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小镇做题家”在持续引发讨论。这个说法最先出现在2020年前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中，不少名校生以此自嘲。他们出身农村或小镇，历经应试的筛选挤进重点大学的校门，却发现大学生活是另一番模样。当这个概念被越来越多讨论时，其间的情绪也在不同圈层激荡。“做题家”，似乎正在成为一种集体式的隐喻。但当我们在说起“小镇做题家”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早在这个词出现前的2013年，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磊就已经开始做相关研究。当时，学生们还不知道“做题家”这个说法，但大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做题”的经历。即便如此，谢爱磊并没有选择使用这个说法指代他们，而一直把他们称作“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十年前，媒体公共叙事对此的风向与今时今日大不相同。他们还不是大众印象中的“做题家”，而是“沉迷游戏、无法适应学业”的“问题学生”。这种叙事的转向出乎谢爱磊的预料。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种，其实都反映出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群体。

“小镇做题家”一词走红后，有媒体在采访谢爱磊时无意问到，在“考公考编热”的今天，这些“小镇做题家”们是不是就有些优势了？谢爱磊当即反驳，他说这正是他最担心看到的。外界可能在变质的公共讨论中，忽略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说到底，“人们不能把这个群体只能依赖的东西，变成他们擅长的东西。这是两个概念。”

电影《背起爸爸上学》（1998）剧照。

这十年间，谢爱磊对2000名重点高校学生做了追踪研究，并与其中的百余位农村籍学生展开了跨越多年的深入访谈。他希望将这些学生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读者，尽力还原在“小镇做题家”噱头背后的真实故事。出于出版考量，这本书仍取《小镇做题家》为名，但全书均用双引号标注。他说希望读者打开书后，能先悬置已有的判断。

这些年，相关群体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在这本书中，谢爱磊说他想尝试暂时放下自己“理论化”的雄心，让这些学生用自己的话讲出自己的经历。他只在必要时，做一些“理论”视角的阐释。他不希望学生在读过更多相关的书后，来和他感慨，“怎么办？自己好像就是这样的人”。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对于所处的境遇，这些学生并非没有觉察，他们在尝试理解、分析来时的路，并寻找未来的出路。谢爱磊称之为珍贵的“反身性”。

在这个概念流行数年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了谢爱磊。和他聊了聊这个概念背后叙事的转变，以及他接触的这群真实的“农村和小镇学生”群体。在他看来，这个名词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更加广阔的生存心态，它提醒我们思考，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不断教人“忘记过去”，那长大之后的这代人又该如何回望自己的来处？当旧的自我被亲手否定，新的自我又迟迟无法建立时，文化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还能去哪里？

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著有《“自我低估”：精英大学农村籍大学生社会能力的自我建构》《Desirability, technical skills, and misrecognition》《“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精英高校中的农村籍学生-社会流动与生存心态的转变》等。对探索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与个体精神境遇之间的联系有持续兴趣。希望研究有助发掘基层“声音”、并将其引入主流的政策文献和学术讨论中。（受访者供图）

采写｜申璐

《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谢爱磊 著，北京贝贝特|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5月。

从“学业有问题”到“擅长做题”：

变化的农村籍大学生叙事

新京报：先从“小镇做题家”聊起吧。这个概念的出现时间并不算长，但这些年间却数次引发讨论，且公共讨论中它的语义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延展。你是什么时候听闻这个提法的？或者说，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可能也算是其中一员的？可否结合私人感受聊聊看。

谢爱磊：的确，这个概念最初来自豆瓣的一个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早先它只是在当中的部分学生间流传，他们用这样的说法来自嘲，讲农村或城镇出身的学生，各自在重点大学的经历。后来，当这个概念引发越来越多讨论后，它被赋予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会有批评的声音。有人觉得这背后指向的是那些出身于农村或乡镇，擅长做题，但可能“只会做题”，同时又视野狭隘、思维僵化、敏感自卑的学生。这是我非常担心的部分。

早在2013年，我就开始做相关群体的追踪研究。在此之前，有段时间国内重点高校的农村籍学生比例是在下降的。2012年前后，国家出台了专门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专项计划，重点大学校园里农村籍学生的比例才又逐渐上升。但当年媒体对此的叙事和今天很不同，大众认知中这些学生进入校园后就沉迷游戏、学业不能适应，甚至是很多极端事件的主角。我就是从农村来的，我很清楚媒体叙述中的样子并不全面。所以当年我做这个研究时，更多是想扭转对农村籍学生的“污名化”叙事。

