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做过蒋先生的参政员；他和鲁迅打过官司骂过战，当过杜月笙的律师；陈独秀受审，他出庭辩护，李大钊被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其“辩论状”文气逼人，逻辑清晰，笔锋犀利，震动法庭 ，引中外媒体竞相报道。在刘少奇含冤之时，无人敢于出面，而他直接上书毛泽东，希望毛刘团结。一生跨越19、20世纪，涉足政、学两界，此人便是辛亥革命的元老——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他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留下了令人难以复制的经历。章士钊是一位学者、政治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爱国者。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章锦上是当地的一位老中医，哥哥开了一家塾馆，章士钊就在哥哥主持的塾馆读书。年幼时，章士钊读书非常勤奋，然而却连考两次秀才不中。18岁后步哥哥后尘，当了数年私塾老师，拿着微薄薪资维生。章士钊在年幼时就展现了对文学的热爱，尤其是柳宗元的文章。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章士钊一边读书，一边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做童子师。他在武昌两湖书院结识了著名的民主革命家黄兴，从而开始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20岁，章士钊的人生开始稍有起色，先是在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相识，一年后步入南京陆师学堂、上海爱国学社学习。不久，他被聘为《苏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的革命言论，将革命的思想深植于革命义士心中，对当时的革命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犀利的文笔，先进的革命思想，在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几人。有了共同的目标，四人越来越投机，后来还结拜为异姓兄弟。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初，章士钊刊出连篇累牍的反清文章。清政府终于对《苏报》下手了，先后逮捕了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等七人，查封了《苏报》。由于查办此案的是昔日章士钊在陆师学堂的上司俞明震，所以章士钊得以侥幸逃脱。但逃过一劫的章士钊并没有因此放弃革命事业。同年8月7日，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了《国民日报》，被誉为《苏报》的继任者。尽管遭遇内部纠纷，但他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运动。章士钊还翻译了介绍孙中山的书籍，为孙中山辩护，改变了人们对他的印象。然而，他在政治上经历了挫折，放弃了文字宣传工作，甚至参与了一个暗杀团的组织，但失败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1月，章士钊与黄兴由上海赶赴长沙，准备华兴会的筹建工作。后来，华兴会几次想要在长沙、南京、湖北等地起义，终因计划泄露，机关被破坏而以失败告终。章士钊和张继等十余人也被捕，经蔡锷托人营救，得以保释。狱中的经历让章士钊反思了自己的革命活动。他认识到，作为一个书生，难以成功地进行革命。出狱后，唯恐清廷再次发难，章士钊急忙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章士钊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开始发奋读书。

章士钊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章士钊赴英留学，后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和逻辑学。留学期间章士钊经常为国内的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家各派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在立宪政治这方面，著述颇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士钊给国内写的文章，都被宋教仁剪了下来，装订成册，仔细研读后，得益匪浅。

辛亥革命之后，宋教仁作为总设计师，为革命党人设计共和制度，他在章士钊那里学习的民主宪政理论就派上了用场。后来章士钊回国，在南京拜会宋教仁，宋捧出章士钊文章的剪报册，二人相对抚掌大笑。

尽管同盟会成立时许多人邀请他加入，但章士钊拒绝了。他的决心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得到证实，他回国并成为《民立报》的主笔，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然而，章士钊的观点和立场在政治上引起了争议。他提出责任内阁制，后来甚至主张实行两党制，引发了广泛讨论。他的观点和行为在当时被视为背离革命方向，最终导致他离开了《民立报》。

民国十三年（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士钊主张毁弃约法以及国会之主张，正中段祺瑞下怀。当即被段邀请担任司法总长，后又兼任教育总长。章士钊受命后，表示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要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以《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引起了教育界进步人士以及一众青年学生的反对，各校学生请愿罢免章士钊。

章士钊看到形势如此严峻，遂请辞赴沪。后经段祺瑞的再三邀请，又先后复任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

在此期间，章士钊的思想与历史潮流产生极大的逆行对抗，他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依旧我行我素。这就使得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鲁迅特别不满，连在30多篇杂文中讥讽章士钊“尊孔复古”的主张，二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周樟寿

事件源起民国十三年（1924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闹学潮，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学生运动，直接撼动了北洋军阀政权。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责无旁贷，立马下令停办女师大，并派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

