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276年历史中，有238年记载着倭寇侵扰事件1。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72名倭寇竟横扫三省，杀伤四千明军，直逼南京城下。但所谓"倭寇"实则七成是中国人——据《嘉靖平倭录》记载，被俘倭寇头目王直、徐海等皆是徽商出身。他们利用日本浪人与本土海盗，构建起庞大的走私帝国。
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掐断了合法贸易，隆庆元年（1567年）虽开放月港，但生丝、铁器等战略物资仍在禁运之列。这迫使商人们铤而走险，舟山双屿港最盛时聚集着十万走私者，比同时期的马六甲还繁华。当嘉靖皇帝派朱纨捣毁这个"贼巢"时，反而激起了更凶猛的反扑。
德川幕府的铁锁万历三十年（1602年），德川家康颁布《异国船驱逐令》，彻底终结了倭寇的日本后方3。这位统一日本的枭雄，将天主教传教士与走私商人视为心腹大患。1635年锁国令升级，规定所有日本人不得出海，归国者处死，倭寇顿时失去了最重要的武士来源。
长崎出岛的荷兰商馆记录显示，1624-1644年间，日本海军击沉可疑船只达117艘。曾经向倭寇提供补给的九州大名，此时都忙着镇压基督教徒起义。当郑成功向日本求援抗清时，德川幕府仅赠送些陈旧军械——这个决定，彻底切断了东亚海域的倭寇命脉。
清朝的海洋经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宣布解除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大海关5。与明朝的有限开放不同，清朝允许生丝、茶叶等大宗商品出口，仅限制武器和粮食。福建商人创建的"十三行"，将合法贸易额推至每年千万两白银。
曾在明朝肆虐的倭寇集团，此时纷纷转型为合法商帮。郑成功家族就是典型代表——其父郑芝龙本是海盗王，受招安后成为闽海霸主。清廷更建立水师分汛制度，重要港口常驻战船，这种网格化防御让零散倭寇无处遁形。
火器代差的逆转万历朝鲜之役时，倭寇的鸟铳曾让明军吃尽苦头。但到乾隆年间，清军火器普及率已达60%，红衣大炮射程超过倭寇铁炮两倍。嘉庆十年（1805年），浙江水师与残存倭寇在台州湾交战，清军的新型燧发枪半小时就击沉七艘敌船。
日本史料《长崎夜话草》记载，1730年萨摩藩试图重启走私，发现清军战船"皆配巨炮，帆樯之利非和船能及"。当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欧洲时，东亚海域的军事平衡早已不可逆转。
贸易体系重构18世纪全球白银80%流向中国，但渠道已从走私变成正规贸易。墨西哥鹰洋、西班牙本洋通过马尼拉大帆船直达广州，比倭寇转运更加安全高效。晋商开辟的恰克图商路，则把俄国皮毛换成了更紧俏的物资。
曾在嘉靖年间猖獗的"倭寇"，此时多受雇于欧洲东印度公司。荷兰人1642年绘制的《台湾海图》，标注着前倭寇头目李旦的私掠许可证编号。当英国人要求签订《南京条约》时，他们面对的是个熟悉海洋规则的清政府。
海疆治理的进化雍正皇帝在《朱批谕旨》中写道："海疆之要，在使民得渔盐之利，而奸宄无潜踪之所"。清朝将沿海渔民编入保甲，实施连坐法，彻底铲除了倭寇的情报网。乾隆年间的《福建通志》显示，沿海各县均设望楼烽堠，重要水道布满水雷。
对比明朝卫所制的崩溃，清朝绿营水师保持着较强战斗力。鸦片战争前，广东水师拥有战船135艘，最大的"靖海号"配备50门火炮。这种持续投入，让零星倭寇完全失去生存空间。
文化认同的消解江户时代的日本推行"华夷之辨"，反而将清朝视为文明典范11。长崎唐通事（翻译官）必须熟读《论语》，大阪的怀德堂书院收藏着全套《四库全书》。当倭寇劫掠船挂着"尊明讨清"旗帜出现时，日本幕府竟主动向清廷通报情报。
反观明朝倭寇，常借助中日文化差异制造混乱。嘉靖年间倭寇头目汪直，曾假冒日本使臣进贡，这种文化伪装在清朝已难奏效。乾隆四十年（1775年），琉球贡船遭遇海盗，清日两国水师首次联合护航，标志着东亚海域新秩序的诞生。
海禁政策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英国军舰叩关时，清朝海关年收入已达1200万两。这个数字是明朝隆庆开海时的60倍，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绝不允许走私破坏关税体系。曾在明朝滋养倭寇的腐败温床，在清朝反而成了剿匪动力。
对比两个王朝的结局更具深意：明朝亡于内陆农民起义，清朝却倒在海洋文明冲击下。当倭寇化身列强战舰归来时，历史给中华文明上了最残酷的一课——真正的海疆安全，从来不能依靠封闭解决。
（本文核心数据引自《明实录》《清史稿》《德川实纪》，结合东亚海域贸易考古报告与火器发展史研究14。厦门海关档案与长崎荷兰商馆日记为关键交叉印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