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西泠艺丛》2025年第一期

文/徐海东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西南大学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刘思雨

西南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古匋文孴录》为顾廷龙年轻时研究出土战国陶文，亲手摹录字形并加以考释而成的文字学著作，是全面收录古陶文字形的第一部工具书，其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古陶文文字材料，编纂体例对后来文字编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试从史料钩稽入手，结合时代背景，讨论此书的编撰缘起、著录体例，并从顾廷龙师友交游中厘清此书的材料来源。重点关注顾廷龙自序中的陶文研究观念，以期对此书的文献价值与历史地位进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顾廷龙 古陶文孴录 古陶文研究 历史地位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号隶古定居主人、小晚成堂主人。江苏苏州人。近现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他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当时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顾廷龙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研究，对我国古典文献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　图1 书朱德《上东山诗》 顾廷龙

◎　图2 《说文废字废义考》 顾廷龙

此外，顾廷龙在金石文字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曾评价自己的学术造诣，认为第一是小学，第二是书法（图1），第三才是版本。他在文字学方面的著述，从青年时期的《说文废字废义考》（图2，1932）、《古匋文孴录》（1936），一直到晚年与顾颉刚合著《尚书文字合编》（1996），关于文字学的相关研究，贯穿了顾廷龙的一生。

◎　图3 《古匋文孴录》

《古匋文孴录》（图3，以下简称《孴录》）的刊行与顾颉刚有一定的渊源。顾廷龙与顾颉刚同宗同族。1935年，顾颉刚利用燕京大学休假一年之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聘顾廷龙任该组名誉编辑。1936年5月，顾廷龙编录《古匋文孴录》十四卷及附编一卷，作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文字史料丛编》之一，并由该院影印发行。

《孴录》自序中探讨了陶文出土研究的概况、陶文时代性和地域性、陶文书体性质、陶器形制、陶文艺术性等相关问题，将出土陶文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展开研究。在著录体例上，将当时可识的陶文依《说文解字》部居次第为序，又将两旁可识而《说文解字》所无之字附列各部之末为正编，凡图像、文字、偏旁莫辨及一旁可辨而不审其意义者略加编次为附编，文字考释上，吸收了不少前贤及当时学者的成说，但对一些不可从者，也进行了勘误修正。

《孴录》作为当时检寻古陶文单字的第一部工具书和文字编，在学界引起了一定影响。在此书出版的第二年，即1937年3月11日，天津《益世报》发表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张政烺的《读〈古匋文孴录〉》。张政烺的文章认为，对于陶文研究来说，“搜罗最备，考释最精，以专书形式问世的，则推顾廷龙这部《古匋文孴录》”，“这是过去陶文研究成绩的总汇，也是第一部成功的陶文字典。一个研究中国文字学古代史的人，是不可轻轻把它放过的”。全书陶文字形皆由顾廷龙亲手摹录。张政烺认为此书“摹写的准确，印刷的精工，绝非一般同类作品所可比拟”，可见此书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及同时期学者对此书的认可。

在大的时代背景方面，《孴录》的编纂受晚清出土文字研究的热潮影响。光绪初年，古陶陆续出土，清代金石学者对其着意搜集，并且进行研究。最早的陶文整理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清朝。比较重要的学者有陈介祺、吴大澂、王懿荣、刘鹗、王国维等。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指出陶文与兵器、玺印、货币文字为六国古文字一系。1930年，黄宾虹著《陶玺文字合证》，论及玺印与陶文之间的关系。1934年，王献唐辑成《邹滕古陶文字》两册，专门著录邹滕地区的陶文。1935年，唐兰发表《陈常陶釜考》、张政烺发表《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将古陶文之人名、地名与钟鼎彝器款识互证，为陶文历史地理研究之先驱。

《孴录》的问世也与晚清的金石学研究思潮有一定关系。文字的出土促进了晚清金石学的兴盛，晚清学者多重视金石学，对出土古物进行考证题跋。回顾顾廷龙金石学著录，可分为两类：一是对于清代学者金石学的总结研究，如《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潘氏攀古楼藏彝器辑目自序》《江左石刻文编跋》《跋谢国祯藏簠斋藏陶拓本》《郑簠藏陶跋》和《季木藏匋序》；二是自身对于金石器物及文字的研究，如《读郁华阁金文记》《读汉金文小记》《沈子它簋拓本题记》，这些金石文字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促进了顾廷龙的陶文研究和《孴录》的编纂问世。

