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征用一小学校舍，殊不知此处竟是一地下交通站

1949年的夏天，闽南大地上空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息。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少部队开始向南方撤退。在晋江安海镇的一所普通小学里，一群身着军装的人闯入校园，强行接管了这所学校。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所看似普通的学校，实际上暗藏玄机。校内的几位教师心急如焚，因为学校里不仅藏有大量的地下党文件，更重要的是地下交通站内还保存着一份极其重要的名单。这份名单一旦落入国民党军队手中，将会给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危急时刻，这群平凡的教师们将如何化解这场危机？他们能否在军队的眼皮底下，成功转移这些秘密文件？

一、国民党军队强占校舍

1949年8月20日上午十点，安海镇养正小学的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几辆军用卡车停在校门口，十几名身着军装的国民党军人闯入校园。为首的是一名中校军官，他身后跟着三名尉官和数名士兵。

代理校长廖文友正在办公室整理学校文件，听到嘈杂声后立即赶到门前。迎面而来的是这群军人趾高气昂的态度。中校军官甚至没有打招呼，直接宣布要征用学校作为军队驻地。

这支部队是从上海方向溃退下来的残部，属于第七十六师团。他们在接到命令后要在安海镇暂时驻扎，等待进一步调遣。军官要求学校在当天下午三点前必须全部搬空，他们要接管所有教室和办公用房。

廖文友试图交涉，提出至少保留一部分教室供学生上课。但中校军官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命令手下开始丈量房间。几名尉官拿着粉笔，在每间教室门口写上用途：＂师部办公室＂、＂中校长官室＂、＂通讯室＂等。

最令廖文友担忧的是，这些军人竟然将图书室和体育器材室也列入了征用范围。他们甚至打算把二楼靠近楼梯的杂物间也占用。这些地方恰恰都是地下交通站存放重要文件的位置。

军官留下两名士兵看守校门，命令其他人开始搬运军用物资进入学校。与此同时，一队士兵开始在校园四周布置岗哨，将学校围得水泄不通。

廖文友观察到，这支部队约有两百余人，装备齐全，还带着电台和通讯设备。他们显然打算在这里长期驻扎。更糟糕的是，部队中还配备了特务人员，这从他们腰间别着的手枪和警惕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当天中午，军队开始在操场上搭建临时帐篷，作为士兵们的住处。校园里很快布满了来回巡逻的士兵。一些便衣特务也开始在校园内外活动，暗中观察学校的教职员工。

下午两点，当地的保安团和警察也被叫来协助军队，他们在校门口设立了检查站。任何进出学校的人都要接受盘查，必须出示证件。整个养正小学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座军事据点。

二、地下交通站的隐秘任务

养正小学作为中共地下交通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8年初。当时，中共闽南特委为了加强与各地联络，在安海镇设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养正小学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安海码头，成为了重要的交通站之一。

体育教师陈正升担任交通站站长，此人曾在1946年参加过闽南游击队，后经组织安排以教师身份潜伏在学校。除陈正升外，学校还有七名地下党员，分别担任语文、数学等课程教师，他们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地下工作网络。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传递情报、转移地下党员和运送文件。学校的体育器材室成为了秘密联络的重要场所。陈正升将文件藏在体育垫下面，还在墙壁上挖出暗格存放电台。每次传递信息时，他们会借着整理器材的机会进行交接。

楼顶的图书室也是重要的秘密据点。一面巨大的穿衣镜后面被挖出了一个暗格，里面存放着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名册和联络文件。镜子的位置经过精心设计，即使有人走近检查，也发现不了异常。

学校里最特别的是楼梯间的设计。看似普通的楼梯枋垛内部其实是空心的，地下党员在里面开辟了多个隐蔽的存储空间。这些空间通过巧妙的机关控制，只有知道特定手法的人才能打开。

为了掩护地下工作，陈正升还在学校组建了体育队和文艺队。这些学生社团的活动不仅可以合理解释人员的集中和往来，还能为情报传递提供便利。其中有五名女学生被发展为小交通员，她们经常利用打球或排练的机会，将文件转移到安全地点。