女师大被解散，鲁迅作为章士钊的死对头，第一个不服，立马担任了女师大维持会的委员，继续在阜成门南小街宗帽胡同十四号办学，维持女师大校务。此举引起章士钊不满，认为鲁迅一干人等忤逆犯上，不服从教育部命令。遂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12日呈请北洋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头衔，理由如下：“敬折呈者。窃查官吏服务，首在恪守本分，服从命令。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

随即，鲁迅在十四日日记中记载：“我之免职令发表。”也即是说，鲁迅的官没了，而他这里所谓的“官”，只是“佥事”一职，属于闲差，算不上准确意义上的官。不过就此被论敌免职，鲁迅难以咽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将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告上法庭，控诉章士钊滥用职权，擅自处分。

9月12日，平政院正式决定由该院第一庭审理此案。章士钊收到平政院寄送的诉状副本后，以教育部的名义进行了答辩，对鲁迅的“罪名”进行了升级：“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教务维持会名义，妄自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鲁迅丝毫不惧，针锋相对，进行了二次互辩，二人的争执一度白热化。但在数轮辩战后，章士钊理屈词穷，渐走下风。

周樟寿

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23日，法院判决鲁迅取得完全胜诉。依据是章士钊撤职不按程序走，应先由“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进行审查，而章士钊在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之前，并未交付该会审查，因此不符合惩戒的法律程序。

鲁迅不亏是时代战士，章士钊身后有段祺瑞坐镇撑腰也吃了亏。民告官得以胜诉，这件事绝对是史前乏例，史后流传的一大风云奇事。

章士钊和妻子吴弱男的故事，以美好开头，却遗憾惨淡收尾。

吴弱男的家庭是真正的名门望族，祖父是淮军将领吴长庆，于袁世凯有知遇之恩的贵人，而她的父亲则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吴弱男自己也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她受过多年的西方教育，对于当时世界的认识很深入，在日本留学时期加入了同盟会，是革命的骨干力量，后来甚至成为争取女权的重要人物，是一位极为优秀的新时代女性。

吴弱男初识章士钊，并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报刊上。当年家境贫寒的章士钊经常向《苏报》投稿，以此赚取稿费补贴生活。章士钊的文笔犀利，对于社会制度和发展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吴弱男由此注意到了这个大才子。后来章士钊初到上海，在朋友的引荐下，去吴家拜访，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章士钊才终于得到机会亲近佳人。

当时，吴弱男加入了同盟会，而同盟会的其他成员极力邀请章士钊加入，孙文甚至说：“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足以见得同盟会对于吸纳章士钊的渴望。面对如此热情和频繁的邀请，章士钊愣是没同意，每次都回绝了。但是，他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对于吴弱男的不同。

吴弱男

于是乎，同盟会决定另辟蹊径，对他使用美人计，让吴弱男去劝说章士钊。二人因此有了独处的机会，开始慢慢熟识，发展出感情来。但即便这样，章士钊还是没有答应加入同盟会。这件事成了同盟会史上“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一大笑谈。

借助吴家的财力，章士钊得以去国外留学。陈西滢说：当时欧洲的游学费用是很贵的，一个人去一次已经很了不起，章士钊留洋却带着家眷和仆人，而且来回去了好几次，可见生活之宽裕。

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虽说吴家对于章士钊清寒的家境颇有微词，但架不住掌上明珠的恳求，所以只能尽力帮助章士钊的事业，为女儿的生活打下基础。因此，章士钊在婚后办杂志，办学校，当官都是一帆风顺，达官贵人全给他开绿灯。单单东北大学教授一职，别人月薪300元，独独他章士钊就能领月酬800元。这一切都少不了富岳家在面子关系上的打点。

章士钊

生活日渐稳定后，二人先后生下了三个孩子。许是多年的柴米油盐将爱情熬成了亲情，又或许是因为吴弱男婚后便开始相夫教子，渐渐变得人老珠黄，失去了才女的风采。章士钊后来在上海养了多个外室，纵情享乐。这件事传到了吴弱男的耳中，她十分震惊，也十分伤心。但她不是旧封建严守“三从四德”的闺阁女子，而是为女权运动而奋斗的新时代女性。她怎么能忍受丈夫在外头养女人？她坚决提出离婚。哪怕先后有一大波朋友来劝说她，让她接受丈夫纳妾，或者，让她原谅他。她看着这一波又一波的朋友，只是觉得甚是好笑。他们应该知道她有多么讨厌一夫多妻制，在提倡男女平等的年代，这些所谓的朋友来劝说她接受丈夫外头养女人。虽然，在当时文人纳妾是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她是吴弱男，是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怎么能先伸手打自己的脸呢？她还是离开了，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远赴欧洲，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章士钊呢？继续他的风流，六十岁高龄还纳年轻的殷德珍为妾。梁漱溟留下过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捷，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士钊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友情。他在多个时刻帮助了共产党，包括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

