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以降，黄帝就是华夏人心中的元祖，这不仅是因为史书记载的黄帝足迹几乎遍布全国（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更是因为颛顼、尧、舜这些上古时期的英雄人物以及夏商周三朝的始祖都被记载为黄帝后裔。

把五帝和夏商周三代都编排进黄帝的直系谱系，在今天看来是不足信的。不过，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显示：在距今6000年前后，Y染色体Oγ-F11、Oβ-F46、Oα-F5三大节点突然爆发，并衍生出另外三个小节点，这六位祖先的直系后裔占现代中国人Y染色体的70%以上。

换言之，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后，都存在着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有着六位共同始祖，而黄帝作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位，被史书视为华夏共祖，也在情理之中。

根据《山海经》和《史记》的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生两子，其中二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这段记载表明，蜀地世系并不在黄帝谱系中，故而能与黄帝结姻。

而蜀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呈现出与黄河流域的较大差异。

蜀地迄今最早考古学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与中原文化平行发展且相互独立。这也佐证了上文提到的蜀地并不在黄帝谱系当中的结论。

此后，随着外来青铜文化的涌入，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被青铜器为代表的三星堆文明所终结和取代，蜀地正式跨入文明的门槛。

然而，即便受到了蜀地之外文化因素的影响，三星堆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依然让人感到“前所未见”，反而愈发地扑朔迷离。

首先，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在中原、西北或长江流域都没有发现过。其中造型抽象、突出眼部特征刻画的手法与伊朗、伊拉克等国出土的铜像相似。而在塑像上覆盖黄金面具、金箔的做法，最早见于两河流域的乌鲁克文化神殿。

其次，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大立人等一系列刻画人物形象的文物，同样在中原地区前所未见，无法纳入到我们所熟知的中原文明体系中去解读。

大量造型奇异的器物和至今没有的权威解释，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

有网友评论说，三星堆文明是外来族群创造的，由于比中原文明更发达，官方担心颠覆华夏上古史，所以一直没有公布研究结论。

其实，如果我们把三星堆文明放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大时代框架中去观察，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对三星堆文明的严重误解。

1.三星堆有没有外来因素？当然有，而且可以确信是西来文明，这一点考古界从来没有否定过。比如上文提到的神树、权杖、黄金面具，都能在两河流域乃至古埃及文明中找到相似物，而在中原地区却无任何参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就一定是外来族群。判定族群属性的一个关键，是看这个族群的文化传承和精神信仰，同时还要排除掉因环境和地理因素导致的地方差异变体。

比如二里头文化分为东下冯类型和二里头类型，但一些学者却以“东下冯发现窑洞式房屋，而在二里头类型的遗址里迄今未见”为由，认为两种文化存在显著差异。这就如同以东北人冬天穿羽绒服而在海南罕见为由，认为东北人和海南人不是同一族群一样不可理喻。

蜀地地处半月形“中国弧”前哨，是西南地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出现域外文明因素并不稀奇。西汉薄太后曾长期生活在与草原毗邻的代国，她死后墓葬中同样随葬有西域风格的黄金马头面具。毗邻俄罗斯的黑龙江漠河市，市内也有大量俄式建筑。

2.三星堆是不是比同期的中原文明更发达？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造型怪异，但已知的考古发现并没有显示出三星堆文明比其它地区更发达的迹象。

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前后，也就是夏朝末年到商朝末年，而8个埋葬坑的年代，则在商朝末年。

在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华夏地区由西向东，按照新疆、甘肃、青海、陕西、河南的顺序，依次进入青铜时代，并最终在河南二里头形成了唯我独尊的青铜王权。所以，从时间上来说，三星堆的青铜文化因素出现时间是晚于甘肃齐家文化和河南二里头文化的。

根据中科院研究员苏荣誉教授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研究显示：“从铜器的铸造方法和工艺系统来看，三星堆铜器与中原系铜器并无两样，它们都是采用块铸法铸造成形……看不出三星堆铜器铸造技术独立起源和产生的迹象。”

此外，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的矿源检测结果显示，三星堆人铸造青铜器所用铜矿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青铜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渊源，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古冶矿矿源一致。

这里有个很直观的例子：三星堆1、2号坑出土青铜器总重量是1吨，而殷墟出土的1件后母戊大方鼎就重达0.83吨。

著名先秦考古专家许宏曾做过一番精辟的回应：“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

可见，所谓三星堆文明比其它文明更发达，专家担心颠覆华夏上古历史所以不敢公布研究结论的说法，是无端揣测。

过去很长时间，受西方考古思潮的影响，我们按照生产工具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划分为：石器时代（包括旧、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我国在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之间还存在一个玉器时代。

自距今6000年的内蒙古红山文化起，经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再到龙山文化时代的甘肃齐家、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湖北石家河，遍及华夏大地的广袤地区，无论是生产工具、兵器还是宗教信仰用具，都呈现于浓郁的尙玉风格。

良渚系的典型器物玉琮、二里头系的典型器物玉牙璋，均被后世所继承。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玉文化，并影响至今。

而据公开数据显示，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1、2号器物坑共发现各类遗物以及残片共计6662件，其中青铜制品914件，玉器615件。2019年至今，在三星堆祭祀区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再次出土玉器近600件。

根据玉器的质地特征可以确认，三星堆玉器除极少数系其他区域文化直接输入外，绝大部分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这些等级较高、制作精美的玉器，大都不是实用物品，而是与古蜀王国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礼仪性用器。

此外，被视为夏文化最高信仰的玉牙璋，在三星堆被继续作为祭祀重器使用。7号坑出土的“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器，用丝绸、金和网格状青铜包裹着一块玉石，也同样显示出三星堆人对玉文化的特殊爱好。

这种上层信仰的偏好，绝非是简单的文化交流或者贸易所能实现的，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精神和文化认同。

史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系统论证过，黄帝并非是某个具体的个体，而是每一代族群首领的共同称号，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华夏玉器时代的概称，横跨了从石器为主的神农时代到以铜器为主的夏朝。

即：距今6000-5000年前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向文明前夜演进过程中，东北地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五个各自独立又彼此影响的文明区系，先后进入了以使用玉器为典型特征的文明时代，它的文明程度不如后来的青铜时代，但却是华夏独有的文明形态。

而三星堆对玉文化的特殊信仰和尊崇，也表明三星堆同样是华夏玉器时代的一个区系，完全可以纳入黄帝玉文化时代范畴，而绝非什么外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