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数十年的抗战斗争当中，用来联络传递消息的电台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地下隐秘战线的党员特工们来说，电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著名红色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导演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名叫李侠的“英雄发报员”形象，而在现实中，“李侠”的原型人物李白曾结识过一位专攻无线电的师傅：

这位师傅不仅有着不逊于电影的传奇经历，更是得到了很多人的信任，连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遇到无线电方面的问题时，都会特地去找这位传奇人物问询；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传奇人物因为上级错误的判断，一度被开除党籍。得知此事后，周总理立刻直言反驳道：“他顶多脾气暴躁，心直口快，怎么可能是反党？”

这样一位得到了周总理和毛主席肯定的人物，就是代号“涂木匠”、为共产党地下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革命英雄先辈，涂作潮。

提起涂作潮，和他相熟的人会马上想到他的“特色”，那就是他直来直往的火爆性格。实际上，早在年轻时，涂作潮暴躁耿直的性格就已经显露无疑：

14岁时，由于家徒四壁，涂作潮早早地被母亲送到了二姐夫的身边，想让他跟着二姐夫学习木匠手艺。然而，涂作潮仅仅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学艺不精挨了二姐夫的打，不服气的他直接“撂挑子”回了家；

一年后，涂作潮又跟着大哥涂福生来到了长沙，继续学习木匠活计。当时的长沙已经逐渐出现了进步组织，各种崭新的革命思想如同燎原之火，很快就吹到了各个工人的身上，涂作潮也因此受到了新思潮的感染，开始主动接触革命启蒙的进步思想。

1921年1月，18岁的涂作潮加入了当地的劳工会，并在指引下进入了工人夜校学习。在工人夜校里，涂作潮更为详尽地了解到了共产主义和马列思想，那些自由平等的崭新思想如同一缕春风，让这个在穷困潦倒的日子里过了十几年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和幸福。

正是因此，涂作潮下定决心，要跟随革命队伍一起“打天下”。

1921年5月，木行里的工人因为长期遭受不公平剥削，愤而起义罢工，年轻气盛的涂作潮更是积极主动冲在第一线上，不断呼吁工人联合起来；

很快，这场罢工就席卷了整个长沙的泥木工业，工人们坚持抗议，最终取得了提升工资待遇的胜果，可是冲在最前面的涂作潮却成为了老板们的“靶子”，被长沙整个行业的店铺老板们“拒之门外”。

1924年，无处可去的涂作潮来到上海寻找工作，却机缘巧合接到了杨浦区开办的工人夜校的招生广告。对于革命十分积极的涂作潮马上来到工人夜校报名，并因为之前就接触过共产主义和工人罢工运动，迅速得到了蔡和森的堂兄蔡林蒸的热情招待。

在交谈中，蔡林蒸告诉涂作潮，现在在上海，正有一支队伍名叫共产党，他们的宗旨，就是彻底贯行共产主义。涂作潮听说后，立刻坚定地表示，自己要加入共产党；

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考察期后，在蔡林蒸和林育英的介绍下，涂作潮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自此，在他的面前，一条赤色革命的道路缓缓地铺展开来。

入党后，涂作潮耿直中带着些莽撞的性格仍旧没能改善。1925年5月16日，顾正红烈士在带领工人群众与日本商人奋勇斗争的过程中牺牲，闻听此事的涂作潮立刻冲上街头做革命讲演，结果遭到了英国巡捕的逮捕，经历了长达一个月的牢狱之灾；

被放出来后没过多久，涂作潮又因为一时激愤，当街开枪打伤了调戏女工人的流氓，再度入狱服刑。可即便进了监狱，涂作潮也不肯“老实”，甚至试图组织监狱里的工友们一起绝食抗议，结果遭到了巡捕更为严厉的惩罚，差点死在狱中——

幸运的是，当时各种工人运动频发，巡捕们不敢对他下死手，再加上在党组织对他的大力营救，涂作潮最终再次得以从监狱里逃脱。可是，他这样莽撞而不计后果的性格，也让党组织十分头疼，为了给他一个教训，党组织给了他一个处分，并将已经暴露身份的他送往了俄罗斯莫斯科，让他一边在莫斯科学习，一边“磨磨性子”。

来到莫斯科后，涂作潮短暂地更名为“沃罗达尔斯基”，他拼命学习俄语，并就此开始了属于他的“无线电传奇”——

抵达莫斯科后，涂作潮成为了苏联“东方大学”工人班的“2712号”学生，并暂时加入到了苏联共产党支部中，继续学习有关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