交通站与安海镇周边的地下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通过暗号联络，比如在学校操场升起不同颜色的体育器材，或是在固定时间敲响不同节奏的上课钟声，来传递信息。镇上的理发店、杂货铺等多个联络点，也都与学校建立了联系。

地下交通站还承担着为地下党员提供临时住所的任务。学校的一间杂物室被改造成了安全屋，里面准备了床铺和干粮。每当有同志需要紧急避险时，就由陈正升安排他们在这里暂住。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会伪装成临时代课教师或校工。

随着形势发展，养正小学的地下工作也在不断扩大。到1949年8月，这里已经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情报传递枢纽。通过这个交通站，大量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报得以及时送到解放军手中。正是这些情报，为解放军后来占领泉州地区提供了重要帮助。

就在国民党军队进驻的前一天，陈正升刚刚完成了一批重要文件的转交工作。这些文件记录了国民党在安海镇的特务组织名单，以及他们的活动情况。然而，还有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文件来不及转移，仍然藏在学校的各个角落里。

三、紧急转移与周密部署

国民党军队进驻后的第一个晚上，廖文友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茶铺召集了剩余的地下党员。参加会议的有语文教师林静芳、数学教师张明德、美术教师黄淑琴和校工李大叔。他们利用打麻将的掩护，商议应对方案。

会议决定分三步转移文件。第一步由女教师黄淑琴带领三名女学生，装作收拾个人物品进入学校。她们将书包缝制了暗袋，可以将体育室内的电台零件分批藏入。为避免引起怀疑，她们约定每人间隔半小时进校，分别从不同方向离开。

第三步是转移最为重要的特务名单。这份名单藏在楼梯间的暗格里，位置极为敏感。李大叔建议趁夜间值班时，借故检查水管，将文件转移出来。考虑到守卫森严，他们还在学校周围安排了三处暗哨，负责观察军队动向。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地下党员们还制定了应急预案。他们在校外布置了五个联络点，分别是码头的渔具店、南门的杂货铺、西街的茶铺、北巷的裁缝店和东市的粮店。每个联络点都设置了专门的暗号。比如，渔具店门前晾晒的渔网数量代表不同的警示信号，杂货铺的煤油灯位置则表示是否安全。

张明德和另外两名教师主动请缨留守学校。他们表示要照看学校的财产，实则负责监视军队动向。为了打消军方疑虑，张明德还主动与军官攀谈，获取他们的信任。他发现军队计划在此驻扎至少一个月，这让转移行动更显紧迫。

李大叔则利用职务之便，在校园内设置了一套联络暗号。比如，扫帚靠在墙上是表示有可疑人员，放倒则代表安全。水缸中的水位高低也暗示着不同的警示信息。这些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既不引人注意，又能传递准确信息。

地下党员还在校外组织了一支临时观察队。由十名可靠的学生组成，分布在学校周围的高处，负责监视军队活动。他们用放风筝的方式传递信号，风筝的类型和飞行方式都代表着不同含义。

最后，他们规划了三条应急撤离路线。第一条是通过码头，装扮成渔民出海；第二条是经由北面的菜园，伪装成农民；第三条是从西边的山路，化装成樵夫。每条路线都准备了相应的衣物和工具，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部署完成后，转移行动随即展开。第一天晚上，黄淑琴带领的小组就成功转移了一部分电台零件。但是，图书室的文件转移却遭遇了意外，因为军方突然增派了守卫，使得原定计划不得不临时调整。

四、惊险时刻与临时应变

8月2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为地下党员创造了行动机会。由于雨势过大，校园内的巡逻队不得不减少巡查频率。李大叔趁机检查了楼顶的排水系统，发现雨水正从天台渗入二楼的墙体。他立即向军方报告，要求紧急处理漏水问题。

军方派了两名工兵协助维修。李大叔带着他们检查了整个楼层的管道，包括楼梯间的墙体。趁着工兵去取工具的间隙，他迅速打开暗格，取出了藏在其中的特务名单。这份名单被他装进了事先准备好的防水布袋，藏在工具箱的夹层中。

然而，就在李大叔准备离开时，一名特务突然出现在楼梯口。这名特务显然对楼梯间的异常响动起了疑心。他仔细查看了墙壁，甚至用手电筒照射可疑的位置。李大叔只得继续装作修理水管，同时用咳嗽声给楼下的张明德发出警示。