有意思的是，在当年的那些访谈中，“小镇做题家”这个说法还没出来，但很多学生几乎不约而同会聊起“做题”的经历，戏称自己是“做题机器人”。即使这样，我也不太喜欢用“做题家”概括这个群体，而一直把他们称作“农村和小镇的学生”，或“农村籍大学生”。

为什么不太想用这个词呢？我是一直做农村教育研究的，我会很担心，当我们从客观意义上使用“小镇做题家”时，很容易导致外界对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真的“擅长做题”。

电影《女大学生宿舍》（1983）剧照。

新京报：意思是，他们不擅长做题吗？

谢爱磊：我们先想想在“做题家”背后的农村学生群体。综合上讲，这部分学生相比城市学生，是更难进入国内重点大学的，他们更缺乏优秀的师资，更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我曾在访谈中询问过不少农村学生，教育是不是能够改变命运？他们说“不知道”，“但这好像是唯一的出路了”。

我记得，还有个媒体记者也曾问我类似的问题。他说“考公热”的今天，这些“小镇做题家”是不是就有些优势了？我当时就立马反驳，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是这个提法潜在的风险，外界可能会忽视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人们不能把这个群体只能依赖的东西，变成他们擅长的东西。这是两个概念。

退一步讲，这种“做题能力”的差异实际上到底是否存在呢？访谈中，我也有意识询问过他们，会不会觉得从村镇选拔上来不容易，学业更优秀？他们几乎都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想。”“城市的学生也是拿着分数进来的，为什么在做题上不如我们呢？” 实际上，村镇学生进入大学后，已有研究表明他们在学业上和城市学生是基本相当的。理解“小镇做题家”，是要读出背后的潜台词，不是在说他们真的擅长什么，而是他们心里自认为缺失的是什么。

新京报：你提到，这些年公众对于村镇学生的叙事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转向。可否展开谈谈，这十余年间，这样的转向具体是如何发生的？

谢爱磊：我记得2012年前后，在公共叙事里，农村和小镇学生给人的典型印象是普遍找不到人生方向，沉迷游戏，学业困难。到今天，他们似乎摇身一变，就成了擅长学业的“做题家”。从“学业有问题”到“擅长做题”，这几乎是180度的反转。十余年间，这个群体本身或许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我们对这个群体始终没有足够的了解。

这种叙事上的差异既可能和叙事者是谁有关，也可能和时代变迁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极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时期。在早期，写农村教育和农村生活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农村生活经验。当他们进入公共舆论场时，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写谁的。例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讲农村青年，感情讲得细腻。

由路遥同名小说改编剧《平凡的世界》（2015）剧照。

到近期，讲农村社会和故事的人估计已经和农村社会很少再有什么联系了，有时候好像在讲另外一个国度发生的事，不少关于农村和小镇青年的叙事，或多或少都带着猎奇的心态。因为缺乏一些内部人视角，对他们的理解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不少人能够在公共场域发声，讲述农村青年的处境，但这种声音有时候反而容易被误读。

“小镇做题家”：

一种特殊的生存心态

新京报：这本书从标题看聚焦的正是“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你在实际研究中是如何界定这个群体的？尽管这是围绕“小镇做题家”的研究，但你在序言中其实提到，这项研究涉及的2000名学生中，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占比是“近28%”（并非全部是农村籍）。

谢爱磊：我在书中谈到这个概念时，都使用了引号。我想表达的是，它是农村和小镇学生（当然，它现在也不专属农村和小镇青年）一种特殊的主观建构。它代表的是这个群体在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后，所产生的特殊的生存心态，一段独特的人生探索和一点对这段人生经历的反身性思考。透过这个视角，我们或许会看到原先社会中存在的那种物质层面的分化，逐渐转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上的分化。

谈到研究时具体的操作意义上的界定，也就是当年具体的抽样方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在做这个研究时，我们在四所985工程和平台大学进行了抽样，希望这个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能把重点高校的城市籍、农村籍学生都囊括在内，这样有助对两个群体进行比较。至于农村籍学生，则按照行政划分上的定义来抽取。