1927年春，斯大林答应为中国共产党培训100名技术干部人员，涂作潮得知此事后，主动写信给东大的校长舒苗斯基，申请学习有关炸药方面的技术，却一时没能得到确切的答复；

1928年6月18日，作为中共党员的涂作潮参加了在莫斯科近郊举办的中共六大。当时，涂作潮的座位恰好在邓颖超的旁边，涂作潮也因此机缘巧合地认识了周恩来周总理，并很快熟悉了起来。

在一起聊天的过程中，周总理听完了涂作潮走上工人革命运动的前因后果，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玩笑道：“原来你是个‘涂木匠’！”

说者无心，谁也没想到，就在几年后，回国的涂作潮真的开始以“木匠”为代号投身于革命活动，而“涂木匠”这一称呼，也就此跟随了他一辈子——

不过，在当时，涂作潮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东大”学生。在中共六大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涂作潮开始投身于无线电通讯相关技术的学习，可是，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原来，在小时候，涂作潮曾经得过一次脑膜炎，尽管命大的他挺过了缺医少药的那段时光，然而脑膜炎给他的大脑留下了不可逆的伤害，也间接影响了涂作潮的记忆能力；

偏偏无线电收发报又是一个需要快速记忆收报内容的工作，当同时期的学习人员都已经能做到一分钟收记一百多个码的时候，涂作潮还只能记住三四十个。

巨大的差距，让涂作潮十分沮丧，可是很快，他又在大学政委老师的鼓励下重新振作起来，决定主攻机务内容，学习如何制造和修理电台。

1930年3月，学业有成的涂作潮走秘密渠道“偷渡”回到了国内，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担任机务教员。也许是走出过国门，又或者年龄渐长，涂作潮年轻时的莽撞性格有所收敛，人也变得机警了起来。

一次，涂作潮按照约定前往设在上海某个弄堂中的无线电训练班，可是，敲开门后，涂作潮惊讶地和门后的外国巡捕面面相觑——

原来，正是同一天里，这个训练班由于人员来往频繁，遭到了敌特的举报，而巡捕和涂作潮可谓是一前一后抵达了这里。好在，面对巡捕，涂作潮急中生智，装成前来讨工钱的油漆工，拉着巡捕好一番撕扯，强行要他去给自己“评评理”；

而烦不胜烦的巡捕一脚将涂作潮踢出门外，“不肯罢休”的涂作潮在门口又骂骂咧咧地嘀咕了半天，才“不情不愿”地离开了弄堂，法国巡捕也因此错失了抓住这个训练班“要犯”的“最佳时机”。

1931年初，涂作潮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前往南昌和国民党谈判释放张辉瓒有关的事宜。

当时，中央苏区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当中，刚刚活捉了国民党重要首领张辉瓒。得知消息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做好了用张辉瓒来和国民党换取士兵、弹药以及药物的谈判准备，可谁也没想到，因为中央苏区和上海的中共中央通讯不畅，因此，苏区并不知道上海中共的计划，更是早早地杀了张辉瓒，将他的人头放在木板上顺流而下，导致不少人都目睹了这一事实。

得知消息时，涂作潮和另一位中共人员已经抵达南昌，并完全暴露在了国民党的目光之下。为了避免招致国民党人的报复，涂作潮和战友马上离开了宾馆，他们步行了三十多里地，最终和南昌的共产党地下人员接上了头，这才顺利回到了上海……

1936年，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发生，周恩来飞赴西安前往谈判，在张学良公馆中又见到了涂作潮。此时的涂作潮已经彻底成为了党中央的“涂木匠”，两人一见面，周恩来便高兴地走过去拉住涂作潮的双手，热情地招呼道：“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很久没有见到周恩来，涂作潮又激动又开心，他紧握着周恩来的手，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只好兴奋地跟着重复道：“你也辛苦了！你也辛苦了！”

两个人简单聊了几句近况，周恩来突然摸着自己下巴上浓密的胡子，狡黠地说道：“木匠，你看看我的胡子已经这样长了！……你有刮胡刀吗？”

涂作潮连忙点头：“有倒是有，只不过不太锋利了。”

周恩来一边接过涂作潮的刀片，一边笑眯眯地道：“这没关系！”说着，他利索地刮起了自己的胡子，没过多久，一张干干净净的脸出现在了涂作潮的眼前，周恩来就这样借用涂作潮的刮胡刀修整了一下自己，这才神清气爽地前往公馆办公室去和蒋介石谈判了。

