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发达还是落后，世界各国的许多统治者和民众都有拓展国家领土，进行对外征服，称霸地区和世界的“帝国梦想”或“帝国迷思”。但要使统治者和民众的帝国梦想变成帝国现实，仅有开拓疆土、征服他国的主观动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进行扩张殖民和征服敌国的实际能力。没有这种实际能力，贸然进行对外战争，不仅难以实现帝国梦想，很可能国破人亡。如果实力不足，即使帝国建立起来了，很可能也是短命的。“理论上，各种帝国都不可避免会遭遇过度的压力、负担，以及突发的危机，并最终垮台。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帝国能永久不灭”。因此，研究帝国的兴衰，特别是影响帝国兴亡的因素，是帝国研究中最重要的内容。人们通常所说的以史为鉴，其实主要就是找到国家崛起和衰落的原因，探寻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从而给今天或未来的统治者作为鉴戒。

毫无疑问，每一个帝国的兴亡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具体原因，因此，对特定帝国的兴亡必须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然而，个性背后有共性，帝国的兴亡同样也有着共同的要素，也要遵循普遍的规律。约翰·霍尔(John A. Hall)说：“特定的帝国都有其特定的终结。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帝国的衰落有着某种确定的模式”。从历史上那些强大帝国的兴亡中概括出普遍性的因素和规律性的现象，正是帝国研究者们的一个关注重点。霍尔自己认为，道德的腐败堕落、经济的衰退、僵化的制度、国家与社会的分裂、民族主义的兴起、过度的对外扩张等，是导致帝国衰亡的普遍因素。约翰·达尔文从帝国本土核心地区民心的丧失、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帝国统治合法性的流失、经济和环境的灾难性风险、统治机器的臃肿无效、财富和技术优势的丧失、帝国权贵的派系争斗，以及外部战争等更广阔的视野概括了决定帝国兴衰的共同因素。

总结已有的大量关于帝国兴衰的研究成果，反思历史上诸多强大帝国的兴亡经验，不难发现决定性影响帝国兴衰的若干普遍因素。

古往今来，所有帝国崛起和扩展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因素，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归功于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除了哈布斯堡帝国等极个别的例外，帝国崛起的基本途径就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武装占领和军事征服，这就首先要求母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和指挥体制，以及相当规模的战斗人员和后勤保障设施。吉尔平说：“帝国的建立和政治统一的显赫年代总是同这样一些军事革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使这个或那个社会拥有超过防御国的大规模进攻优势。”古代的亚述帝国是这样，近代的大英帝国也同样如此。古代亚述帝国不仅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骑兵，而且已经建立了常备军，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军队是古代帝国实现对内统治和对外征服的基础与核心。亚述国家依靠着一支勇敢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种族混杂、强国林立的西亚地区生存并崛起。在其最辉煌的3个世纪中，亚述军队在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紧跟其后的波斯帝国也一样，在大流士一世的改革后，波斯的军队已无敌于周边国家，从而成为“波斯帝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和对外扩张的最主要的支柱”。罗马帝国的崛起，也同样得益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罗马不仅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且建立了先进的兵役制，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职业化军队。罗马人正是依靠威名远播的罗马军团进行武力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近代大英帝国的兴起同样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其强大的海军。在1588年英国与西班牙海战中，英国海军战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此后英国的海军替代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从而助其建成了“日不落帝国”。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帝国扩张和兴起的首要原因，但一个国家之所以拥有先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背后通常还有其他更加深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先进的经济和科技。因而，从根本上说，帝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崛起并得以长期繁荣的决定性原因，是一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经济和科技对帝国兴起的决定性作用，到了近代以后便日益明显。科技的水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武器装备和战争保障的水平，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水平。显而易见，长矛大刀敌不过机枪大炮，战马推车敌不过坦克飞机，而不同的武器装备代表的是不同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水平直接相关的则是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越高，生产力水平也越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就越强大。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制造更多的武器装备，供养更多的职业士兵，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从而拥有更强的军事实力。因此，许多学者更加看重经济力量对于国家强大和帝国霸权的决定性作用。英国帝国主义者利奥·艾默里曾警告说：“取得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的国家”“那些拥有工业实力和科学创造能力的民族将能战胜所有其他民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最后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明确地把科技水平和经济力量置于军事力量之上。他说，其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世界变化的主要原动力，尔后它影响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其二，经济增长速度不平衡对于世界各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具有长期重大的影响。“经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即转化为军事战斗力，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从地理条件、民族精神到指挥才干和战术能力。然而事实表明，一切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都是生产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后的必然结果。而且国际体系中各个帝国和国家的兴衰无不取决于主要大国战争的结局，胜利永远属于拥有最大物质资源的一方”。