什么是“农村籍”呢？它指的是出身农村和小镇，早期也生活在农村和小镇的学生。而小镇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乡镇”，县城城关镇都没有包含在内了。我想起我和原来有些合作者的一个故事。在分析数据前，我们没有预先做充分沟通——我假定她是知道这个划分的，结果分析数据的时候，她把县城城关镇里的学生也划进去了。她从小在城市长大，在她的理解中，“县城关镇”也是农村。

纪录片《高三》（2005）画面。

新京报：其实当我们今天说起“小镇做题家”时，这里的指涉已经相当模糊了。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不少案例中也有来自省份中心城市的学生，他们似乎也面临着与常规意义上“小镇做题家”相似的困境？

谢爱磊：的确是这样。我们经常说，个体的困扰往往也是时代的困扰。他们愿意使用相同的表述，意味着他们可能遇到了相似的结构性困境。在当前，这个困境大概就是青年人感知到的就业压力、社会流动机会以及个人在寻求生活意义和目的时遇到的困难。

几乎所有采访过我的人都会提到，到底拿个名校的文凭还能否一定保证可以得到一份好的工作、保证过得幸福。但答案可能并不那么确定。文凭贬值，青年就业比较紧张，为了获得一份工作，在教育系统里可能就要卷，就业以后又要面对高速运转、分秒必争的社会节奏，工作的全部意义好像就变成了“卷出新高度”。有人说，当代青年在成家立业、出人头地的主导意义系统中面临的工具性意义压力过重，在学业、职场、家庭生活中经常遭遇意义贫困。大部分生命时间都被限制在教室、考场，工作场所的格子间内，失去了闲暇时间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可能。“做题家”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表达他们自己的载体。

电影《四月物语》（1998）剧照。

新京报：有趣的是，“东亚性”近来成为一种新的群体自嘲。“在意输赢、总是尽力而为、迷恋苦难叙事”等也在引发共鸣，其中与“小镇做题家”式的自嘲有重叠之处。这背后是一种更大的全球化文化边界的碰撞。你怎么看这之间的联系？所谓“东亚”的尽头是“小镇”吗？

谢爱磊：（笑）先声明我了解的也并不全面，这里只是简单谈谈提起这个词，我想到的东西。

其实它讲的故事是有相似性的，只是说我们相对于什么对象在谈这个问题。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相似的文化传统。这也部分能解释为什么有城市学生也会自称“小镇做题家”，因为东亚文化圈整体上是比较信奉贤能主义的，相信教育改变命运。当这些学生不论是进入大学，还是留学进入另一个文化场域，都会或多或少面临“贤能”定义的破产，或者叫“优绩”。到底什么是“绩”？过去是成绩，现在可能是业绩。以及到底要不要信奉业绩和成功之间的联系？这既是他们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冲突，也是他们的内心冲突。

但稍微展开一点，我们会发现全球范围内，都在面临不同程度的对“优绩主义”的反思。小镇学生在考虑“小镇做题家”，东亚人在思考“东亚性”，美国人可能在考虑“工人阶层的子弟”……比如近年来出版的《河流的源头》（The Source of The River: The Social Origins of Freshmen at America's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驯服河流》（Taming the River: Negotiating the Academic, Financial, and Social Currents in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他们关注的就是非裔学生群体。今年5月，美国社会学家梅丽莎-奥斯本（Melissa Osborne）的作品《Polished: College, Class, and the Burdens of Social Mobility》出版，讲的是美国版的“小镇做题家”。

经J.D. 万斯同名畅销书改编的电影《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2020）剧照。

这些共同反映的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里提到的，全世界范围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正在发生的一个历史趋势转向。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底层想往上流动，上面的人想保持住。但与此同时，人力性的资本在下降，财产性的资本在上升，也就是说，这对于夹心阶层的中产意味着，很多人会经历滑落，因为他们主要的竞争性资本还是知识。你看，不仅是底层的学生面临这些困扰，中产出身也是如此，他也要通过教育再复制命运。这个社会结构变迁下的各个阶层群体，都在不同程度遭受这个东西，只不过在小镇学生身上表现出的是困惑、矛盾，在中产阶层可能就是焦虑、压力、“完美主义病”。

“理解”还是“框定”？

被忽视的学生主体性

新京报：围绕“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阶层流动”。这在社会学领域是一个被反复研究过的问题。这些年，国内不少研究也逐渐开始从主流的经济维度（关注社会位置、声望等相对可测量的范畴），转向更内部的情感维度（相对主观、重感受和体验）来描述社会流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