除了时代背景，《孴录》的诞生也是顾廷龙学术兴趣使然。顾廷龙青年时代就对文字学感兴趣。他曾自言，若不是从事图书馆工作，他也许会从事古文字研究工作。这种对古文字的热爱与其家学、师承均有一定关系：

我自幼随父亲学习书法，对古文字产生浓厚兴趣，并先后拜王怀霖、胡朴安、闻宥等先生为师。我在燕大的毕业论文是《说文废字废义考》，而后又撰写了《古匋文孴录》。

顾廷龙1925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机械系，因他的兴趣不在此，于是转入国民大学学习中文。其间得到胡朴安、闻宥等的教导，学习古文字学。1931年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读硕士，并得到容庚、闻宥、郭绍虞、魏建功等诸师指导，学习语言文字、版本目录之学。规范的学术训练与研究使顾廷龙进一步提升对文字义理的理解，相比当时其他出土文字的研究热潮，他深感当时的陶文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

我在上大学时专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文字学在当时是一门显学，这领域的研究可谓盛况空前，但大体集中在殷商甲骨、周代金文、秦汉小篆方面。这些文字的确可以显示一代文字之体制，但是要搞清文字发展演化之轨迹，至为重要的一环，就必须研究七国陶文。在某种程度上，陶文实处于枢纽地位……到本世纪30年代为止，研治陶文的人很少，成果不多，材料的记录整理也不详尽。这与当时文字学的研究水平是不相适应的。尽快在陶文的整理和研究上取得成果，也是考古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

鉴于当时研究甲骨文、金文、玺印文的专著琳琅满目，而陶文整理研究却不能令人满意，由于陶文长篇铭文较少，数据零散，汇集难度较大，尤其缺乏一本全面汇集前人陶文著录的字书，所以顾廷龙决心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古陶文进行全面整理，《孴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孴”，众多貌。《广韵·入缉》：“孴，多貌。”《集韵·入缉》：“孴，聚貌。”顾廷龙编纂《孴录》的初衷即对当时可见陶文字形的全面汇集和清理。

《孴录》封面由马衡题写书名。扉页有王同愈题签。今《顾廷龙全集 著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所见《孴录》版本仅存王同愈［2］题签，其后有顾廷龙老师闻宥［3］序言一篇，紧随其后的是顾廷龙自序、凡例、正编（十四卷）、附编等部分。

此书凡例部分将材料来源和取舍原则进行说明，对编纂体例、编排顺序进行说明，凡例部分还对自己所见拓本的来源进行说明，这些拓本字形是《孴录》的主要研究材料，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没有《孴录》。拓本藏家与顾廷龙或为姻亲，或为师友，交游密切。对他们的著述和生平有必要进行梳理，以便更好地理解顾廷龙的学术思想。

关于《孴录》的字形来源，顾廷龙依据学术规范，在凡例部分对其进行简称，主要有以下几家：

（一）周季木先生所藏古匋文字拓本 引作周

（二）潘博山先生所藏古匋文字拓本 引作潘

（三）铁云藏陶 刘鹗辑清光绪三十年抱残守缺斋石印本 引作铁

（四）梦庵藏匋 日本太田孝太郎辑 民国十一年影印本 引作梦

（五）陶玺文字合证 黄宾虹辑 民国十九年神州国光社影印本引作陶

由于书中字形都是顾廷龙先生“据墨拓或影本汰其伪作。手自摹写”，“不管是正编还是附编，所编文字都据墨拓或拓本复印件，对虽有文字记载但未亲见拓本者概不收录”。未见拓本，则不能准确摹写。对当时虽然有文字记录，但是没有亲自见到拓本或影印本的古陶文字形，《孴录》没有进行收录。这体现了顾廷龙严谨慎重的学术态度，但是对陶文文字编来说，也是一个遗憾。这部分材料主要有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日）高田忠周［4］《古籀篇》等。

《孴录》所收拓本字形主要来自周季木、潘博山两家，是全书材料主要来源；其他的来自刘鹗、（日）太田孝太郎、黄宾虹著述，其中的陶文字形则为影印本。兹将诸家生平及陶文著述介绍如下。