比起军事力量、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对于帝国崛起的影响则更为深刻。一方面，纵使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没有先进的兵役制度、军事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同样逃脱不了战败的命运。另一方面，即使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时占领或征服了其他国家，如果没有合适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制度，这样的帝国也不会长久。更进一步说，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政治决策制度、权力分配与制约制度、生产和交换制度、贸易和税收制度，一个国家才会涌现大量杰出的政治、科技和经济精英，才能防止帝国最高权力被庸人滥用和误用，才能避免最高决策者对帝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帝国不仅有先进的军事制度，而且也拥有行之有效的行省制度、总督制度、宗教制度、税收制度和分配制度。罗马帝国早期的元首制度和元老院制度，能够保证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掌握在素质较高的元首手中，而且其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所以出现了“五贤帝”和帝国的长期辉煌。近代的大英帝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君主立宪制、代议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极大地有助于大英帝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先驱者。

相反，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和拿破仑帝国，虽然曾经异军突起，一时无敌于天下。但是，它们都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先进的精英选拔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随着帝国创建者的消逝，整个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成为短命的帝国。以马其顿帝国为例，亚历山大在如此短暂时间内建立起了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其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均雄踞欧亚大陆。按照历史上帝国衰亡的周期，如此强大的帝国即使开始衰落通常也会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少则一二百年，多则几百年。但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却只有短短的13年，是历史上最短命的伟大帝国。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最高权力产生制度。正如一位专家所分析指出的：由于马其顿继承制度的不完善，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王位继承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这逐渐加大了继承者之间的离心力。虽然依据马其顿的继承传统把亚历山大四世和腓力三世推上了当时的政治舞台，立为国王，但因他们缺乏执政能力反而更加速了王室的衰落。王室的衰落使其对继承者的约束力和向心力一点点地减弱，以致他们相互征战，最终导致帝国的分裂。亚历山大帝国毕竟是突然崛起的帝国，对帝国的统一与管理从自身统治制度和民众心理上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对于如此庞大的帝国，在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时，帝国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

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素质与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上常有一些弱小的国家突然令人惊讶地崛起成为帝国，另一些强大的帝国则令人意想不到地轰然崩塌。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往往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和能力直接相关。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常常又被称为亚历山大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之所以用帝国创立者的名字命名，主要是因为这些帝国的崛起，与这几位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雄才大略密不可分。亚历山大、拿破仑和成吉思汗都被公认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这些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天才统帅，帝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系于他们个人的命运。当他们死亡或失败后，帝国也随之衰落。古罗马由共和国转为帝国，并且创造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罗马帝国辉煌，与帝国创始人屋大维个人非凡的领导才能紧密相连。屋大维通过大刀阔斧的政治和行政改革，从根本上重组了罗马的政治秩序，创立了确保“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长治久安的各项制度，不仅将帝国的全部权力集于一身，而且赢得了贵族精英的充分信任，使“罗马迎来了它长期稳定的统治期”，屋大维自己也因此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这一至高无上的称号。