章士钊的深思熟虑和对国家问题的独立看法使他成为毛泽东寻求帮助的对象。他在重庆谈判中对局势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次会面加深了他与共产党的联系。

1966年，此时的章士钊已经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但在这个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众多知识分子被打倒，他也不是个例外。

刘绍选

由于种种原因，党内没有为刘少奇鸣不平的。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倒是党外人士章士钊毅然上书。3月初，章士钊对他的女儿章含之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要把中国毁掉。”“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六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章士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10日，毛泽东回复如下：“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斯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3月10日”。3月间，毛泽东派人把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章士钊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对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置他于死地。”

后来戴着红色臂章的青年学生抄了他的家，一把年纪的章士钊还要被拉出院子揪斗，全家人“袖手旁观，爱莫能助”，吓得躲在一边哆嗦看着。

望着一片狼藉的家，章士钊内心平静，他习惯了，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抄家了。早在段祺瑞时代学生就抄过他的家。第一次是因为他禁止学生纪念“国耻日”，第二次是因为他和民众的关系闹得紧张。结果不到半年，章士钊两度被抄家。所以此刻他的平静，是他心理上已经见过场面了。不过，章士钊还是有本事的。抄家过后，他给上边写了信，之后，他得到了保护。

章士钊的一生八面玲珑，复杂多变，游走于各派各立场间游刃有余，不可谓不简单。女儿章含之就回忆说，父亲一辈子都没存款，但也从不缺钱。足见，他春风得意了大半生。

吴弱男

至于事业之外的感情之事，他在晚年也生出愧疚。吴弱男当年携子出走欧洲，后因为战争回国，但也没有与章士钊见面，吴弱男一生致力于推动妇女解放工作，建国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连总理见到她都要称一句“吴先生”。在古稀之年，吴弱男回国，二人在北京饭店的大堂里见面，阔别已久，顿时无言。章士钊还是先开了口：“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作风上，我都犯过致命的错误。“吴弱男泯然一笑，没有计较，两人握了手，冰释前嫌，像一对分别已久的老朋友，只要有机会，就会互相看望，摒弃了婚姻，反倒轻松了许多。看来，一个男人只要不爱女人，就能跟女人相处得很愉快。

章士钊是一位多面的人物，他的政治观点和行为在当时引起争议，但他始终对国家问题充满关切。他的生平经历反映了中国现代史的复杂性和变迁，使他成为一个备受争议但值得研究的人物。

章士钊，这位近代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其生平经历和政治观点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的故事引人深思，不仅揭示了中国晚清至新中国时代的政治演变，还凸显了一个人在动荡时局中如何在不同领域中扮演多重角色。

章士钊的生平历程堪称传奇。他在湖南善化的贫困小地方出生，却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家庭背景走上知识之路。他的早期经历展示了他的坚韧和勤奋，不仅是一名学者，还是一位童子师，为家庭分担经济负担。这种艰苦的成长经历为他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塑造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坚定信念。

章士钊早期的政治活动可以被描述为热衷、坚定和不屈不挠。他参与了一系列反清的文字宣传工作，坚决支持革命思想，甚至在《国民日报》的创办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他的观点和主张却经常与当时的党派立场相左，这使他陷入了争议之中。他的勇敢和坚持不懈之精神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他的观点遭到反对，但他从未停止追求他所认为正确的道路。

章士钊

在章士钊的政治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尽管他本身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建立了真挚的友情。他在关键时刻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帮助了共产党的早期发展。这种跨党派的合作和互助反映了他的宽容和政治智慧，也为中国的政治未来埋下了种子。

重庆谈判时，章士钊的政治智慧再次闪耀。他的建议和观点为中国内战时期的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尤其是他提到的“走”字，彰显了他在关键时刻的冷静和明智。他的独立思考和坚定立场使他成为毛泽东信赖的政治智囊，也为中国的政治发展留下了有价值的经验。

总的来说，章士钊是一位多面的人物，他的故事激励人们深思。他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学者、政治家和教育家，还是一位爱国者。他的生平经历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曲折和多样性，以及在动荡时局中如何坚守理想并对国家前途充满关切的重要性。他的故事告诉人们，历史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在不同领域和不同角色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