（一）周进

周进（1893—1937），字季木，室名居贞草堂，安徽至德（今东至县）人，金石藏家、收藏家、考古学社员。清代两江总督周馥之孙，周学海四子。历史学家周一良之叔，周叔弢之弟。周进精于文物鉴定，富收藏。著有《季木藏印》《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居贞草堂汉石影》《魏石经室古玺印景》《周季木遗墨》。

顾廷龙在北京求学之后，由同学周一良介绍，得见周进所藏全部陶文拓本：

继来燕京，从友人周君太初一良得谒乃叔季木世丈进，又窥其所藏古匋之富，陈氏而后一人也。凡存拓片，尽以见示。

顾廷龙认为周进的陶文收藏规模仅次于陈介祺，他更是对周进古文字考释功力进行了肯定。《孴录》对不少字形的考释，吸收了其考释的成果。另外，由于审收不当，顾廷龙曾误收入部分伪陶文，周季木也曾一一指出，顾廷龙对周季木的指点表示肯定与感激。

1943年，顾廷龙撰《季木藏匋序》。他认为在刘鹗、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等诸贤外，“近时藏家注意及此者，惟至德周季木先生一人而已”。周进“合黄县丁氏旧藏，益以新发见者，得四千品，足与簠斋相颉颃。余因其犹子太初同学相从请教，获窥秘笈，所藏匋拓，悉蒙见假”。可以说，《孴录》的编纂很大程度上和周进的材料支持密不可分，在凡例部分，顾廷龙将其列在第一位，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二）潘博山、潘景郑

顾廷龙妻子潘承圭，出自苏州名门“贵潘”。潘氏为吴门望族潘世恩（清乾隆状元）之后，累代以科举连捷，故有“贵潘”之称。潘承圭之兄潘承厚（潘博山）、弟潘承弼（潘景郑），皆为近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与顾廷龙有姻亲关系。

潘景郑（1907—2003），原名承弼，字良甫，江苏苏州人。近现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与其兄潘博山共建“宝山楼”，累计藏书达三十万卷。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时期与潘景郑曾合编《明代版本图录》。

潘博山（1904—1943），原名承厚，号博山，别署蘧庵，江苏苏州人。1929年秋，潘氏兄弟慧眼独具，在苏州收得稀世之珍的宋蜀大字本《陈后山集》二十卷，遂以“宝山楼”名其藏书楼。所藏举凡明末史料、清人文集、时人稿本、乡贤文献、年谱家谱、历代尺牍、金石碑拓以及名人书画，无不兼收并蓄，遂成为现代藏书界中翘楚。

潘氏兄弟陶文收藏很大部分来自潘祖荫。潘祖荫陶文收藏由于拓本较少，流传不多，故而墨本难得。1935年，顾廷龙于章钰［5］处看到《郑盦藏匋》，集拓郑盦（潘祖荫）所藏的陶文一百八十二纸，是研究陶文的重要资料。顾廷龙跋云：

郑盦则鲜加椎拓，每得新物，一拓而止，小品铭文，往往截取朱卷余纸为之，故其墨本向称难得。

余为编古匋文字，于其所拓访之久矣，尝询内弟潘君景郑，亦谓未有。春间闻其为攀古楼整理彝器图书，独此未见，且并拓本亦无一存。今谒之太世丈，乃承出示此册。郑藏匋始见一二，积念为之冰释。册中集拓百八十二纸，虽犹鳞爪，而其可贵为何如哉！假摹既竟，率附数语以志眼福，即乞教正。

顾廷龙负笈燕京期间，正值乡贤章钰寓京，顾廷龙常相请教。章钰深谙目录及金石之学，顾廷龙尝述与章氏之交谊云：“以龙于金石目录之学有同耆焉，不鄙顽钝，引而教之。休沐良辰，辄诣请教，或出孤拓珍本、名书法绘相与赏鉴，或述乡邦掌故、前朝旧闻昭示愚蒙。”顾廷龙编纂《孴录》期间，四处搜集藏品材料，当他在章钰四当斋见到潘祖荫这批陶文墨拓时，非常珍重，并认真进行摹写，从而丰富其研究材料。

（三）刘鹗《铁云藏陶》

刘鹗（1857—1909），字铁云，一字蝶云，别署“洪都百炼生”。通数学、医术、水利、文学等。曾任候补知府，不久弃官经商。有小说《老残游记》。又喜收藏甲骨、金石、陶器等，撰有《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都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