谢爱磊：这和社会学近些年发生的“情感转向”有关。早些时候，在研究社会流动问题时，学者对个体的感受是相对忽视的，他们更关心一些客观指标，认为社会流动主要可以从经济收入、职业声望等层面来衡量，好像看看这些客观的指标变化，就一定能折射清楚社会是开放还是封闭的。另外，对个体而言，好像只要实现人生坐标的几何移动，从一层位移到另一层，收入更好，声望更高，就万事大吉了。

在情感之前，其实学界也在不断制造不同的工具，去解释变化中的复杂性。比如，我们做高等教育研究，大家关注的是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你能不能上大学？但后来发现，问题很复杂。柯林斯讲“文凭通胀”，布迪厄可能讲得更悲观，他提出“文凭破产”。人们慢慢开始注意到，文凭内部可能也是有分化的。既有普通高等教育，也有精英高等教育。这时，人们发现原来还可以用“纵向分层”来看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于是，问题不再简单地是，你是否获得了社会流动机会，而是你获得了怎样的社会流动机会。

电影《录取通知》（Accepted，2006）剧照。

但即便这样，问题依然存在。到底什么是精英高等教育？我们现在的高考，伴随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当然全球范围都是这样。我们开始给这些大学分类、贴标签。但这背后也有一个潜在的话语转向，原来的是“公平话语”，我们要建立“示范性质的大学”，让这些大学的模式可复制，但如今是“精英化”的话语，它强调的是“拔尖、创新”，让最优秀的人被筛选出来做最厉害的事情。这样情况就更复杂了，精英高等教育内部还有分层。这个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研究了。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单谈“机会”已经很难揭示其中的复杂性了。即便个体克服了结构性的障碍，进入了精英大学，你依然要承载这个社会结构对你的影响。

新京报：这些年，国内相关的作品陆续出现。从“读书的料”到“金榜题名之后”，这些研究其实都在尝试从更具体的维度解释这一代年轻人的处境。但不少读者也会困惑，这些偏重情感与经历的分析，在带来共鸣之余，其实并没有太超出大众既有的预想。甚至在了解到这种结构性的处境后，个体反而可能陷入另一种“无力”。你怎么看这类研究的走向？或者说，相关的尝试究竟还能提供多少新的认识？

谢爱磊：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时一直在想的问题。我想做的其实不是一种客观实在论层面的描述，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尝试。我没有急于给这个群体下一个定义，或者说分类。很多学生跟我说，他们在读完相关的书后很难过，觉得“我就是这样的学生”，失去了行动力。这是我很担心的。

我在这本书中突出的是“反身性”。这些学生对自己的处境是有所认识的，我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书中大量内容是这些学生的自我叙述，我想把我所有“理论化”的雄心先放下，先呈现故事，我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点微小的理论化的工作，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时，获得的关于“理论”的一个私人感受。过去人们总认为，学者的理论才是理论，殿堂的理论才是理论，但理论其实就是关于当下世界的一种新的理解。它为什么不能是普通人提出来的？我曾担心过，有人会认为这里面的分析不足，但我最终觉得，我还是不要那么“爱惜自己”，而要更多考虑，要做什么。比如其中有受访者，他们在大一、大二阶段的讲述是稚嫩的，很感性，但越到后面越冷峻，这就是他们的转折。

研究者经常用真实的故事作为材料，来丰富所提的概念，进而足够和既有的理论对话。但这在这本书中都没有，我放弃了这些努力。我想做的，只是增进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归根结底，我总觉得，人是有主动性的，他（她）是会变的。他（她）不可能一直是“读书的料”，或者“目标掌控型人”。社会学研究应该提供的是理解的工具，而不是框定的工具。研究者有自己发表的渠道，而当面向公众时，我想应该慎用“理论上的努力”。

《风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 The Liz Murray Story，2003）剧照。

新京报：书中其实化用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视角。包括布尔迪厄在内，社会学家们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关注到文化资本在阶层流动中催生的“区隔”，以及个体所承担的相应的心理代价。你在书中也多次提到这些研究发现。当我们尝试用这些结论分析当前国内的情况时，会有哪些错位、新的发现或者说困惑吗？

