们试图从海底打捞无人机残骸的行为。完全可以想像，如果黑海上空坠落的是一架有人驾驶飞机，事情的严重性肯定要另当别论，如此肆无忌惮将是不可思议的。
大国间因抵近侦察引起的空中摩擦从未间断，但从“巴伦支海手术刀”到“黑海死神坠落”，时代已然沧海桑田。黑海上空“死神”的坠落不会是偶然性的事件，直白地说，这是指无人系统参与战争或是准战争行动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常态且更具纵深性和普遍性。但在一个敌我双方有人系统和无人系统高度混杂的对抗环境中，也必将带来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战争伦理问题。战争伦理，是支撑现代战争法的道德基石，对战争进行伦理和法律的约束及制衡，是人类社会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但随着战争中无人系统的大量投入使用，一些公认的战争伦理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比如有西方专家就认为：“我们拥有可消除发动战争的最后政治障碍的技术。无人系统的最大吸引力在于，我们不必把某个人的子女送到战场。但是，当政治家能够避免吊唁函的政治后果以及军人伤亡对民众和新闻媒体的影响时，他们就不再以相同的方式对待曾经严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一位美国空军官员更是对此直言不讳：“我不愿看到大量美国士兵战死沙场，但不介意机器在战场上被摧毁。”显然，无人作战技术将“降低暴力使用的门槛”，无人系统的使用可能使战争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今天，从黑海到西太平洋，乃至更为广阔的世界其他地区，利用无人系统在“灰色地带”进行军事挑衅的行动正在日益增多。无人系统在军事行动中的大量使用，还可能出现战场道德约束被弱化的结果。战争心理学家的许多研究表明，不在现场会使人更容易犯下谋杀、虐待等暴行。但无人系统恰恰因为操控人员远在后方，不仅与无人作战平台形成了空间分离，敌对双方作战人员之间距离也越来越远，这使无人系统的操控人员不会受到愤怒情绪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但也没有对战场环境的直观感受，对战争残酷性的感知度降低，杀戮时的心理和道德障碍也随之削弱，这会进一步弱化人类对战争的约束力，从而导致无限制的攻击和杀戮，这与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是背道而驰的。要知道，战争之所以为战争是因为交战双方都涉及到性命的生死，战争伦理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双方战争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让战争尚存一丝人性，以此来减轻战争带来的残酷后果，但无人系统大量参与的军事行动却很可能让战争走向非人性化的顶点。更大的问题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产生高度自主的无人作战系统，比如美国空军就正在大力推进可消耗无人机，这是比“死神”这类中空长航时有限自主无人机更先进的新一代无人机，克莱托斯、通用原子、波音和诺斯罗普都在研制。这将是具有有限隐身、高度模块化、高度自主的无人作战飞机，可执行从对地攻击、空战格斗到电子侦察、电磁攻击到战场监视、通信中继等各种任务，要求裸机单价控制在200万美元左右，但配装任务模块后单价可达到2 000万美元。美国空军认为，即使在这个价位，依然是可消耗的。也就是说，预期使用寿命只需要几次到十几次，但一次出动就损失了也依然是可接受的。然而，一旦无人系统同时具备高度自主和高可消耗性两个特点，此前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操弄了很多年的抵近侦察游戏，其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结语
抵近侦察一般是指在不侵犯敌方领空和领海的前提下，利用一定军事力量公开或秘密接近敌方阵地或重要目标开展的侦察和监视行动，旨在监控目标国家军事部署情况，获取敌方战略意图和电子情报数据等。主要采取航空器、水面舰艇或潜航器等装备进行空中、水面、水下侦察，其中航空抵近侦察最为常见。美对俄抵近侦察已经形成了一种历史路径，其战略考量和意图十分明显。特别是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下行趋势大大缓解，借乌克兰危机，美国挤压了俄罗斯的发展空间，还从乌克兰手里拿下天价武器订单，俄乌两国深陷泥沼而难以脱身。而美国却惟利是图，仅仅派出侦察机对乌克兰进行所谓的战略支持，在搅浑局势的同时毫发未损。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在俄乌冲突期间，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多依赖于无人系统对俄进行抵近侦察的倾向，以至于出现了“死神坠落”这一事件。人类用什么技术制造工具就用什么技术制造武器，用怎样的方式生产就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战争。“死神坠落”这一事件的背后，应当引发更深层次的思索。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其实相当平庸，在大国斗而不破的摩擦中，将其“弄”下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军事政治问题，乃至无人系统参与军事行动的战争伦理问题。无人系统、人工智能与军事活动的深度结合，不仅不可避免地引起抵近侦察方式的颠覆性变革，也可能在实际发挥其军事效益的同时，无形中打破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生态等领域的微妙平衡，给现行的国际法原则及规范带来许多新情况，乃至形成对人类战争伦理的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