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刘鹗编印《铁云藏陶》，刘氏《铁云藏陶》自序：“又以近年出土匋器多三代之古文……海内名家，尚未显诸著录，于是选择敝藏，属直隶张茂细心精拓，得五百余片，更益以旧藏陈寿卿家拓本七十余纸，并付石印，是为‘抱残守缺斋三代文字’之二。世之博君子，欲考篆籀之原者，庶有取焉。”《铁云藏陶》所收陶文主要来自王懿荣：

文敏所藏，庚子京畿之变，归丹徒刘氏，又有增益，辑其墨本，为《铁云藏陶》，此陶文有专书之始。

《铁云藏陶》是较早著录陶文的专书，对于古文字的研究也很有价值。此书有石印本，收在“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丛书中。

（四）太田孝太郎《梦庵藏匋》

晚清及民国时期，国外陶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1922年，日本人太田孝太郎著有《梦庵藏匋》。太田梦庵（1881—1967），本名孝太郎，号梦庵，斋号枫园、好晴楼、津川等，日本岩手县盛冈人。日本近代著名古玺印收藏家，曾寓居我国多年，搜罗周、秦、汉、魏玺印甚多，与方若、罗振玉等学者交游。

前人著述，多重序言，尤其是作者自序，可彰显作者主要学术思想。《孴录》也不例外，要了解顾廷龙古陶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必须认真阅读并且领会其思想。《孴录》自序介绍了当时所见陶文研究的基本情况，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和关注，在今天也是陶文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对今天的古文字研究者仍然很有参考价值。

顾廷龙在其他陶文题跋中，如《跋谢国祯藏簠斋藏陶拓本》《郑簠藏陶跋》《季木藏匋序》，论及陶文源流、形制、文字考证等，也经常可见与《孴录》自序相近或者相通的观点，这些都足以说明这篇自序的重要性。下面结合顾廷龙的其他相关论述，试分析这篇自序的主要内容，以期对其陶文研究观念进行总结。

（一）重视前贤研究成果，肯定陈介祺、吴大澂陶文研究开创之功

自序开篇，顾廷龙首先回顾了陶文研究的历史现状，对前贤陶文研究领域及方法进行总结，充分肯定前人研究的开创之功。如序言开篇写道：

古匋出土。通常皆谓前有齐、鲁，后有燕、赵。惜其地其时，均不甚详。齐、鲁所出，传为临淄、历城，是皆齐邑也。陈氏簠斋介祺以居处密迩，闻讯最先，收储亦最富。尝读其手札，有涉匋事者，最早为光绪二年致吴氏愙斋大澂书，言附古瓦器拓五，前此未之闻也。同时收藏之家，愙斋而外，有潘氏郑盦祖荫、王氏廉生懿荣、丁氏少山艮善诸人，函牍往返，讨论甚勤。核其时期，约均在光绪十年以前。

顾廷龙肯定了陈介祺、吴大澂、潘祖荫、王懿荣、丁艮善陶文研究先驱的意义，其中着重强调了陈介祺和吴大澂。实际上，陈介祺、吴大澂的陶文研究也深深影响了顾廷龙的陶文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陈介祺曾撰有《陶文释存》（十六册，稿本现藏于山东博物馆）、《陶器造像化布杂器考释》等书稿，惜未刊行。《簠斋藏陶》是辑成最早的一部陶文拓本。自序中“（古陶）多文字者，则光绪初年所出七国时物”，就主要指齐鲁故地出土并经陈介祺所收藏的陶文。陈氏对收集的陶文随拓随释，或略作题记，或记明出土地点，还对大部分陶文予以较准确的断代。此外，陈介祺还把古陶文和古玺一起并列研究，认为陶文价值可与钟鼎、玺印等文字并称：

余于钟鼎文字，不能识者，百或有一二，又谓刀布文字不过一二，非钟鼎比也。今得三代古陶文字，则不可识者甚多，且有正倒不能定者，奇矣哉！石鼓无二，而竟有陶，陶又似古于金石，奇矣哉！是岂可与刀布文字并语哉！古陶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与钟鼎、古货为今存三代文字有四，并石鼓禹书洛字为五。

陈介祺“古陶文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的观点亦甚正确。后来，黄宾虹在1930年出版的《陶玺文字合证》一书中，通过一些玺印与陶文符合的实例确切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应验了陈氏之观点。这些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如顾廷龙1935年12月《郑盦藏匋跋 四当斋藏》跋语中写道：