重大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极大地改变帝国的命运。国家的战略决策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重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配置，一旦国家的发展目标定位错误，或者重大资源配置失误，那么，对内就会导致经济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综合国力薄弱；对外就可能误判国家的战略盟友或战略对手，甚至发动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错误战争。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先于英国而崛起的全球性帝国，但很快就被大英帝国取代了。有些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说，正是因为不同的殖民战略、产业战略、贸易战略、人才战略和技术战略，才导致了西班牙的衰落和英国的崛起。在帝国的对外战略中，“过度延伸”和误判战略对手也经常导致命运的转折。吉本在其《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讨论了“过度延伸”(overstretch)的问题，他认为一味地进行领土扩张，最后必定导致帝国政权鞭长莫及和尾大不掉的统治失效。对于传统帝国而言，“帝国过度延伸，意味着补给线的延长；补给线越长，越容易遭受攻击。帝国在疆域上将触角伸得越远，留给反抗者以小股力量即可攻破的靶子也就越多。通过不断对这些薄弱点进行攻击，日削月割，也可最终重创帝国”。由于误判战略对手而贸然发动战争，也是帝国崩溃的原因。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错误地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就大大加速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彻底崩溃；而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迅速失败，也与其误判美国的力量而偷袭珍珠港直接相关。

地缘政治也是影响帝国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缘政治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国民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影响。地缘政治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对帝国的命运产生影响。一是帝国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二是周边国家的状况，三是同一时期其他霸权国家的实力。帝国的霸权意味着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和统治，所以，一个地区以内通常难以共存两个以上的霸权国家。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也是一个地缘政治引发的帝国霸权问题。如果一个区域内已经存在一个帝国霸权，同一区域其他国家的崛起通常意味着与原先帝国的战争。因而，有些专家认为，人类最早的帝国之间战争，就源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在公元前1286年5月，在如今叙利亚的奥伦提斯(Orontes)河畔发生了一件大事，堪称是古代世界最波澜壮阔的事件之一。如果要控制北黎凡特，卡叠什(Kadesh)城堡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两个帝国之间在此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其中一方是埃及，当时正处于新王国时期第十九王朝统治下，其军事力量正处于崛起中。……他的诉求受到了来自一个强大的安那托利亚帝国的挑战，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哈梯(Hatti)王国的基础之上的”。

历史上不少帝国的崛起和衰亡，表面上看通常与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或某个统治者的生死相关联，具有某种偶然性。事实上，所有这些偶然性的背后，都是一系列必然因素的综合。换言之，帝国的兴亡和衰落有其必然的规律，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某些条件具备时，帝国就会产生和崛起，当某些条件不复存在时，帝国就将无可奈何地衰败。对于所有帝国的兴衰而言，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军事力量，而最根本的因素则是国家科技和经济实力。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环境、国家的战略决策、最高统治者的素质、国民的精神状态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帝国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保罗·肯尼迪的分析是对的：“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力绝非仅在于它的武装部队，而且还在于它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在于执行对外政策时的灵活性、预见性和决心，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效率。这种力量尤其在于其民族本身，在于它的人民，他们的技能、精力、志气、纪律性、创新精神，他们的信念、信仰和幻想。而且，还在于将所有这些因素相互联系起来的方法。此外，对一国的国力还不能仅从它本身孤立地去考虑，还要联系该国的对外或帝国义务，联系到别国的国力来考虑”。

概而言之，20世纪晚期国际学术界对帝国研究的重新关注，既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又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深化对帝国的研究，不仅对于探索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探索全球化时代重建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也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对帝国的产生和兴亡规律的研究，是帝国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帝国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结构，帝国的本质是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征服、占领或统治，帝国产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夺取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质利益，但所谓“文明”的扩张、宗教信仰的传播和对“生存空间”的追求，也在帝国的产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和决定帝国兴衰有众多的因素，其中最主要因素是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崩溃，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虽然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国际秩序，而且全球化又对主权国家体系造成了重大挑战，但帝国本质上是对他国的征服和剥夺，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帝国作为一种国际性的等级秩序体系，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与人类自由平等的普遍价值和民主进步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此外，在政治多极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也没有能力单独构建一个新的帝国体系，即使美国也不例外。因此，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把人类和平与全球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梦幻的“帝国想象”中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摘自《论帝国的兴衰》《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