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我是发展一枝花，哪里能开往哪插。”这句话被收录在《毛主席语录中》，说的是共产党员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当中，就有这样一块“砖”，做到了“哪里需要往哪搬”。他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刘少奇主席就夸赞他说：“部队、民航、军政、后勤，邝任农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出色。”

1955年，解放军首次进行授衔，邝任农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邝任农还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以此来表彰他参加革命后在反围剿斗争、长征、抗日战争、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孟良崮战役等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的巨大贡献。

此时，邝任农的职务为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局长。中国民用航空局的的前身为中央军委民航局，在建国之初便已经成立了。

194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民用航空局受空军指导，将其设置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

民用航空局成立后，最主要的飞机来源于原国民党时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两公司在香港员工光荣起义后，带回来的12架飞机。

这些飞机虽然不多，但也为新中国的民航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力量。到了1950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民用航空局的资产也仅有30多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有1万多人，运输总周转量也仅有157万吨公里，根本无法满足新中国对民用航空的需要。

后来，经过几年的发展，民用航空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依然无法满足需求。就连周恩来总理外出访问，都要租用他国的飞机。

比如，在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受邀参加万隆会议的时候，就只能租借印度的飞机，将其改成专机使用。

然而，租用外国的飞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限制，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时候，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便被台湾特务买通的工作人员，将炸弹安装在飞机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就连周恩来总理本人也因为临时有事改变了行程，才没有因为飞机爆炸而遇难。

这件事情，为党中央敲响了警钟。于是，中央决定，尽快发展民航，飞出国门。

这年6月，邝任农从华东军区调任中国民航，担任了局长。任职期间，为了让中国民航尽快发展起来，邝任农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随着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飞出国门便成为了一项非常迫切的工作。

关于发展自己的民航这件事情，周恩来总理就曾感慨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坐上我们自己民航的飞机出国呢？”

为了督促民航局尽快完成飞出国门的任务，周恩来总理多次找邝任农谈话，并指示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邝任农虽然担任了民航局局长，但他并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属于外行。那时候，为了把工作干好，邝任农首先进行了调查研究。

后来，邝任农还带领中国民航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一个国家的民航局代表会议，讨论了国际航线飞行，通讯，机场和调度等问题。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邝任农开始着手改善业务管理体制。为了将这项工作做好，邝任农经常到工作一线，参与飞行队、机务外场和后勤保障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邝任农认为一定要回头看，总结经验教训。为此，邝任农要求严格执行等级制度，责任落实到人；严格主官督促检查制度，树立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后来，邝任农又主持建立了民航系统总指挥调度室，地区管理处指挥调度室，区域指挥调度室，以此来监督检查管辖范围内的飞行，组织协调管制室之间，管制室与航空器经营人之间的飞行工作，控制管辖范围内的飞行流量。

此外，调度室还负责协调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专机的飞行、以及特殊客人，边境地区和特殊任务的飞行等相关工作。在邝任农的带领下，中国民航的飞行调度工作，逐渐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的正轨。

1958年2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民用航空局划归交通部，后又发出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将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交通部的部属局。”

1959年，邝任农被任命为交通部副部长兼中国民航局局长。

1960年11月，国务院编制委员会经过讨论，原则上决定将中国民用航空局改称“交通部民用航空总局”，负责经营管理运输航空和专业航空，直接领导地区民用航空管理局的工作。

这样一来，民航局便成为了部属一级管理的全国民用航空事业的综合性总局。

1962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定，将民航局改称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随后，中央决定将民用航空总局由交通部属改为国务院直属局，并将航空局的业务工作、党政工作、干部人事工作等划归为空军负责管理。

不久后，邝任农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中国民航总局局长。那时候，由于政治的需要，邝任农感觉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然而，邝任农却并没有退缩，而是在改善国内业务的同时，将目光紧盯着国外。

1963年，邝任农主持召开民航总局党委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了建设上海、广州两个国际机场的紧急任务。会上，邝任农要求下属相关单位一定要抢时间、争速度，争取在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正式通航。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邝任农对在座的人说：“这是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粉碎国际霸权主义封锁的政治斗争。”

1965年，在邝任农和战友们的努力下，中国民航总局开辟了以周边国家为主的10条国际航线，为飞出国门创造了条件。

这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的邀请下，即将出国访问。

在选择出行方式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决定，乘坐新中国自己的民航专机。当时，有人认为不妥，毕竟新中国的民航才刚刚实现了飞出国门，还不够熟练，万一出现意外，这个后果太过严重。

然而，想到中国民航飞出国门不容易，周恩来总理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同志，坚持使用新中国自己的飞机。

在接见邝任农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他一起研究了民航首次国际远航的有关事宜，并亲切地说：“我相信你们，你们要认识你们工作的重要性，要有雄心壮志，要给毛主席争光，要给祖国争光！”

6月，周恩来总理乘坐的民航208号专机，搭载这中国代表团成员，平安飞行了80多个小时，航程44361公里，在国外机场起落了12次顺利完成了远航任务。

对此，周恩来总理非常满意，在回国后对邝任农等同志说：“民航第一次飞非洲……组织得很好，准备得很充分，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代表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973年6月，因身体原因，中央决定免邝任农民航总局局长的职务，圪塔安排了空军中相对轻松一些的工作。

在空军，邝任农分管了他所熟悉的后勤、军务和外事工作。

之所以说这是邝任农熟悉的业务，是因为邝任农曾经在类似的岗位上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1928年10月，邝任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邝任农历任了粤赣边军事教导队1排排长、红军第21纵队中队长、1大队大队长、红四军50团3营营党代表、红35军特务团团长、寻乌县赤卫总队总队长等职，一直在战斗的岗位上成长。

1931年，邝任农被任命为红35军军需处处长。此后，邝任农又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独立第3师经理处处长、红21军经理处处长、红22军经理部部长、红3军团5师14团供给主任、红5师供给部军实科科员、供给部部长等职，并在长征中担任供给重任。

后来，邝任农又担任了红1军团1师供给部部长、八路军第115师供给部部长。一直从事军需后勤工作。

1939年12月，邝任农再次回到战斗岗位上，担任了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邝任农又历任了鲁南军区司令员、鲁南军区政委。

1940年，邝任农的职务再次变动，担任了八路军第115师情报处处长，负责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的情报工作。后来，邝任农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情报部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邝任农被任命为鲁中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1月，邝任农担任了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驻济南小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就相关问题进行谈判。

1948年7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邝任农进入华东局城市接管委员会，开始接触城市接管筹备工作，为接管山东济南做准备。此外，邝任农还担任着华东军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

济南解放后，邝任农担任了中共济南特别市委常委、联络部部长，济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

1949年6月，邝任农被任命为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后又担任了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

1955年，邝任农奉调进京，担任了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

从这些经历上看，说邝任农时一个全能将军一点儿也不为过，难怪刘少奇主席会给他那么高的评价，说：“部队、民航、军政、后勤，邝任农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出色。”

1975年，邝任农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担任了空军顾问。1978年，会计学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此时，新中国的航空旅客运输量达到了231万人，是1950年时的230多倍；运输总周转量也达到了3亿吨公里，是1950年的近200倍。其中，邝任农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1983年3月，邝任农离职休养，过上了晚年生活。2003年4月25日，邝任农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