古匋文字，朴茂精美，与印、化币之文偏旁近似，当为六国时所用者。惟多奇古难识之字，取与甲骨、钟鼎及各种文字比而观之，可察文字变迁之迹。

受陈介祺影响，晚清学者们开始重视古陶文。陈介祺言“自余得三代古陶后，都中潘伯寅司寇、济东道李山农、诸城王念亭争收之”，吴大澂、刘鹗、端方等亦多收藏，诸多学者中以吴大澂考释最精，影响最远。吴大澂是顾廷龙学术生涯中非常崇拜的对象。他研究陶文也是受到吴大澂的影响：

我很早就对陶文发生了兴趣，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这或多或少受到吴大澂的影响。自光绪初年，古陶陆续出土，藏陶最富的是陈介祺，而对古陶文最有研究的首推吴大澂。

吴大澂与陈介祺交好，陈介祺将收藏的陶文多拓寄吴氏，共同探讨研究。两人往来尺牍中经常对陶文进行考释研究。吴大澂每得陶文墨本，即加以考证，随即将释定之文写入《说文古籀补》（图4）。曾撰《古匋文字释》四卷，可惜未及付梓流传。《三代秦汉古陶文字考》《古陶稽证录》有稿本两种，今藏于上海图书馆。

◎　图4 《说文古籀补》 吴大澂

陈介祺、吴大澂往来尺牍中，涉及很多陶文研究的重要方面。比如对陶文内容的界定。陈介祺在光绪四年（1878）二月二十七日致吴大澂书中称：“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正确的，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顾廷龙从二人尺牍文本入手，梳理其陶文研究概况，对二人尺牍中涉及陶文研究部分详细转引并进行点评。［6］陈、吴尺牍中有部分涉及陶文出土情况和地域。［7］又因陶器为泥埴而成，易于作伪，故出土未久，便有人作伪。针对上述若干方面，自序中均细致转引。［8］

（二）重视同时代学者研究成果，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进行分域断代研究

陶文作为出土文字材料，对出土地域进行考察，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是晚清学者的一大关注点。这在王国维、罗振玉等前辈学者著述中均有体现。如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断定陶文与兵器、玺印、货币文字为六国古文一系，指明了陶文的时代，打破了传统金石学只重文字，不重器物和出土地的弊端。罗振玉为《梦庵藏陶》所作的序中，注意辨别齐国陶文和燕国陶文文例上的差异：

光绪初元，近畿之易州亦出古陶，有三代文字者，与齐器颇相似，然其文，齐器多记某某里，易州所出则多记匈攻某，齐器不记年月，易州所出则有八年、十年、十四年者，此其大别也。

与顾廷龙同时代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多将陶文作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在当时已是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同时期学者的研究思路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顾廷龙对陶文的研究视角和观念。

顾廷龙认为古陶文“人名、地名有足与钟鼎彝器款识互证者”，主张将陶文与其他出土文字进行对比。通过陶文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厘清文字的演化轨迹，而且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也是至关重要的。他重视同时代学者的最新成果，序言中以大量篇幅征引，如自序中以不少笔墨援引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张政烺［9］文章的主要观点，对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表示认可：

张君苑峰（政烺）考平陵陈立事岁公一器，以为“陈”即田乞少子惠子，与《陈壶》《子未子釜》之“陈”为一人，论证之确。

《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为张政烺于1932年至1936年间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时所发表，是一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此文开拓用陶文结合铜器铭文来考证历史的途径。自序对张政烺的考证过程和结论进行了大量征引和概述：

于地名平陵，则据《说苑》齐桓公之平陵证为齐地，又以《说苑》“田子颜自大术至乎平陵城下，见人子问其父，见人父问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证平陵至战国之时犹为田氏所世守，亦可信也。

又偁城□里□者甚多。方氏云：“《汉书·地理志》：‘城国，故齐。文帝二年别为国，莽曰莒陵。’按此即春秋莒国，后入齐时已有城阳之名，不始于文帝之封朱虚侯章也。”

又城阳国有阳都县。应劭曰：齐人迁阳，故阳国是。是皆地名人之可考者。其他类此者尚不少。又从各匋所著里名可以推知里巷取名之概。如曰北里壬、北里癸，疑以方位为里之名而纪以十干。又或以方位冠前以为里别。如东酷里、西酷里。又如东蒦里、南蒦里、中蒦里是也。

