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国学大师，他的名字叫钱穆。他是一位博学精思、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也是香港新亚书院和新亚中学的创办人。

他被许多中国史学领域的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之一，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学家”。

他的代表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

钱穆的一生，与胡适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景星学社社员，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他和钱穆都是留美归来的学者，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见解。

然而，他们在文化观念和学术方法上却有着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甚至导致了他们的反目和断交。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之间的争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钱穆曾对胡适十分敬仰，二人还是北大的同事，但后来钱穆和胡适的反目，主要源于他们的方向之争。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否主张全盘西化还有待考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偏向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该彻底摒弃，而要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文化、制度、思想。

他甚至认为西周及以前的历史都是虚构的，“东周以上无信史”，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一致。

他发表了《文学改良邹义》，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

当时胡适的一番言论引起了巨大争议，其中就有国学大师黄侃和辜鸿铭教授，胡适被他们骂的狗血淋头。因为在这些老学究眼里，儒家文化被抛弃，就是动摇了国本。

钱穆更是胡适的反对者，他坚持国学的传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应该继承和发展，而不是一味地西化。

他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主张用中国古代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天人合一的历史”，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种“内圣外王的哲学”。

他对中国古代的文献和经典有着深厚的敬意，他力求还原和尊重别人的原意，以符合历史的真实。

钱穆和胡适的分歧，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当时钱穆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进行了批评的言论。

他指出胡适的哲学史是一种“外来的哲学史”，是用西方的概念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哲学，而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和内涵。

胡适的哲学史是一种“无根的哲学史”，是割断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而把中国哲学当作一种孤立的现象来研究。

胡适对钱穆的批评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在1921年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二版，对钱穆的观点进行了讽刺和嘲笑。

他说钱穆的哲学史是一种“不敢说话的哲学史”，是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敢说出真相，而只是重复一些陈词滥调。

钱穆和胡适的争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两种倾向和取向。

钱穆代表了一种保守和传统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应该坚持和发扬，而不是盲目地西化。

胡适代表了一种激进和革新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的缺陷和弊端，应该改革和更新，而不是固步自封地国学。

这两种态度，其实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两种文化心态，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和环境下，有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钱穆对西化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这本书是钱穆在1952年发表的，是他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特点的分析和评价。

在这本书中，钱穆对胡适的西化主张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和批判，他认为胡适的西化是一种盲目的、片面的、错误的做法，是对中国文化的背叛和破坏，是对中国人民的误导和伤害。

他用了一席话来概括他的观点，这席话如今看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作用。他说：

今天中国人的大缺点，就在把自己本身的社会实相撇过不谈，而专门滥用西洋几个空名词套上，硬拼硬凑，硬要叫中国来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

忘记了自己所特有的一套，而把别人的尺度来衡量自己，自然要感到自己的一无是处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还要自觉地站起来，那么中国才有新希望。”

钱穆的这番话掷地有声，当时国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用西方标准去衡量中国文化，中国不就成了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了吗？

这席话，是钱穆对西化的批评，也是钱穆对中国文化的肯定，也是钱穆对中国人民的鼓励，也是钱穆对中国命运的期待。

钱穆和胡适的反目，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时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和选择。

钱穆和胡适的争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场大辩论，它涉及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和特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革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钱穆和胡适的对话，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次大交流，它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识和见解，中国学者的方法和风格，中国学者的态度和品格，中国学者的精神和气质等一系列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