谢爱磊：肯定有的。从最表层看，概念的内涵在不同语境下肯定有所不同。比如书中比较多地用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研究人员一般把它看作是与高雅文化（例如，对艺术品和古典音乐的欣赏）有关的认识和才能，并将其与韦伯“精英地位文化”的观点结合到一起，将文化资本视为个体所习得的特定类型的文化特质，品位和风格。

当美国人把这个概念引入他们本土时，安妮特·拉鲁就提出，文化资本其实不局限于与高雅文化有关的认识和才能，它可以指涉被相关机构（正式或非正式地）认可，能够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品位、实践与技能。在书中应用“文化资本”概念时，我也根据本土学者的尝试和立足本土环境做了相当多的改造。比如，在关注针对孩子的文化资本投资时，用家庭藏书量、文化活动（例如参观各类场馆，听音乐会、看运动赛事、国内旅行和国外旅行）的参观状况，家长和孩子的阅读状况以及接受各类艺能训练的状况等来衡量。

《学做工》，[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2月。

但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这些理论能不能“化”？比如“文化资本”理论究竟能不能化。这里面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被忽视的问题。保罗·威利斯曾在《学做工》中提到过“工人阶层的文化资本”。而英国学者们在谈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关系时，其实是在一个“矛盾主义”的前提中的。这部分人认为，教育是让个体认同自己的命运、服从权威的机构。教育和社会流动是悖反的关系。当底层对教育的基本价值观是这样的，那当他进入学校后，学校里流行的文化就是他要反抗的东西，那抵抗的东西怎么会成为资本呢？

这在中国还有根本性的不同。人们或多或少相信，教育是能帮助我们实现社会流动的，是同一阵线的。这种最基本的假设上的不同，为我们在套用这个理论时也带来很大问题。当我们都认可教育的这套目的和价值观时，底层所谓的“资本”就不能称之为专属底层的。我们会发现，如果能将研究对象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在更加准确地理解他们后，也许再来回看理论本身，很多困境就不攻自破了。

社会流动的“隐形伤害”：

到不了的远方，

回不去的家乡

新京报：我们经常容易忽略，其实成为“做题家”本身可能已经经历过了一轮筛选。书中的不少受访学生提到，经济压力和学业困难并不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这个过程中，农村家长付出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努力”。这种“努力”从另一层面看，是否也不亚于中产家庭在教养上的投入？

谢爱磊：在谈这个问题时，我更多是想让读者看到农村社会内部的分化，这些学生在更微观层面究竟是来自哪里。在我的书中，被调查的农村籍学生，其实也不成比例地来自农村社会的中上层家庭，来自上层和中层家庭背景的约为65%。（而按照李强教授于2014年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文章《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中的统计，2010年——也就是样本中所含学生入学前三年——在农村社会，职业上层群体比例约占农村人口的3%，职业中层群体比例约占农村人口的12%，职业下层群体比例约占农村人口的85%。）我想，也可能正因为是这样，才有了托举的力量，让这些孩子能够有机会够得着精英大学门槛。

既便如此，为了培养一个名校生，每个农村家庭都要实践相应的“家庭策略”，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比如，践行还不错的养育行为，尽早将孩子送到好一点的镇上的小学或初中，甚至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或打工挣钱的机会去陪读。部分父母还会跟随孩子上学的脚步，去学校附近打工，成为被动意义上的“农民工”， 我记得有位受访者就和我强调自己的“家一直是以自己的读书为中心的”。我在书中形容这是“举家体制”。

动画片《疯狂元素城》（Elemental，2023）画面。

这种体制也是这些学生在生命其他阶段，经历的情感困扰的来源。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尽早懂事”，“承担家庭责任”，甚至对读书的期待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好像《疯狂元素城》（Elemental）讲述的移民元素城的火族女孩小焰（Ember）。她在影片中说：当你带着沉重的爱、带着希望、带着亏欠长大，你又怎能不希望自己是个“好孩子”呢？到了高考前，这种由报答演变而来的责任感成为“压力”的主要来源，它裹挟着个体、家庭、与学校的多重期望，最终达成了一种稳固的“合谋”。这么一想，其实没有谁是天生的“做题家”。

新京报：“小镇做题家”面临的主要是身份认同上的困境。你在书中提到，“小镇做题家”的阶层上升期待和路径本身是充满矛盾性的。它在实际中会产生相当复杂的情感体验，大多数人往往“两头都抓不住”，陷入“飘萍”状态。你形容这个过程是“社会流动的‘隐形伤害’”。它具体是如何形成的？