顾廷龙编纂《孴录》时，由于时代限制，所收陶文字形、时代和出土地多无法进行准确判断。张政烺、顾廷龙等学者重视陶文出土地理位置考察和陶文的地域差异性，具有学术前瞻性。后来陶文研究学者基本都沿袭了这一思路。如高明《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此书所收陶文均注明出土地点和资料来源，按时代和地区分类，将陶文资料分成十目。这种按出土地点划分陶文资料的方法，为分域断代研究创造了良好基础。这种研究方法在张政烺、顾廷龙那里已经初现端倪，其开创之功不容忽视。

（三）将古陶文与金文、玺印文字对比，重新认识籀文与古文性质

籀文是春秋战国时代通行于秦国的一种文字。今天虽然看不到《史籀篇》了，但仍能从许慎《说文解字》中见到籀文字体。《说文解字》中收录的籀文就有225个。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古文则是战国时代通行于东方六国的文字。顾廷龙在对古陶文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说文解字》中收录的籀文、古文关系的认识，与前贤观念稍有不同：

匋文与古籀文之关系，亦有可得而言者。匋文为七国时书无可质疑。王氏静安国维尝云：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又《说文解字》所出壁中古文，与匋器、兵器、货币、玺印为一家眷属。由王氏之说，匋文当与古文悉合。今持以校雠，与金文相似者最多，与玺文相似者次之，其同于古文如、，同于籀文如、，则百之一二而已。又“匋”史篇读与“缶”用。今匋文之“匋”或“祇”作，足征其不仅读同而字亦互通也。

经过对比研究，顾廷龙认为，陶文与金文字形相似者最多。这种将金文与陶文进行比较的做法，或是受到老师闻宥的影响。闻宥在《孴录》序言中将金文“年”字、金文从心之字、金文老部诸字形与齐国出土金文、陶文字形进行比较，“凡斯之类，或足以明其地方性，或足以审其时代性”（闻宥序）。在老师研究的基础上，顾廷龙更是认为古文、籀文书体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是后人称谓造成的不同，并不是由于某时代、某地域所造成的差异，“籀文”可以算作古文的一种，这实在是一个创新的观点：

夫古文、籀文，非体之异，亦非地之限，乃后人称谓之别耳。后人视昔，无一非古，小篆既行，遂视以前之文字为古文。籀文者，《史籀篇》中之文字，亦古文之一也。后人不察，别谓籀文，遂误一为二矣。《说文序》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所罢既为不合秦文者，则必有合乎秦文者而未罢也。合乎秦文者当即正体。不合乎秦文者乃各国习用之别体。所谓文字异形者也。

顾廷龙对《说文解字》中籀文、古文的差异性表示怀疑，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已经引起了他的思考。这种不将古文、籀文强作区分，以出土文字作为直接证据，将小篆之前文字均视为古文的观念，也有吴大澂对古文、籀文关系认识的影响。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叙云：“不分古文、籀文，某字必详某器，不敢向壁虚造也。”

顾廷龙、吴大澂的观念与王国维、刘鹗等学者的观念存在差异。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认为：“余前作《史籀篇疏序》疑战国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并以秦时古器遗文证之。”陈介祺当初在“六国古文”前加一“似”字，而后者王国维则于“战国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前着一“疑”字，陈介祺首倡“六国古文”说，王国维发扬光大之，都重视籀文、古文二者的差异性。相比王国维、陈介祺，顾廷龙的观念略显激进，他认为籀文、古文其实是“误一为二”，顾廷龙在自序中继续写道：

文字之变，出于嬗演；异形之成，由于省羡，非断代而创，因地而殊，故无所谓某用古文某用籀文也。设古文、籀文厘然有别，则六国与秦难以相通，然未闻彼时有重译之事也。又观今日所传秦及六国器铭，作风虽或不同，而偏旁要无二致。故余谓匋文实出于流俗习行之体，以其同源，故与各体皆不能无相似；又以其出于流俗，故与正体亦不能无小殊。必胶滞求之，以为合于某一体，则非所以论古矣。