“双十二事变”解决后，涂作潮重新回到了上海，他化名“蒋贵庭”，在上海当地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假借给人修理收音机为名，开始暗中替共产党修理电台、传递情报，也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当中“李侠”的原型人物：李白。

李白，是中共中央从延安将其派往上海的一名新手报务员。抵达上海后，李白很快拜师在了涂作潮的名下，而涂作潮也对他倾囊相授。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李白就能够修理并给电台装配一些简单的零件，他也从一名“菜鸟”，成长成为了一名独当一面的“全能性人物”。

1941年底，为了保全革命有生力量，李白和涂作潮“分道扬镳”，涂作潮则自己又开办了一家新的小店铺，继续在明面上以修收音机为生。

当时，日寇已经侵占上海，上海的地下工作危险重重，涂作潮凭借着自己干瘦巴巴、毫不起眼的工人外型，加上不离身的修理工具包，将自己伪装成走街串巷修收音机的小工人，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日寇巡捕的搜查，帮助中共中央的上海地下工作传递了无数秘密情报，立下了赫赫功勋。

为了能把电台藏起来、不让进屋搜查的敌人们发现，涂作潮专门设计了一种收报机：在普通的收音机上临时焊接两个小线圈，采用“并联再生”的方法，将收音机改造成了收报机，从而达到接收并发射信号的效果；

而一旦有日寇发现，收报员们只要扯掉两个小线圈并销毁，收报机就会眨眼间变回收音机。

正是他这个巧妙的设计，没过多久，当李白暴露时，日寇由于没有确切的发报机证据，最终无法为李白定罪，李白也得以从中死里逃生；而与此同时，靠着这样一手精湛的技术，涂作潮也为中共中央制造了许多电台，更是培养了许多无线电通讯专业的人才，这些人才和工具散落在全国各地，为中国抗战最终取得胜利、新中国最终成立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和支持……

1949年5月，涂作潮开始担任上海军管委员会的军代表，并先后接收了中央无线电器材公司和黄河理工仪器厂等多家工厂。在完成收购后，涂作潮又开始在全国范围里挖掘能够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科技支持的“伯乐”，后来发明五笔字形基础功能“见字识码”的支秉彝，正是在涂作潮的保释下，得以被委以重任，留下了属于他的精彩。

1958年，苏联援华项目之一“电机转子短路探测仪”从捷克运抵上海电机厂。然而，当涂作潮拿到探测仪的图纸时，敏锐地发现，这张图纸上有问题；

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敢质疑苏联“老大哥”提供的产品是错误的，比起中国这些科技水平落后的专家，苏联的无论是专家还是仪器，似乎更加可靠、可信，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对涂作潮的这一疑问持反对态度，更有人讥笑他：“看不懂图纸，还硬说是错的。”

面对大家的讥讽和质疑，涂作潮没有反驳，他将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研究，最终亲自做出了正确的电机转子短路探测仪图纸，证明了自己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涂作潮由于评论斯大林冤杀苏联红军将领的行为，被认定是反党言论，随即被开除党籍。这样的惩罚实在是过于严重，消息很快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桌前，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十分吃惊地直言道：“涂木匠顶多脾气暴躁，心直口快，他怎么可能反党？”

可是，在这之后，周恩来始终没能为涂作潮平反。由于多年操劳，疾病日重，周总理最终于1976年1月离开了人世。

在周总理灵前，涂作潮想起自己和周总理不多的几次见面，尽管时间并不长，可是两人却始终保持着纯正的革命友情，想到这里，涂作潮潸然泪下，因为多年冤屈而行动不便的他，坐在轮椅上拼命低下身体，向他敬爱、信赖的周总理鞠躬致哀。

好在，1982年，随着风暴的过去，涂作潮终于等到了为他平反、恢复党籍和名誉的这一天。在这之后，涂作潮又将精力投入到了整理党史和军史的过程当中，他将自己为无线电、为通讯行业所付出的、这许多年的一点一滴，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为后世万代人员留下了宝贵的记忆。

然而，由于之前受冤的岁月里，他的身心都饱受摧残，因此，平反后的涂作潮卸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身体也随之迅速衰弱了下去。1984年12月31日，涂作潮在医院病逝，享年79岁。

涂作潮的一生，是绚烂而传奇的一生。尽管他脾气暴躁，也有着种种“缺点”，可是，刚正不阿、坦荡无私的他，也成为了让无数人敬仰的对象；

实际上，这样的一生并不只是涂作潮的一生，更是千千万万个曾经在抗争年代里的“听风者”的一生。我们也应当向这些革命先辈们学习，用他们的过去，激励我们的现在，引导我们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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