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常有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而被诛灭九族的事发生。御史也很好奇，近日来不断查阅各种文献史料，从三藩之乱开始一直查到台湾林爽文起义、白莲教起义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但一直没有发现诛灭九族的案例。
如果结合《大清律例》来看，发现诛灭九族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既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也很难被具体执行。
首先诛灭九族没有列入正刑《大清律例》中刑法最重的当属“十恶”，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睦，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凡犯十恶者，悖伦逆天，蔑礼贼义，乃王法所必诛。
十恶中以谋反、谋大逆、谋叛三者涉及国家和皇权的统治，处罚也最重。可能有些读者对这三个方面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所谓的谋反就是组织会党、团体或举兵反叛朝廷；谋大逆是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是指背弃本国潜从他国。
很显然对于一般的普通民众来说，毁坏皇室宗庙、偷盗皇家陵寝和宫殿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至于谋叛本国而潜逃他国，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封建时代也是极小概率事件。只有谋反出现的情况较多。
谋反是怎么定罪的呢？《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如此记载：
“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九族通常认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范围要超过以上规定的很多。也就是说，谋反罪不牵连外祖父母与岳父岳母，仅是株连本人及上下五代。可即便如此，处罚已经很严厉了。
其次是有九族的不会谋反，谋反的一般都没有九族可诛封建专制时代，是以地主和官僚为统治阶级的，普通的民众则是被统治的。反过来说就是地主阶级不存在谋反的动机，只有走投无路的普通民众才会试图去推翻朝廷。
清代全国的农民主要分布在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在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格局下，宗族是维系乡里秩序的代言人。在正常情况下，族人别说是谋反，哪怕是违背族规，也会受到家法处置。
一个家族如果人丁兴旺，上有父祖下有兄弟子孙，那么这样的家庭肯定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家族势力，没有人会担着凌迟处死、全家斩首的风险去谋反。
敢于谋反的一定是受到残酷剥削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可能他们父母、妻子早已饿死病死，或者已经濒临家破人亡的地步。人只有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这样的人一旦谋反，根本就没有九族可诛。
凡事也不绝对，就拿太平天国运动来说，石达开的家庭条件就不错，他是出于信仰而跟随洪秀全造的反。但是在造反的过程中，他以及太平天国政权中的其他王的家人，都在造反过程中被朝廷剿杀。所以石达开主动投降后，本人被凌迟处死，但他的儿子早已隐姓埋名流落民间。
洪秀全也是如此，他的家人大部分在天京陷落后自裁，所以诛灭九族根本无从谈起。
最后是诛灭九族难以执行自秦汉以来，真正被诛灭九族的案例只有两个，即隋朝的杨玄感和明朝的方孝孺。远的且不说，就拿方孝孺一案为例，他因拒绝为朱棣撰写登基诏书而被诛十族（学生为一族），被杀之人多达八百多人。
方孝孺的案例是一次惨痛的历史教训，朱棣也因此担上滥杀无辜的恶名，后世皇帝没人有胆量敢效仿朱棣。
清代标榜以“仁孝”治天下，如此大规模的诛族行为势必遭到天下臣民的反对，舆论压力会十分巨大，所以即使发生谋反、谋大逆的案件，也都仅限于本族三四代人。
天下人心不可欺、不敢欺只是主观因素。客观上诛灭九族也难以执行，不管是统治阶层还是被统治阶层，家族联姻的情况十分普遍。
御史再拿三藩中的靖南王耿精忠家族为例进行说明。
三藩之乱爆发后，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蓄发易服反叛朝廷，这就属于典型的谋反，而且是特大型的谋反，非诛灭九族不能泄其恨。
尽管三藩之乱被平定之后，耿精忠本人被凌迟处死，但是他的家族却没有受到太多的牵连，耿精忠的两个弟弟耿昭忠、耿聚忠被编入汉军正黄旗都得善终，死后还被赐于谥号。
耿聚忠与皇室的关系不一般，必须要单独拎出来说一下。早在顺治十五年的时候，顺治帝就将和硕柔嘉公主下嫁于耿聚忠，封为和硕额驸（完婚是在康熙二年）。
和硕柔嘉公主是安亲王岳乐之女，被顺治帝抚养宫中，论辈分她还是康熙的姐姐。如果真要诛灭九族，那么柔嘉公主和安亲王岳乐也要受到株连，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所谓的诛灭九族在清代根本没有发生过，影视作品中的那些桥段看看热闹也就行了，万万不能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