顾廷龙强调西土文字（籀文）和东土文字（六国古文）之间的联系，认为二者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此观点需要辩证地看待，从出土文字的角度看，秦及六国文字存在相似和相通性，这是从唯物历史观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二者都是古汉字发展的不同分支，必然存在关联性。如果二者有截然的差异和不同，则“六国与秦难以相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据此将籀文等同于古文，抹杀二者的差异，也未必完全正确，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王国维、刘鹗等学者对吴大澂将古陶文与金文并列的做法并不认可，王国维、刘鹗认为古陶文字形，由于地域差异和使用的日常属性，有其特殊性，应为古文之异体。“多省略变异，不可强为说解”，与典雅规范的“古彝器文”其实是存在差异的：

予往昔尝与刘铁云观察言，“陶文为古文之异体，与古玺、古货币文字，并与习用之古文不同。愙斋与古彝器文并列，实未尽合。其文多省略变异，不可强为说解，拟集三者文字，分别部居，合为一书，以流传之”，铁云韪予说，顾以人事牵阻，尚未写定。

此外，《孴录》自序还对陶文章法的艺术性、陶文形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对陶文形制的研究，顾廷龙认为：“陶的形制，因完器不多，很难详辨，据印文所记、前人所述，参以己意，分为八种，一豆、二区、三釜、四良、五盆、六缶、七罍、八埙。”他对这八种形制陶器，从传世文献上一一对其形制和容量进行考察，并且列举相关出土陶文辞例进行说明，具有积极的意义。对陶文章法的艺术性，因《孴录》书稿是顾廷龙亲手摹录字形而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古陶文的艺术之美，认为陶文行列是自由而有创造性的，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性，正是由于其“缀款并无定式，一视器物之余地与记文多寡、笔画繁简以为准。或加方围，或加椭圆。字体或展或敛，或斜或倾，抑或因地位之舒蹙而损益其笔画，盖虽寻常约易之作，而亦有艺术存乎其间焉”。当然，由于顾廷龙文字学家和学者的立场，他对陶文的艺术属性并未展开论述和细致分析，但后世书家、篆刻家已对陶文艺术性充分留意，从中汲取营养进行相关的艺术创作。

对《孴录》的评价，除了张政烺在天津《益世报》中所作的书评外，顾廷龙老师闻宥也对此书给予肯定，他不但亲自撰写序言，更认为“此编数量虽不必富，而其足以资探讨、裨学术者几不可殚举，至于摹写之工饬，则又远出以往著录之上”。由于陶文“或不能辨，偏旁又字少无文（纹）理，探索不易”，所以《孴录》附编多于正编，即不确定的字形就仅作字形隶定，或将其作缺疑处理。顾廷龙仰慕吴大澂学术，但对吴大澂考释错误之处也进行了不少勘误修正，这也是他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孴录》作为第一部陶文文字编的价值还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保存很多珍贵的古陶文字形，为后续文字编著录提供了前期资料

《孴录》作为第一部陶文字形大全，《孴录》保存的陶文字形，有些材料是后世的陶文文字编，如《陶文编》（金祥恒，1964）、《古陶文字征》（高明、葛英会，1991）等文字编所缺失的。在材料保存层面上，《孴录》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字形材料，为后续陶文文字编的编纂提供了便利。对此，裘锡圭曾这样评价道：

顾廷龙看到的有些陶文拓本，这两部书的作者没有看到。不但《陶文编》“所录潘博山古陶文拓片”“悉据顾廷龙氏古陶文孴录”（该书《编辑凡例》1页上）；就连把新旧资料都搜集得相当齐全的《文字征》，也声明其所收陶文“少数因原著录难以寻觅”，是从《孴录》转录的（该书《编辑序言》2页）。如果没有《孴录》，这些陶文可能就会失传。

作为汇集陶文的第一部字书，在材料保存上《孴录》功不可没。需要指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孴录》的材料收集并不是绝对完备、毫无遗漏的。任何文字编的收录不可能做到材料的绝对完整，顾廷龙对《孴录》的不足有清晰的认识：

《古匋文孴录》的编纂，我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但远称不上完善。其一，搜罗不富，正编、附编一起只收了800多字；其次，附编所收字多于正编，虽符合多闻缺疑之古道，但确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解决。

（二）著录体例完备科学，后续文字编在编纂体例上可资借鉴

《孴录》在著录体例上比较完备科学，对所收字形来源都有说明，注明字形拓本来源。并且对所收各字，只要原来不是以单独一字的形式而是以二字以上的形式相连出现的，都附有陶文辞例，此举为读者提供了陶文研究的语言材料，使后人学者可以复核材料，即以全句录注为参稽字义之资，为有关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内容完整的新鲜数据，十分可贵。