谢爱磊：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对于这些学生而言，二者既是“来时的路”，又是“他日走进新生活的障碍”。赫斯特在《学业成功的负担》中提到，我们今天讲的“金榜题名”，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它可能会成为一种预料之外的“精神负担”。它来自于学业成就与要逃离的“过去”之间的对立关系。

当学生们被反复引导，读大学是去见见“更广阔的世界”，是要走出小镇，这背后是一整套相应的社会建构。一旦接受它，就意味着他们在回看过去时，需要承认他们来自的地方是“落后的”“粗鄙的”。旧的自我被亲手否定，新的自我迟迟无法建立时，就会产生文化意义上的“无家可归感”。

很多人曾问我，这些学生中有没有成功的案例。我会反问说，你在什么意义上谈“成功”？如果是物质层面，我们的学生都在转型当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书中的所有“小镇做题家”们都“成功”了，他们能够反观自己所处的境遇，都在跌跌撞撞中寻找一种自洽的可能性，去适应不确定性。

纪录片《高考》（2015）画面。

新京报：我注意到，书中很多受访对象在讲述各自的境遇时，时常用到的是偏道德判断式的词汇。比如形容自己“不太功利”，外部环境变得“不再单纯”……这种话语使用一方面试图探讨的是个体在其中面临的信息差、路径受限等实际问题，但另一方面对“不功利”“单纯”等保有的这种情感上的偏向，往往又会让讨论变得失焦。相较于中产子弟能够用一系列行动型的话语描述自己的选择，“小镇做题家”们是否缺乏相应的话语讲述他们的经历？这种话语的架空与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有关吗？

谢爱磊：如今很多“小镇做题家”遇到的困扰就在这里。我们的社会结构没能提供给他们一套合适的认识过去的方式。社会流动中内在的隐喻是自下而上，这背后的含义是上层的文化品位是值得肯定的，小镇青年的童年在这套体系里是“没有价值的”，它充其量只是“天真”的，是“快乐”的，但另外一种童年“更有价值”。

回到这种“话语”，其实如果我们对于“文化资本”只有唯一的准则，就是“懂或不懂”，那当这些“小镇做题家”们熟悉这套规则后，可能未必会形容这是“功利”，而会觉得这是“必须的路”。但当我们把“反身性”这个概念引入时，或许会发现，他们未必“不懂”，反而可能是真的不喜欢。

我想起在做访谈时，有个学生曾提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老师您有没有注意过城市的道路？他发现城市的道路和农村的道路是不太一样的。在农村，道路就是用来走路的地方；而在城市，大家可以在路上玩一玩。“同样都是路，却有不同的走法。”你是选择去走，还是选择去玩，这就要自己去探索。

新京报：精英阶层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延续文化资本。那么，这些初代“小镇做题家”在跨越不同文化边界后，你觉得他们又会如何传递这种“资本”？

谢爱磊：我现在还正在做一个中产教育焦虑的课题，做过相关的访谈，发现这里面也比较复杂。一种情况是，这代“做题家”在成为父母后，可能会新一代“鸡娃”的家长，给孩子报各种班，让他们积累学业和文化资本，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担心子女社会地位下滑。我的女儿曾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她调侃说，这是“自己淋过雨，就把别人的伞都撕碎”，我估计她不太希望我成为这样的家长（笑）。

但也有不同的。比如说我自己，玩过这个游戏，感觉给个人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就不想孩子再重复了，尽量给她少报班。但我想，其实我和她的日常交往，至少可能也给了她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本吧。我记得我时常和她讨论这些问题，她有时候就会考虑得比较深入，例如，有次写作文，她就写到“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拔得头筹，不是为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认识这个美丽、广阔、精彩而又神秘的世界”。我自己的书写完的时候，我还请她看，让她还为我的书配了一个插图，名字叫做“我们并不一样的童年”。

谢爱磊的女儿为《小镇做题家》一书画的明信片。（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会担心，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可能没办法支撑她的这种期待吗？

谢爱磊：那如果她哭，我就陪她一起哭吧。

哪怕我到了这个年龄，还是会有时做梦重回高考，梦里还总是做不出题。我不想她再重复这样的经历了。

我们的教育

如何帮助人正视过去？

新京报：这些年，每当有相关的研究出现时，读者很难不关注到研究者的个人经历。你曾在采访中提到过一些。你从农村学子，一路到县市上学、去上海、香港、海外读书，从博士到博士后、教授。这听上去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实现阶层跃升的成功叙事。实际上是这样吗？为什么说“在生命历程的这个阶段，我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家庭背景对我的影响”？

