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学理论的丰碑《书谱》中，孙过庭以“章务检而便”五字凝练章草艺术精髓，这一论断恰似北斗悬天，为后世理解其章草创作提供了枢机。其亲书《佛遗教经》作为现存稀见的孙氏章草墨迹，不仅印证了理论体系的严密性，更展现出书家对古法的创造性转化。
“检”“便”互济：理论范畴的深层解诂“检”者，法度之绳约也，溯源于汉魏章草“银钩虿尾”的程式规范；“便”者，书写之流便也，肇始于实用书写对效率的天然诉求。孙过庭在《书谱》中将这对矛盾范畴熔铸为艺术哲学命题，实暗合《周易》“变易”与“不易”之辩证思维。张怀瓘《书断》谓章草“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恰为“检”“便”关系作注——前者指向结构约束，后者强调运笔效率。
《佛遗教经》的书写实践，正是对此理论命题的视觉解答。观其点画，横画起笔多取隶书“蚕头”之形，收笔顿按出锋却化章草波磔为含蓄内擫，此谓“检中求便”；结字纵引笔画时突破章草惯常扁方体势，却通过重心下压保持稳定感，可谓“便中守检”。这种辩证统一，恰如禅宗“于相离相”之妙谛，在束缚与解脱间觅得中道。
笔法维度：篆籀气骨与使转风神孙氏此作笔法系统呈现三重美学境界：其一，以篆籀中锋筑基，如“灭”字末笔垂露，浑厚如钟鼎铭文；其二，融隶书波挑于无形，“慧”字右部挑画化章草典型“雁尾”为轻提暗收；其三，参以今草使转，“无”字圆转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气脉连绵不绝。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论章草“妙在穷源篆分，解散隶体”，在此作中得到完美印证。尤其值得关注者，乃其疾涩相生的运笔节奏：写经所需的庄重感使其行笔速度较《书谱》明显减缓，但通过提按顿挫的丰富变化，仍创造出“骏马斫阵”般的力度美感。如“戒”字戈钩，先以逆锋涩行积蓄张力，至转折处突然发力弹出，再现蔡邕“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笔势哲学。
结体章法：宗教仪轨与艺术自觉作为佛教根本律典，《佛遗教经》的文本神圣性要求书写必须遵循特定仪轨。孙过庭在处理这一特殊题材时，展现出惊人的形式把控能力：单字结构在保持章草典型符号特征（如“常”字末笔两点简省为牵丝）的同时，通过部件错位制造险势，如“修”字右部故意左倾，似危石临渊却终归平衡。
通篇章法尤见匠心。不同于敦煌写经的齐整如算子，孙氏采用“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字距疏密随文意起伏，重要经文节点常作字组连带，如“当制五根”四字一气呵成，形成视觉重音。这种设计既符合佛教典籍的庄严性，又通过节奏变化避免机械抄写之弊，暗合张彦远“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的创作观。
墨色禅境：物质痕迹与精神超越在墨法运用上，此作开创唐代写经书法新境。孙过庭突破当时写经体“乌方光”的程式，通过蘸墨频率控制形成自然枯润变化：开篇“释迦牟尼佛”数字墨色沉厚如古潭静水，至中段“诸行无常”句渐现飞白，恰似禅僧棒喝后的顿悟清明。这种墨韵节奏与经文内容形成精妙共振，使物质性的墨迹升华为佛理的形象显现。
尤其令人称绝者，乃其对“空”字的特殊处理：中部留白较周边扩大，笔断意连处似有月光穿牖。这种“计白当黑”的空间意识，早于董其昌“以淡墨造虚境”六百年，实为书法美学史的重要突破。包世臣《艺舟双楫》所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在此已得先声。
历史定位：复古旗帜下的现代性突围置于7世纪书法史坐标系中，《佛遗教经》的革新意义愈显昭彰。相较于智永《真草千字文》对章草符号的精致化改造，孙氏此作更多保留了汉简章草的朴拙气息；而与陆机《平复帖》相比，又明显强化了笔法的表现性维度。这种“古质今妍”的审美取向，实为唐代书法“尚法”潮流中的一股清流。
其影响如暗河潜行，在宋元章草复兴运动中重见天日。赵孟頫《急就章》中“敛纵有度”的结体原则，鲜于枢《王安石杂诗卷》对墨色节奏的把握，皆可追溯至此作开创的法乳源流。更值得关注的是，此作将佛教义理转化为视觉形式的探索，为后世文人书家（如八大山人、弘一法师）开辟了“以书证道”的新路径。
双峰并峙的美学启示《佛遗教经》与《书谱》的并置，恰似终南山阴阳双峰：前者以宗教虔诚熔铸法度，后者借理论思辨解放性情。当我们将“章务检而便”的命题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可见其本质是探讨艺术创作中理性与感性的永恒博弈。孙过庭通过此作昭示：最高妙的艺术境界，不在破除规矩，而在戴着镣铐舞出自由的真谛。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智慧，不仅照亮了章草艺术的复兴之路，更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超越形式创新的精神启示——真正的艺术自由，永远生长在传统的深根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