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延安，毛主席正专注地批阅战报。突然，一名秘书匆匆进入，脸色凝重：“主席，有紧急情况！”他递上一份电文。

毛主席心头一沉，他知道，秘书不会如此慌张地打扰他，除非情况十分严重。他打开电文，眼睛迅速浏览其中的内容，立刻感到震惊：八路军冀鲁边区副司令黄骅及多名干部，在会议上遭到公开处决！

在1943年的六月底，黄骅在大赵村召开秋季反“扫荡”任务的会议。天刚蒙蒙亮，他与参会的陆成道、崔光华、陈云彪等人一同出席了会议。

会议进行到下午六点左右，一个自称周云洪的人突然闯入，并出示了一封介绍信。黄骅阅读后，要求他先去管理股休息，但周云洪却留在会场，与其他人交谈。

黄骅本想让他离开，但接着又进来了一个叫冯冠奎的人。

冯冠奎是军区的手枪队长，他在会场上露面引起了黄骅的疑虑，但军区司令仍然决定任命他。

然而，冯冠奎的到来并非保障会议安全，而是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屠杀。他和周云洪掏出手枪，向毫无防备的会议参与者开火。

在混乱中，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八名军区干部惨遭杀害，倒在了血泊中。尽管警卫部队及时赶到，但凶手们已经逃离现场。

黄骅是一位具有卓越功绩和坚定意志的优秀干部。他自1928年参与赤卫队开始，1929年加入党，成为真正的老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抗日斗争，1941年被调至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

然而，黄骅这位杰出的同志却在叛徒的手下惨遭杀害。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屠杀的策划者竟然是他的上级，冀鲁边军区司令邢仁甫。

邢仁甫曾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八路军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在黄骅调任后，他的心态逐渐恶化。他将军区视为自己的私人领地，忘记了初心，只关心个人权势和享乐。

1942年，冀鲁边军区陷入困境，而邢仁甫却沉迷于望子岛的安逸生活，不愿与日军交战。这种行为引发了其他干部的不满，其中最强烈的批评来自黄骅。

延安发来的一封电报彻底改变了邢仁甫和黄骅的关系，也使邢仁甫对黄骅产生了恶意。尽管邢仁甫是黄骅的上级，但黄骅毫不隐瞒地向中央报告了邢仁甫的问题。

中央了解到邢仁甫的情况后，决定将他调往延安学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纠正他的思想。1943年春，中央向邢仁甫发去了电报。

邢仁甫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央派他去学习是为了剥夺他的权力。他离开后，担心冀鲁边军区会被黄骅接管，进而加深了对黄骅的敌意。

邢仁甫多次推脱学习，以路途遥远和身体不适为由，请求推迟离开。中央虽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实际上，他却在这段时间里密谋着杀害黄骅等人。

邢仁甫与土匪头目冯冠奎勾结，安排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他们在六月三十日选择在大赵村行动，希望一举消灭所有主要干部。

然而，这次行动并没有像他们计划的那样顺利。并非所有人都死在袭击中，一名幸存者目睹了冯冠奎的行凶。在他的证词下，军区逐渐揭开了真相。

邢仁甫原本以为自己可以逃脱，但最终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要枪毙他。他感到惊恐，但仍试图利用在冀鲁边军区的地位，谋求另一条出路。

邢仁甫一心想在冀鲁边军区拉拢其他人，他以望子岛为中心，积极策划叛变投敌活动。他召集亲信，并邀请各部队首长来岛上开会，表面上是商量大计，实则是打算将他们牵扯进来。

然而，他的意图很快被识破，师部决定假意答应他的要求，然后趁机将他逮捕，前提是要让他离开望子岛，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巢。他们以会合的名义邀请邢仁甫，但消息泄露了。

当他得知众人要逮捕他时，邢仁甫立刻惊恐万分，赶紧逃回了岛上。他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对冀鲁边军区的掌控力几乎丧失殆尽。

然而，他不甘心失败，开始四处散发《告边区同胞书》，企图用这份传单煽动叛乱，称自己是被“迫害”的。他还与日军勾结，为他们提供情报，试图制造混乱，为自己重新掌控军区创造条件。

然而，他的计划全部失败，日军的“扫荡”被击退，军区及时向军民澄清了情况，揭露了他的叛国行径。得知真相后，人们义愤填膺。邢仁甫知道自己无法再待下去，于同年10月带着妻子和几名亲信逃到天津，投靠了国民党。

在叛变后，他迅速加入了军统天津站。1944年，他投靠日军成为汉奸，并担任了所谓沧南六县“剿共”挺进总司令。然而，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加入了军统。到了1948年，他晋升为军统天津站的一级少校组长。

然而，天津解放后，他被捕。经过调查，他被认定为罪犯，于1950年9月在盐山被执行枪决。