（三）字形考释绝大多数准确合理，少数字形考释存在疏误

《孴录》收录500余字，两部后出的古陶文文字编，尤其是在五十余年后出版的《古陶文字征》（高明、葛英会，1991），共收陶文1823字，其所收字数当然超过《孴录》。与后来文字编相比，《孴录》中对很多陶文字形的释读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这在当时十分难得。裘锡圭在《〈古匋文孴录〉重印序言》中曾举出两个字形的例子，指出《孴录》在考释字形上胜于后来两部陶文文字编的地方。

《孴录》字形考释应该说代表了顾廷龙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孴录》并非尽善尽美。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很多不认识的字形，顾廷龙仅作隶定处理，并没有进行释字。二是《孴录》在若干字形考释上确实有疏误不妥之处。随着新的研究材料的不断发现和陶文研究的发展，其中一些误释字形大多得到了勘误和纠正。没有释出的字形，后来的研究者大多进行了补释。如字，顾廷龙引马昂观点释“同”（《孴录》附录661页）。后经文字学家结合文献及地理考证，实为“昌”字。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一些，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

总之，由于古文字学的不断进步，后来学者释字胜过前代学者，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后人的成就是建立在前辈耕耘的基础之上。《孴录》的若干微瑕完全无损其历史地位。不能因为今天古文字学者认识的甲骨文字形多于王国维、罗振玉那个时代，就抹杀了罗振玉、王国维等前辈学者的功绩；不能因为后来文字编收录字形多于《孴录》，字形考释上对《孴录》有修订之处，就看不到《孴录》的 历史价值，进而对其进行否定，这是完全不可取的。

《孴录》不仅是研究古陶文的基本资料，对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乃至考古学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顾廷龙的古文字学术研究思想，尤其是古陶文的学术研究思想，有待后来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

［1］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清代金石学稿抄本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2021PY67）阶段性成果。

［2］王同愈（1856—1941），字文若，号胜之，又号栩缘，江苏元和人。顾廷龙外叔祖。晚清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书画家。著有《栩缘随笔》《栩缘文存》与《栩缘日记》。顾廷龙上海求学时期得到其在金石学、文字学以及书法方面的指点。王同愈还曾聘顾廷龙为家庭教师，并在版本目录学上给顾廷龙以指导。

［3］闻宥（1901—1985），字在宥，号野鹤，室名“落照堂”，中华民族学、语言学、金石学、铜鼓学、考古学家。上海市松江人。早年参加南社，后长期致力于语言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研究。两次执教山东大学中文系，为山东大学语言学和古文字学的初创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4］高田忠周（1863—1949），一号士信竹山，又号未央学人，日本东京人。其住处名为“说文楼”，故先生又自称“说文楼主人”。历年服务日本印刷局并为说文会讲师。一生著有汉语文字学著作多部。

［5］章钰（1864—1937），近代藏书家、校勘学家。字式之，号茗簃，一字坚孟，号汝玉，别号蛰存、负翁，晚号北池逸老、霜根老人、全贫居士等。藏书室名“四当斋”。江苏苏州人。

［6］匋器文字，齐、鲁最多者十二三名，燕、赵最多者十七八名。一则所著人名、里名多关史实。一则仅著匋工，无可深致。簠斋尝云：“古匋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

［7］齐鲁古匋土上者日少，土中者则犁翻雨击时一见之耳。廉生见真者即收，伯寅则不全收。是以求者亦不甚力。残匋今夏秋少所得，盖日久地面日少，非耕余遇大雨不易觅，有亦剔残而已。出少则觅者亦少，虽有力者亦未易即得，是以不与人争矣。此齐地出者。鲁地远而往者少，是以尚可有得，特复者多，昨日得五百种，复者三百五十。好之故不能汰，又汰甚则不求□古于齐者。齐出似皆秦灭齐所损，故晚也。

［8］此地古匋渐有新刻，惟不能得古人之心之力之神，亦惟持此别之，仍时时不敢自信太过而已。近亦作伪，且有新仿器矣。伯寅大司寇闻由历收古匋想已富，见拓本否？弟近几不收矣。今日作伪日多，金难于匋且然，况瓦砾乎！

［9］张政烺（1912—2005），字苑峰，山东省荣成人。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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