张明德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他找来几名学生，声称要搬运泡水的书籍。这些学生故意在楼道里制造嘈杂，分散了特务的注意力。趁着混乱，李大叔迅速将工具箱传递给了其中一名学生。

但是，特务并未就此放松警惕。他命令所有人停下手中的工作，要求检查每个人携带的物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楼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原来是操场上的军用帐篷被大风掀翻，需要紧急处理。特务不得不暂时放弃检查，匆匆离开。

这场混乱还未结束，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图书室的穿衣镜因为渗水而倒塌，露出了后面的暗格。值勤的士兵发现异常，立即报告了军官。所幸黄淑琴早有准备，她带着几名女学生迅速赶到现场，声称这面镜子后面是用来存放体育器材的储物间，还出示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器材清单。

为了进一步消除疑虑，黄淑琴提议立即清理这个储物间，防止物品受潮损坏。她带着学生搬出了一些体操垫和球类器材，其实这些都是提前放置的道具。真正的机密文件早已被转移到了垫子的夹层中。

当晚，又一个险情出现。军方的通讯设备受潮失灵，他们决定征用学校的所有电器设备进行检查。这意味着藏在体育室的电台零件随时可能暴露。陈正升当机立断，指使几名学生在厕所附近制造混乱，声称发现了可疑人员。趁着士兵们去查看情况时，地下党员迅速将最后的电台零件转移出校园。

这场暴雨持续了整整一天。到了第二天早晨，雨势终于减小。地下党员利用这一天的机会，成功将大部分重要文件转移到了安全地点。但是，他们还面临着最后的考验：如何处理暴露的暗格，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异常的建筑结构。

五、最后的掩护与文件安全转移

8月23日下午，张明德向军方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建筑修缮报告。报告中说明学校建于1921年，由于年代久远，建筑结构出现多处问题。那些暗格和夹层都被解释为早期建筑的通风口和储物空间，这些设计在当时的学校建筑中较为常见。

为了使这个说法更具说服力，李大叔特意找来了当地的老木匠。这位老木匠曾参与过学校的建设，他向军方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学校建筑的特点，包括墙体中预留储物空间的做法。军方对这个解释暂时接受了。

同一天，黄淑琴组织学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活动。她们将体育室和图书室的物品全部搬出，清理了所有可能留下痕迹的角落。在整理过程中，她们还特意制造了一些老旧文件和物品，将其放置在显眼位置，以证实这些空间确实长期用作储物用途。

为了转移最后一批文件，地下党员策划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校文艺活动。活动筹备期间，大量道具和服装被运进运出，这为文件转移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他们将文件藏在道具箱的夹层中，利用排练的机会分批转移。

在文艺活动当天，学校操场上搭建了临时舞台。表演结束后，张明德提议将部分道具捐赠给附近的村庄，这个提议得到了军方的同意。运送道具的过程中，最后一批重要文件也被安全转移出去。

但是，特务机关仍然对学校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在校园周围布置了多个暗哨，严密监视所有人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地下党员采取了一系列反侦察措施。他们安排学生在固定时间举行课外活动，通过这些正常的校园活动来掩护地下工作。

在转移文件的同时，他们还在暗格中留下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老物件，比如发霉的课本、生锈的文具和褪色的照片。这些物品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空间确实是旧时的储物处。

最后的几份文件藏在教师宿舍的地板下。这里的地板经过特殊处理，能够自如地拆装。陈正升以整修地板为由，带领工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在修缮过程中，文件被悄悄转移到了装修材料中，运出了校园。

到8月底，所有重要文件都已经安全转移。地下党员们通过多个联络点，将这些文件送往了安全地点。其中最重要的特务名单，经过多次转手，最终被送到了中共闽南特委。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军方对学校进行了多次突击检查，但始终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养正小学作为地下交通站的历史，也随着这些文件的转移画上了句点。那些经过精心设计的暗格和夹层，成为了校园建筑中不起眼的一部分，见证着这段隐秘的历史。

这些文件为后来解放军在泉州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情报。其中的特务名单帮助地下组织识别和防范了敌方的情报人员，保护了大量地下党员的安全。而那些记录组织活动的文件，则成为了研究闽南地区革命历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