谢爱磊：坦白说，在过往不同阶段面临选择时，我看似有很多选项，但实际上我又没有选项。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交通大学，但待的时间并不长，很多人说你在名校多待两年，收入可能就翻一番了，更重要的，会有更好的社会声望。但当时的那个阶段，我却苦于收入过低，感觉压根在上海买不起房，这样就会照顾不好家人，心里想着还是需要有一份收入更好的工作才行，才又回香港大学工作。后来再回内地工作，也有很多一流大学的offer（指聘用通知），但我都没有接受，收入成了我的首要考虑。

我并不是想突出个人的困难，而是想说很多相似出身的人都面临过这样的困扰。社会学上经常发问卷，说来自低社会群体的人容易“目光短浅”，容易因为“短期的利益忽视长远的发展”，但如果他们真的能站在这些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感同身受，可能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有点伤人。我不喜欢高高在上的社会学理论。我希望它是有立场的，更谦卑的。

曾经有段时间，我用社会学的视角回看时，可能会觉得这些因素限制了我的发展，自己要去反击社会所给的结构性压力，争取个人的空间。不过，这是所谓的“赤字”视角，也就是把过去的家庭生活看作是一种负累。而到了如今这个年龄，我再去回看这些经历时，会逐渐认为这是一些“馈赠”。它让我能有机会看到，不是类似背景的人看不到的东西。但依然要承认，我是到了这个阶段，解决了许多生存方面的问题，才有了这样的认识上的转变。

电影《大学生轶事》（1987）剧照。

新京报：除了做社会学相关研究外，我注意到你也在实践中有所尝试。你在学校同时也是一个定向本科生班级的班主任，班里有不少学生就来自农村和小镇。你觉得好的大学教育应该为他们带去的是什么？

谢爱磊：我想，这其中首先是自主性。进入大学后能够自主去探索，你不喜欢它可以，但在这之前先试着玩一玩。第一年，我在班委的帮助下，启动了好几个项目，其中两个，一个叫“师友计划”，另一个叫“学长学姐话你知”。在开展师友计划时，在学院老师的支持下，我带着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每次5到6名学生，1到2位老师，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西餐厅吃饭聊天，请学生们事先准备好几个要问的、关于大学学习和生活的问题，还请老师和同学们互加微信。

在开展“学长学姐话你知”时，我们请高年的学长学姐给同学们分享自己在大学的经历，例如，到底要不要参加社团，参加几个为好。我想让学生们尽早地去接触老师和同学，了解大学中隐性的文化规范、互动规则，应当可以帮助同学们缓解刚进大学时可能遇到的局促和不安，有助于他们更加充分地利用在大学的时光。这算是一种文化增益。

电视剧《欢乐颂》（2016）剧照。

新京报：除了“文化增益”，你在不同场合还提到过大学校园的“文化赋能”。可否再结合一些实例展开谈谈具体能够怎么做？

谢爱磊：想要扭转这样的境遇，更为根本性的尝试是“文化赋能”。也就是这些学生如何正视自己的来处，乡村生活的要素能否在整个话语结构中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在设计相关课程时，能否增加些乡村生活的情境，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生活经验作为认识新知识的基础。这既有助于掌握新知识，也能帮助他们去肯定过往生活的价值。

有位支教老师在分享结束后，回去把课上发生在“shopping mall”的英文对话，改成了在村口的“小卖部”，效果很直接。当乡村的孩子们学习新单词时，他们可能还在想“shopping mall”是啥。当他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时，在理解更核心的学习内容中，就要猜很久。

很多小镇学生进入大学后不敢说方言，怕“丢脸”。但如果他在广东，粤语很流行；或在四川，“川普”很流行。在小的环境里，各种要素相对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他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能不能在更大的环境做到这样？

这本书出版后，有位读者的留言让我很感动，他说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最近去参加女儿的学校活动，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特长。直到不久前学校组织亲子集体春游，其他家长看到他能熟练地生火做饭，都很羡慕。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可能也是有价值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场景太少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申璐；编辑：西西；校对：赵琳。封面题图素材为《大学生轶事》（1987）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